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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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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文学(包括文艺通讯和特写)是当时被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它在“左联”时期曾被大力提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步兴起,到了抗战爆发后,进一步形成蓬勃发展的高潮。由于这种文学形式具有活泼、敏捷和富有战斗性的特点,能够将当前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过形象的手段迅速地反映出来,适合于人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抗战初期各种报章杂志广泛地登载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被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原是记者的长江、陆诒等所写的,多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描绘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业绩,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战场情况的描写。台儿庄战役前后,一些深入抗日前线的作家,写出了有关这次战役的报告文学,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等,怀着对敌人暴行的憎恨,用粗犷的笔调描绘出被战火燃烧的台儿庄战场;在这些作品中,士兵的英勇无畏、敌人的残暴行为和人民对战争必胜的信心,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骆宾基以淞沪战役为背景,先后写了有关伤兵救护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一批报告文学。由于作者有生活实感,善于形象地描绘,在他笔下的伤兵的悲惨景象更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伤兵们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也使人崇敬。徐迟的《大场之夜》,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曹白的《受难的人》、《杨可中》,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这次战役的风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从题材上较初期更多样化,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千篇一律的现象有所克服,盲目乐观情绪逐渐消失,特别是揭露抗战的阴暗面开始受到重视。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刻画了投敌附逆的汉奸头子的丑态。刘白羽的《逃出北平》,蹇先艾的《溏沽的三天》,李乔的《饥饿褴褛的一群》,真实地写出了流亡生活中颠沛流离的境况,暴露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贪婪险诈,没有过多的渲染,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逢的《溃退》,从侧面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不战而溃的情景,这里有未遇敌人,未放一枪便闻风而逃的“中央军”;有溃逃时乘机搜刮钱财,偷偷换上便衣,丢下军队逃跑的“少校”军官;还有刚参加军队而在溃退中只能茫然地“跟树林和石头打仗”的新兵,以及怀着“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信念而天真无邪的中学生。这些人物都写得比较具体生动。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强烈地探诉了敌人的暴行,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先后出版的报告通讯集有张叶舟编选的《文艺通讯》、田丁编选的《在火线上》、以群编选的《战斗的素绘》,从多方面编集了战争初期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梅益等在上海“孤岛”编选的《上海一日》,对淞沪战役和上海失陷后的社会状况,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述;它的作者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据以群的一个统计,战争初期报告文学的题材,“就我所看到的三百多篇报告文学而言,从公务员、难民到士兵、农民、工人、学生……都或多或少的有了反映”(注:以群:《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大致上勾勒出战争初期动荡变化生活的一个轮廓。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很多是第一次从事创作的青年作者,他们有饱满的热情,有一定的生活实践,但对生活的观察不深刻,不善于运用艺术手段进行创作,往往只凭着个人的直观印象和片断经验。因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品近乎新闻记事,或流于空洞的叫喊,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这种缺点,在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里也同样存在。原因是缺乏深入的生活实践和对作品的精细的艺术加工。但它广泛地反映了战争初期的真实景象,却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国统区的反动政治压迫日益严重,比较直接地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更是受到各种限制,国统区的报告文学创作逐渐地衰落。在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告文学的创作仍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且出现了不少长篇报告作品,我们将在专节中矛以介绍和评述。
