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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配套和辅助。如此一来整个市场显得非常地井然有序，竞争少了产业协同发展的模式自然就形成了。甚至这些大企业会常常联合起来形成价格同盟对抗外来势力。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生存业态，菊国的经济发展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集团优势对外拓展。当然，这样的生存业态也会带来一些弊病，比如固步自封、缺乏活力等等。但不得不否认，菊国国民性的这种团结对外的特性的确在很多时候有着强大的力量。
除了池上映画之外的另四家公司。松石映画的经营范围横跨表演、艺术及电影产业。松石的创业时间已超过一百年是菊国国内资格最老的老牌演艺公司。
除了电影，松石在戏剧表演方面上的经营是全菊国第一位的。歌舞伎、文乐、歌剧、相声、相扑、职业棒球、交响乐等皆是松石涉足的范围，尤其在歌舞伎的演出收入上松石是第一把交椅。松石曾与其他电影大厂共同参与富士电视台的创立，现在也自行设立了几个卫星电视频道，转播戏剧及播放自制的电影、电视剧。
东洋映画除了电影制作及发行，还经营这电影院、影城、卫星电视、及影片出租等相关业务。其核心业务主要是在电视产业上菊国最大的朝日电视台的大股东就是东洋映画。
真活株式会社，是由1912年创立的菊国活动写真株式会社发展而来。60年代以后因电视迅速普及，电影观众急剧减少，真活的制片方针作了相应的改变，拍出以青年一代为对象的影片如《太阳的季节》、《疯狂的果实》、《逆光》等，迎来了所谓真活青年电影的鼎盛时期。真活已经完全退出了电影发行领域。而在菊国电影界最富有争议的av产业上，真活是无可置疑的no1。
角山映画的前身是二战时，统合菊国国内小型电影公司成立的帝国映画制作株式会社，属于菊国战时体制企业之一。成立之初就有着浓厚的军方背景，战后成为民间企业。70年代初帝国映画濒临倒闭，后来被大型出版社之一的角山书店买下，成了整合在角山旗下的电影事业单位，角山映画最主要的业务是在纪录片、小成本影片的投资上。
这五大映画企业在菊国电影协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难怪池上映画可以那么轻松的利用菊国电影协会的资源了。
《决战黄海》这部电影由池上映画发行，在电影界自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论。五大电影公司互为同盟，连气同声，即便是业内的一些持右翼立场的电影公司颇有微词，但也不敢公开和他们作对。
反倒是那些政治、经济、文化界的右翼势力，对于《决战黄海》这部来自华夏的反战影片非常反感。他们纷纷在各自掌控的右翼媒体上发声，对电影协会和池上映画发出声讨。
可就在这时，作为在媒体界拥有相当大影响力的《读辩新闻》联合中间偏左势力的《朝日新闻》对这部影片大加赞扬。渡边雄亲自撰文称这部影片是对历史最真实的再现。菊国整体军国化正是始于明治时期的甲午战争。
“……自明治、大正、朝鹤三代，渐渐地将这个国家带上了一条走向战争的不归路。可以说菊国的失败从甲午的胜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渡边雄的这篇文章不但将全体国民所负有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揭示了出来，甚至将最大的战争责任的最终矛头指向了三代天皇。
菊国天皇万世一系，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国家的象征，虽然在七百多年的幕府统治期间，以及再往前的权臣柄政和战国时期，天皇一直都仅仅只是一个象征，而很少有掌握国家权力的时候。但作为菊国神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皇一直都是菊国人生活与精神的重要支柱。
近代的明治维新，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正是以归政天皇为其主要诉求和义旗的。那些倒幕派的武士也正是以效忠天皇为理想集结在了一起，最终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维新之后，天皇就一直处于菊国政治体系的中心。虽然初创了国会制，下议院由民选产生，但国会权力有限。军部向天皇而不是向内阁负责，天皇拥有立法权，没有三权分立，司法置于行政之下。
战后虽然在摩国占领军的威胁之下，朝鹤天皇被迫发布《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凡人而非神。但天皇在菊国人心中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们对天皇的敬畏渗透到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
20世纪60年代还有所谓的“菊禁忌”，将“严禁谈论皇室事宜”作为法令来执行。也只是到了现在，菊国的社会风气渐渐开放，各种思想也随之蓬勃兴起。对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学术界也偶有触及。
只是向渡边雄这样明言是非地将这个问题指出来，还真是少见。随后，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就从对《决战黄海》这部影片，转向了对于渡边雄提出来的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讨论。
华夏和菊国虽然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在政治方面联系不多，但两个国家实在是离得太近，一方有些风吹草动，另一方马上就会知道。
菊国国内由一部华夏影片《决战黄海》引发的舆论风潮，没多久就传到了国内。一开始是在网上出现了很多求片、求种子的帖子。很快就有消息灵通人士爆料，这部影片在国内公映审核的时候，被审片委员会以“有可能影响两国关系为由”枪毙了。
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渲染大波。从网络上到报纸、电视新闻等等媒体都开始议论纷纷。一时间由36位老人组成的审片委员会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公然打脸的事情对于一向说一不二的审片委员会来说，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于是一纸禁令再次出台——《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未获公映许可的电影禁止以音像制品形式公开发行》。
