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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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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灯,因为这些是战略储备用灯。但希特勒却支持施佩尔。“如果为这样一件事便动用如此大量的探照灯”,他解释说,“别的国家会认为我们多得不得了。”

他的想象力超过了现时的宣传。他计划作一永恒的记载并将之出口,请了著名女演员兼导演里妮·莱芬斯达尔拍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赏她的作品,尤其是《蓝色的光》。他向她保证,如她能拍一部纪念1934年党的生日、长度与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她虽然很反感,却只好屈服。但一旦离开他的面,她便说自己拍不了纪录片。她把这一导演任务交给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则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来时,离纽伦堡大会只还有两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发现她,将这一任务交给别人时大吃一惊并要立刻见她。

希特勒并没有生气,只用好言劝解。“你只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时间”,他说。她反驳说,若加上剪接,那就是6个月。希特勒听后说,“噢,但你还这样年轻呀!”她坚持不干,说拍这样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适的。“我不是党员,连冲锋队和党卫军都分不清。”

“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说,“那会给人们以崭新的看法。”她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同时,为了给这一6天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兴趣,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镜头:她动用了飞机、吊车、旱冰鞋,还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大会开幕前一星期,她带了一个120人的摄制组(其中有16名摄影师)来到纽伦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应给的一切帮助。连城内的救火设备和其它公共设施也交给了她。

大会的参加者开始像洪水般涌向纽伦堡。他们是早在数月前就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人都有一个号码,一辆指定的卡车,一个指定的车座,在纽伦堡附近的大帐篷城里还有一张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会正式开幕时,数以万计的党员已排练完毕。那天晚上,元首在旧市政厅致简短的欢迎词后,汉夫施坦格尔发表了冗长的讲话,敦促外国报刊“只报道在德国发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释”。之后,希特勒下榻的旅馆“德意志旅馆”被最少有1万名党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一再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现在阳台上。他们的狂热的脸孔,使L·希拉(当时在《环球报》工作)不禁想起了路易西安纳州“神圣的漫步者”脸上的疯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现在卢波尔德竞技场上。他更像是受人们崇敬的目标,而不是演讲者。他急剧地走了进来,后边跟着戈林、戈培尔、赫斯、希姆莱和数名副官。乐队奏起了《巴登维勒进行曲》。待动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毕,赫斯走到台前,缓缓地读了1923年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名单。对3万名听众说来——外国记者却不然——这是个动人的经历。最重要的话是出自地方长官瓦格纳之口——他宣读了一份希特勒的公报。因瓦格纳的声音酷似希特勒的声音,致使一些收听广播的记者真以为是他。“尔后1000年内的德国生活方式肯定已决定了”,瓦格纳读道,“对我们说来,动荡的19世纪业已结束。在今后1000年内,德国不会再发生革命。”

崇拜者几乎不间断地发出的欢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痴,但他仍受焦虑的折磨。前来欢度节日的冲锋队员,许多人是带着悔恨和觉醒前来的。一想到可能发生尴尬甚至危险的场面,他就觉得紧张,有时连自己也悔恨起来。一次,在党的官员常常光顾的饭馆里进餐时,他突然转问汉斯·弗兰克。“6月30日你在慕尼黑迟迟不动手,使我很恼火!”他喊道。当弗兰克再次要求辞职时,他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用不了几个星期,州法这个笑话就会结束。”帝国,将发号施令,巴伐利亚州和其它各州都得服从,他说。在一阵令人周身不适的沉默后,他走了出去。

由于大会越来越激动人心,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心情。这在7日晚表现得特别明显。是晚,20万忠实的党员打着20多万幅旗帜,把卓别林体育场挤得满满的。他们的队伍之整齐有如军队。施培尔的130架探照灯,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体育场被照得如同白昼,看来像个由闪闪发光的巨大的白柱围成的大厅”,施培尔回忆说,“在威武雄壮的光墙上,偶尔也有丝丝浮云飘过,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漂泊。”在可怕的寂静中,希特勒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产生了可怖的效果。“我们是强大的,将会更加强大!”他说。这既是许诺又是威胁。

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从10多个角度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在拍摄过程中,那些爱管闲事的褐衣党徒,在戈培尔的唆使下,瞒着元首,对她进行干扰。他们不断骚扰摄影师,把他们从最有利的角度推开,甚至拆除了几个摄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胁,因为冲锋队有可能作出反应。两天后,50000名冲锋队员在体育场内集合;希特勒对此是有所防备的。“体育场内气氛相当紧张”,希拉回忆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党卫军卫队也大规模集结在元首跟前,把他和冲锋队分开。”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会有人在元首的“胡萝卜加棍棒”的讲话中拔出手枪来。在讲话中,元首赦免了所有与罗姆阴谋有关的冲锋队员。

大会在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结束了。这就保证了次日(9日10日)最后一个节目的成功。这天被定为建军节,为此,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后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30万名观众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记中写道,尚武精神并不是霍亨佐仑家族的产物。“它是深种于所有德国人头脑中的东西。今天,他们的表演活像是孩子们在玩马口铁做的玩具兵似的。”

