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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9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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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诏,臣为宋朝的臣子,敢不奉命?”

说得多好啊,许多大臣再次看着郑朗一头白发,感慨万千。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不久就传到后宫,高滔滔听后,同样是感慨万千。

郑朗弹劾后回到郑州了。

经他的带头,再次将濮仪案翻了出来,或者要求赵曙将韩琦与欧阳修黜罢。看到赵曙沉默不言,更多的大臣纷纷要求退出朝堂。

纷纷扬扬间,傅尧俞与赵鼎赵瞻从契丹返回。

听闻后,三人上书,陛下,我们也一道与吕诲言濮王事,如今三人因言事而罪外放,请将我们也定罪外放吧。傅尧俞说得更清楚:“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

赵曙也不想将三个言臣贬出朝堂的,然而因为韩琦与欧阳修所逼,不得不为。只好苦劝。正好赵瞻为接伴契丹使,对延和殿,赵瞻说道:“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称皇考,非典礼,更开子孙后患。”

赵曙头痛,这个说法最先出自郑朗,如今许多大臣皆用父子身份与他的名位,还有他的子孙说话,又无法辨,心中郁闷,说道:“卿尝见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

赵瞻说道:“此大臣之义,陛下未尝自言也。”

郑朗虽进谏,也在指拨,你们将帽子往赵曙头上扣不管用,得往韩琦与欧阳修头上扣,给赵曙台阶下,说不定皇考议就作废了。赵瞻也很精明的,立即递出一个又长又安全的台阶过来。

赵曙叹气道:“此中书过议耳。”

与我无关,为濮仪的事,在三人身上,人性丑陋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陛下喻旨。”赵瞻立即说道。一句话大好机会错过,想使濮仪之争胜利,不是赵瞻这样玩的,不能急,先将韩琦与欧阳修倒出朝堂,没有他们二人帮助,最后逼一逼,赵曙什么也做不了,只好向大臣们投降。

“朕意已决,决无庸宣谕。”

赵曙不同意,三名言臣求去抗议,赵曙想留,可韩琦与欧阳修抓住了他的把柄,不得不向韩琦与欧阳修屈服。结果又让韩琦将傅尧俞弄到科州,赵鼎通判淄州,赵瞻通判汾州。

六名言臣全部弄出去,司马光奏道:“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皆曾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众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行法有所偏颇。臣是用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媿朝廷之士,出则臱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

四奏不报。

不但司马光的辞表不报,其他大臣赵曙也不报。

不能报,若这样发展下去,朝堂上会空了大半。当然,有大臣,有的是大臣填补,但赵曙也不笨,朝臣是何等重要,随随便便调来一个地方臣子就能胜任?

闹到最后,连曾公亮都不好意思了,说我呆在宰辅有失,请将臣也外放吧。

彭思永被逼无奈,他身为御史中丞,再不发言,大家一起讥诮他了,上疏请正典礼,赵曙感切,但又说我倒是想施行,可是政府(指中书)持之甚力,无果。韩琦与欧阳修听到后气愤难当。

这一切,都是郑朗带来的。

又因为国家财政困难,于是将主意打到严荣身上。下了诏书,将严荣调到邓州,换了银行监使。

其实早在郑朗预料之内,只不过没有想到他们主意打得这么晚。在这里,郑朗挖了一个好大的坑等于二人跳下去。

第八百零七章 倒计时(四)

严荣接到诏书,没有拒绝,但提出一个请求,父亲生病了,在京城可以照料着,一旦下了邓州后,远离家乡,请朝廷准许请两个月假期,服侍父亲。这是客气的说法,若不行,我宁肯拒职,也不去邓州了。

二选一,A还是B。

韩琦一听,不会那么巧吧,担心郑朗使诡计,派人查了一查,还真生了病。

授意肯定是郑朗授意的,很早留给严荣一个锦囊,说了许多东西。朝廷财政允许韩琦将它败坏,民间的经济基础不能败坏,还有这个银行。这有一个比喻,就象楼市,都知道有泡沫,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官员要吃要喝要玩要乐,既得利益要赚钱,统治者只好苟和,或者做一些微调。可这些微调又不敢于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至还拿出百姓的纳税钱,维护着他们。于是越调越高。具体一点,这边在调,那边地价越卖越高,政策越来越松,银行不肯打压等等。泡沫越来越大,最后国家,百姓,与地方官员,以及既得利益者,统统下海。

那早知道如此,为什么不趁早将泡沫挤出来?

关健这个结果没有到来,皆存着侥幸心理,民间有俗语,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然而郑朗知道。

他又没有办法,到了万不得己的时候,他想出另一个办法,不是替国家缩小泡沫,而是将这个泡沫索性吹大,大的速度越快,越容易爆炸。

还是民间的那句话,叫不破不立。或者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因为泡沫炸得越早,伤害越小。否则真到了全国上下全部牵连进去的时候,一旦炸开,国家什么也没有了。

但有一个前提,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民间经济不能让朝廷伤害。破的目的是为了立,而不是为了破本身,立需要基础,这个民间经济就是立的基础。

因此有了这个锦囊。

郑朗也不知道严荣的父亲会生病,锦囊上所写的仅是让严荣尽量拖上一两个月,严荣父亲生病那仅是一次巧合。

他这几个学生皆很争气,无论范家二郎,或者吕公著、司马光、严荣与王安石,或者小苏,作风都很好,生活俭朴,为人忠厚,吏治之才皆不差。相对而言,倒是大苏差了一些,稍稍有些花,可受郑朗影响,也比史上好得多。