第四百五十八章 网络暴力
这一纸禁令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其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准备让《决战黄海》这部电影除了非正常渠道之外就别想在华夏市场上发行了。
对于那些没有得到公映许可的电影，以往都是通过发行音像制品的方式收回成本的。这也算是给电影公司留了一条生路。可现在下达了这一纸禁令，很显然就是将这条生路给堵上了。至于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专门针对《决战黄海》，这就属于无可奉告的范围了。
反正这禁令已经下发各音像出版部门了，具体怎么执行，这就要看执行者对这禁令是如何理解的了。在华夏很多事情都能用三个字来表述，那就是——“你懂的”！
现阶段《决战黄海》还在菊国参展，新天公司也没有将这部电影送审出版的动作。可这一纸禁令发布之后，圈内人都知道这就是针对这部电影的。
没多久，又有消息灵通人士将这禁令的内容和其政策指向的实质含义在网上爆了出来。这则消息就好比在已经倒满了汽油的地方划了一根火柴——网上的舆情瞬间被引爆了。
“三十六个老人，连五十六个民族一个民族一个代表的数字都凑不足，就号称能够代表全国人民了？”
“华夏电影最大的阻碍就是这老人审片会。孔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此等老贼是为国贼！”
“明明除了少数右翼分子，大多数菊国民众都挺支持这部电影的，可在我们自己国内却又那么些人怕什么影响两国关系。我看哪真就该把这些老家伙的裹脚布拆下来洗洗了！肯定很臭……”
“最新消息：海州电影学院导演系退休教授xxx就是审片委员会委员之一，他家的住址是xx路xxx弄x号，家庭电话是xxxxxxx……”
当这些针对审片委员会的抱怨和吐槽，突然升级到人肉搜索，从第一个审片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和家庭住址电话等等个人信息在网上被曝光之后。一股不受控制的网络暴力开始泛滥起来了。
当这些个人信息出现在网络上之后，很快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负面信息都被挖了出来。而这些负面信息也大多是真假难辨。可就是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连同那些未经证实的身份信息在网上迅速的流传着。
不少过激的网民开始用这种各样的手段“惩罚”这些被曝光的“审片委员会成员”。有的往这些电话号码开始不断地拨打骚扰电话。有的则在网络上大篇幅用侮辱性的语言谩骂和责难。还有的根据那些地址找上门去，扔臭鸡蛋砸玻璃等等。
由于那些身份信息不少都是假的，有的甚至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和自己有过节的那些人的身份信息冒充审片委员会成员。所以这样的网络暴力很快便肆无忌惮地扩散到了很多无辜者身上。
针对这些情况，各地的警务机关适时的出面打击，不过这也只能是在现实情况下对那些上门滋事的人给予惩戒。警方还联系了一些大型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的服务供应商，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可在资讯爆炸、自媒体流行的现实情况下，这种清理对于网上暴怒的舆情只能是起到一些遏制作用，而实质上的作用并不大。
不久之后，当一篇名为《一个道貌岸然地伪君子》的帖子在某论坛上被发布了出来。这篇帖子详细地记述了某离休老干部在数十年前的政治浩劫中的一些往事。这些事情对于这位被冠以“审片委员会成员”的老干部，无疑是非常致命的。
据说当这位老干部的孙子从网上看到帖子，就这篇帖子的内容向老人求证时，这位老干部激动的心脏病突发，在经过了三天的抢救之后，依然撒手人寰。
这位老人的死，在网上竟然引起了一片赞叹和欢庆。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不少人开始效法这种行为。将这些老人的历史开始深挖……
这些老人大多数都是经历过那场政治浩劫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都是很脆弱的。除了少数硬骨头的人之外很多人都讲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当然也许有些人本身就属于当时的“左派”。
在网络上曝光的事情也大多是他们正当年的时候，在那场政治动荡中的表现。有他们检举揭发同事朋友的历史，有他们自己所做过的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应该说这些事情很多都是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不堪回首的经历早就被人淡忘了。有些甚至连当事人本人都已经忘了。
可没想到在这场“网络挖坟”的行动中，这些所谓的“丑恶历史”都被人翻了出来。这种掘坟鞭尸的事情是最伤人的。
据一位有心的媒体记者的统计，如今在网络上有名有姓有各种详细信息的所谓“审片委员会成员”已经多达两百多人。这个数字和真正的审片委员会成员显然是不相符的。很多人都是被连累的无辜者。而真正的审片委员会成员有些也的确被曝光了身份信息，有些则暂时还很安全。可这样的行动对于审片委员会来说的确是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老人参与审片委员会的工作，很多都是离退休之后的“发挥余热”。可没想到却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有些人愤怒地找主管部门讨说法，要求保护。有些人则黯然神伤的提出了退出审片委员会的要求。还有些人则纷纷打电话给事件的始作俑者……
翰盛兄弟影视产业集团的董事长汪东翰出生于燕京的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是建国初第一批受衔的少校军官。其父亲入伍后在藏区工作多年，最终因一场山体滑坡事故而牺牲在了那片高原之上。当时汪东翰才年仅五岁。他是由爷爷带大的，从小就在军区大院里长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汪东翰从部队复员后，就进入了一家出版社任摄影记者。工作了七八年后随着第一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