希特勒也像群众一样沉醉在欢乐中。在他结束最后的讲演后,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长时间静不下来。赫斯的声音终于被听见了:他代表纳粹党向元首告别。“党就是希特勒”,他说,“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向希特勒欢呼!欢呼胜利!欢呼胜利!欢呼希特勒胜利!”疯狂的人群有节奏地“欢呼胜利!”此情此景实在令人兴高采烈,令人欢欣鼓舞,令人热血沸腾。但对那些未受希特勒感染的人们说来,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兽的咆吼,是发自山洞里的尖声怪叫。

元首与军队的婚礼的最佳象征莫过于此了,而他也决定向高级将领们作出和解的姿态。当晚,在他下榻的旅馆前举行了壮观的军队游行后,他邀请他们共进晚餐。“我知道,你们指责我们党内存在着不少错误的东西”,据当时在逐字逐句记录的冯·维希将军的记录,希特勒当时说,“我承认,你们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你们也要记住,在斗争的时刻,知识阶层抛弃了我,所以,与我一起工作的,大都是些质量不高的人员。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个缺点。但是,如同新武装力量里军官团的建设需要花几年时间一样,党要建立起一个好的领导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他的话是有效果的,因为,据维希记载,“他懂得如何用其高超的技巧,使他的讲话适合听众的需要。”

后来,希特勒参观了兵营。在那里,这位老下士与士兵们打得火热,又说笑话又回忆当年。回旅馆后,他轻松愉快,在与心腹们一起吃夜宵时,详细地讲述了与士兵们团聚的情况。一周来的劳累以此作为尾声,这是最合适不过了。

两天后,总统府举行招待会,欢迎希特勒。他神采飞扬。那些一直在躲避他的外交官员们,不得不向新总统表示正式的祝贺。多德大使从未见他“如此高兴过,他一一向各国代表致意。”尽管出现过某些令人不快之事,尽管他也有过焦虑的时刻,他还是完成了他原计在纽伦堡要做的一切。党重新团结起来了,人民和军队站到了他的一边。

尽管有戈培尔的干扰,党的纪念碑也未受到破坏。里妮·莱芬斯达尔及其摄影师们拍摄了数以万计英尺的不平凡的材料。影片在剪辑期间,抗议像洪水一样朝她劈头盖脑打来。提抗议者都是那些未上镜头的党的官员和抱怨宣传不够的人们。她拒绝作出修改,希特勒则提议搞个妥协:想法把满腹牢骚的领导人的照片加进影片中。这是对莱芬斯达尔的艺术原则的冒犯;她拒绝了。希特勒也同样强硬地坚持己见。据她自己说,她当时一边跺脚一边喊:“我不干!”“你忘了你是在向谁说话?”他回答说。然而,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而希特勒又如此欣赏她的天才。结果,影片出来后,未作任何改动。她将影拼命名为《意志的凯旋》,因为她再没有更好的片名。在首映式上,党的官员们对她很是冷漠,但是,就连她的最凶恶的批评家戈培尔也明白,影片取得了卓越的成功。它的手法,比任何其它宣传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片都远为有力。它获得了当年为最佳影片而设的“五一文化成就奖”。

该片也被一致认为是最重要的纪录片。后来,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影片展览”会上,它以其艺术性而不是内容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

(2)

街头巷议出现了,说里妮·莱芬斯达尔是希特勒的情妇。这个攻击,与其它攻击一样,如说他与一些著名女演员诸如奥尔加·特歇绍娃、里尔·达戈维尔和波拉·纳格里睡觉一样,都是缺乏根据的。希特勒在这些娇艳的女人身上寻找的并不是性行为,而是他的被压抑的波希米亚天生所追求的刺激。

里德斯德尔勋爵的女儿尤妮狄·密福特刚从英国来到。她在慕尼黑学艺术,刚好碰上了新德国的激动时刻。从希特勒吻她的手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心全意的鼓吹者。她是个生性快活、放荡不羁、满头金发的姑娘,有时会说出最粗鲁、最令人惊奇的话来。她对生活的创见,以及活泼的幽默感(她的5个姐妹也一样)对希特勒说来,都是个崭新的、清鲜悦人的经历。她常在希特勒左右。于是谣言不久后又四起——与其它谣言一样缺乏根据——说她是他的情妇。

希特勒权力上升后,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女人急于与他为伍。也许是因为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致使他的老关系贝希斯坦太太打翻了她的醋瓶。她公开批其他,对他的某些改革进行斥责。据弗里德林·瓦格纳说,一般说来,她总是先问元首是否疯了,然后破口大骂,令他无法招架。“在凶恶的骂声中,希特勒像行为失检的小学生一样,羞愧地站立着。”

希特勒眼界的不断开阔,使爱娃·勃劳恩尤其悲愁。在他上台后几天,他给了她一个婚戒、一个耳环和一只镶宝石镯子,作为她21岁生日的礼物。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意与他的情妇结婚。比诸先前,她更少与他见面了。他偶尔也会从柏林给她打来电话——一般是从公共电话间打来。为了不使她父母得知她与元首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她说服了父母,在她寝室内装了一架自用电话。只要他到慕尼黑,他就会叫她到他寓所。但在贝希特斯加登,她一般都住旅馆,目的是抛头露面。

到了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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