就是大苏,对父亲也十分孝顺。

韩琦确认严荣父亲生病,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反正打的是银行主意,让严荣下来,目标达到,再追究下去,做得太明显。并且到今天为止,朝堂在郑朗进谏下,依然在闹,不得安宁。再加上政务,韩琦苦逼得,也没有多少心思。

严荣下,上的人乃是孙思恭,为宛丘令时,转运使以水灾时孙思恭却在征舂夫,两相争执,孙思恭弃官回家。因精通易经与算术,吴奎推荐,加秘阁校理。赵祯晚年将赵曙当成备胎,将孙思恭调到赵曙藩邸处做为说书。赵曙即位,擢为天章阁待制。素来与欧阳修关系十分良好。

银行监就在三司附近,韩琦与欧阳修将孙思恭喊来,秘议一番。也没有说其他,仅是说了西北用兵,国家多灾多害,皇上继位登基又大肆赏赐,用了一些钱帛。然外面人不懂,多责怪于中书,因此让孙思恭将银行的分红挪用出来,先行解决眼下的财政危机。至于欠款,等濮仪争事了后,再慢慢偿还。

孙思恭在赵祯朝未得重用,对赵祯也没有多少感情。严荣守的是赵祯诏令,在欠款未偿还清前,勿得挪用。那是赵祯的诏书,非是赵曙的诏书。况且严荣为了赵祯的永昭陵已挪用一回。

这也是欧阳修的说法,孙思恭却不知真实情况,是韩琦逼迫曾公亮,曾公亮只好央请郑朗说服严荣,中间韩琦利用郑朗对赵祯的感情,替国库节约一批支出。

但让欧阳修一说,郑朗师徒做得很不好的,先帝的永昭陵就可以挪用,现在皇上要钱用,为什么就不能挪用,难道这个钱帛不是国家的,而是你们师徒二人的?

进银行监后,查了一下账目。

严荣把关把得好,近三年下来,除了永昭陵的费用外,依然还了六千三百多万缗欠款,也就是河工的欠款若没有意外,今年年底纵然还不清,也不会剩下多少。

为什么非要今年一定要还清?况且也剩得不多,孙思恭将银行的钱帛一笔笔拿出来,递向中书,向中书紧张的财政输送血液。

韩琦松了一口气,达到目的,不去再管。

而是选命言臣,此时仅剩下彭思永与邵必两个言臣,按照编制,台谏正式的言臣必须达到十六人。这也太不象话了。而且就这两个言臣,彭思永还一直在哼哼唧唧。于是增补。不过这一回增补的人选,韩琦与欧阳修慎之又慎之,一定要心腹进去,否则没完没了。

以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郭劝的儿子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黄照为侍御史,蒋堂的儿子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孔道辅的儿子孔宗翰为监察御史。再次大哗,这是国家言臣机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专门用来与宰相做对的,但现在任命的这几人皆是韩琦与欧阳修亲信。这个台谏还用来做什么?

总之,韩琦与欧阳修此次破坏了N个宋朝制度。

特别是蒋之奇,一直是欧阳修的门生,然去年与范镇儿子范百禄以及其他几名官员参加制科试,范百禄等人中第,蒋之奇不中,盛言赞扬欧阳修崇濮王为是也,大拍马屁,求媚以进,此人乃是欧阳修门下第一走狗。

看到此人进入御史台,诸位大臣吵得更凶。

然而这个蒋之奇到了御史台,彭思永天天给他洗脑,以后他会很好玩。

但着急的不是大臣,而是赵曙。

有点儿不妙,马上韩琦与欧阳修将宋朝化为二人转了,于是议西府。文彦博来到西府后几乎消失,这让赵曙感到很不满。因此想替西府再添一名宰相。

他想到一个人,张方平。

此人有文武才,有经济才,无论在三司或者治蜀,或者在西北皆建功立业。有文学之才,有吏治之才,有军事之长。

然后议一出,欧阳修立即反对。

赵曙不乐意。

他能力不如赵祯,但简单道理会懂的,不能让朝堂真正成为一言堂。论君臣典范,无疑是赵祯与郑朗为相之时,就是那时候,自己那个养父依然保留着一些郑朗的政敌,默视台谏与宰执的作对。为什么我仅任命一个西府二号首相就不行呢?

韩琦也有韩琦的想法,本来国家已经乱了,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种种,若不是你做的那些事,何至于此。再让张方平进入西府与自己对抗,郑朗在外围呼应,大臣们群起而攻,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君臣皆不能互相理解。

最让韩琦与欧阳修生气的是,明明赵曙屡屡授意,让自己帮助他替赵允让正名皇考,可在外面,却屡屡扬言,朕没说哦,这乃是中书做的。

关健的一击到了。

银行一年这么多的利润,郑朗料定韩琦与欧阳修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打它的主意。

怕出意外,于锦囊里授意严荣做了一些安排。

针对的还是财政。

具体财政的败坏,也不能说是韩琦一人的错,实际郑朗南下后,财政就渐渐在败坏。郑朗悄无声息地改良了一些弊端,南方大开发带来的逼加值,将这一趋势掩盖下去。

经郑朗推荐,庞籍再度为相,又做了一些改良。成就宋朝经济第二良好的时光。庞籍下去后,富弼为相,已经在败坏,再到韩琦为首相,再度败坏。但河工耗资巨大,至少达到前无古人的投入,又是宋朝的最中心地带,这次带来的附加值更大,再度将这个败象掩盖下去。

河工结束了,相关作坊运输一起也就结束。韩琦的粗心大意,也非是算是粗心大意,能看穿这个经济真面目的,至今在宋朝并没有几个人。因此用得有些大手大脚,结果导致财政迅速出现困难。才没多久,司马光就上书,各州府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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