  戏剧是抗战初期有力的文艺宣传武器,其中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尤为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需要,以及大城市的相继沦陷,原来以城市的剧场和舞台为中心,以市民、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戏剧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步的戏剧工作者提出了戏剧运动的新方向,强调组织戏剧的“游击战”和“散兵战”;大批戏剧工作者组成了流动演剧队,走向广大的农村、内地和抗日前线。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使戏剧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的需要,首先必须实行不型化和通俗化。于是大量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应运而生,连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也风行一时。它们大都以表现当前抗日斗争为主题,采用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包括对旧形式广泛地予以利用,戏剧创作上这些新的变化,对于克服长期存在的戏剧观众的面比较狭窄,题材和内容比较单一的缺点,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前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曾经产生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短剧,它们在抗战初期仍然广为演出。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最为广泛,演出十分普遍的一个剧目。它由集体创作,并在演出中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剧本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中国兵说是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他们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卖艺为生。剧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造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剧中父女两人的遭遇,在战争初期具有广泛的概括意义,容易激起观众的感情共鸣和民族义愤,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在表演艺术上它采取了灵活了形式,如让演员混杂在观众中间等,使戏剧效果更为逼真。有些流动演剧队,一日之内连演数场,盛况不衰。当时被戏剧界合称为“好一计鞭子”的三个剧作中的另外两个——《三江好》、《最后一计》,在初期也颇为流行。此外,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沈西苓的《在烽火中》、凌鹤的《火海中的孤军》、李增援的《盲哑恨》、荒煤的《打鬼子去》、尤兢(于令)的《省一粒子弹》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较为优秀的短剧。初期涌现的大量短剧,较多以正面表现抗日战争为题材,描写军民的英勇抗战,暴露敌人的残杀行为,揭穿汉奸的阴谋诡计和倾诉人民的乱离之苦。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单纯,人物塑造未能深刻,公式化的倾向在很大一部分剧本里都比较明显。这些短剧的作者以流动演出团体的成员为主,而且大多未留下剧本。其中有文字材料的,据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仅独幕剧为主的剧本,即达一百四十二种(注:据葛一虹《战时演剧论》附录《抗战剧作编目》统计)。大量的街头剧、活报剧等还不在统计之内。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全国各地举办的第一届戏剧节,仅重庆一地,就动员戏剧演员千余人,组成二十五个演剧队上街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些自编自演的剧本,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抗战初期在延安也涌现出一批抗日戏剧作品,据统计,一九三九年以前,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创作和演出比较成功的各种戏剧三十种以上(注:“鲁迅艺术学院”是最初创办时的名称,一九三九年以后从延安北门外搬到桥儿沟,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这里所引资料采自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一周年》一文,载《新中华报》第28号),包括独幕剧、活报剧、小歌剧和改编旧剧等多种形式,其中象王震之的《流寇队长》,李伯钊、向偶的《农村曲》,冼星海、震之的《军民进行曲》等,热烈地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描绘了军民的鱼水之情,塑造了新一代的人物形象,与国统区戏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注意的,还有初期出现的集体创作形式,这是戏剧创作上的新动向。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芦沟桥》,这个剧本在芦沟桥事变后数日内,即由夏衍、于伶等二十余人集体创作并演出,由洪深、唐槐秋等十余人组成导演团,八月七日起动员了近百名戏剧电影界的主要演员参加演出,盛况空前、影响很大。它揭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全剧气势宏伟,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剧本着重在气氛的渲染,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够注意。这种戏剧的集体创作形式,适合于及时反映抗日现实的需要,在延安有周扬、沙可夫等的《血祭上海》,在广州有夏衍等的《黄花岗》,在西安有萧红、端木蕻良等的《突击》,在武汉有罗荪、锡金等的《台儿庄》和崔嵬、王震之等的《八百壮士》,一时成为风尚。
  武汉失陷前后,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戏剧创作在题材上有所开拓,不再局限于直接描写战争的壮烈场面,出现了象陈白尘的《魔窟》、宋之的的《微尘》、洪深的《米》、吴天的《孤岛三重奏》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抗日现实的戏剧作品。它们或暴露敌伪魔爪统治下的黑暗,或表现国统区的丑恶的现实生活,同样都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民放义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戏剧活动中心又逐渐地移向大后方的剧场,于是多幕剧的创作大大增加;战争初期一度大量涌现的小型化、通俗化戏剧作品则相对地减少。但是,在国统区的演剧队等流动演出团体,特别是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小型化的抗日戏剧仍然广泛流行。
  在诗歌创作上,与短剧、报告文学的流行相似,短诗占据了抗战初期诗歌的主要地位。由于诗歌能够比较直捷地表达作者的抗日激情,因此战争初期,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服务于抗日斗争,其中大量的是青年作者,也有长期未写诗或从未写过诗的作家。王统照在战争爆发的数月内,连续在《烽火》(一、二期名《呐喊》)等刊物上,发表了《上海战歌》、《徐家汇所见》等短诗,真实地描绘出战争初期的景象,在血与火的交织中蕴蓄着深切的民族义愤。艾芜写了《我怀念宝山的原野》,靳以写了《火中的孤军》等。为了适合诗歌宣传抗日的大众化需要,一些诗在形式和语言上也作了新的尝试。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诗歌作品,也以短诗为主。例如:在武汉创办的《时调》、《诗时代》、《五月》等诗刊上,登载的大多是青年作者的短诗。其中尤以朗诵诗和街头诗最为风行。它反映了抗战诗歌运动的特色和新动向。
  诗歌朗诵运动战前由中国诗歌会首先提倡,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主要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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