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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一位学社会学的女学生，大学毕业后做了一次有趣的社会测试，调查老人的社会境遇。她化装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走在街头，走入商店，走进会场，仔细观察人们对自己的态度，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她卸除化装，露出自己年轻美丽的本来面目，再到昨天去过的那些地方，重新走一次，进行对比。
对比有点可怕。她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多微笑大多是冲着她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她装扮成了老妇人，微笑的世界轰然消失。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药店，这总该是一个最需要医药援助的形象吧，但药店的那个男营业员神情漠然。男营业员的殷勤，十分夸张地出现于第二天。老妇人还摸进了一个“老人问题研讨会”，发言者的观点且不去说它，就连会场的服务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懒得把别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来。
实例非常丰富，写一篇论文早已绰绰有余，但她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妇人装扮，经受种种冷遇后十分疲惫，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与她的装扮年龄差不多的老汉。老汉凑过来说话，没谈几句，已开始暗示：实在太寂寞了，有没有可能一起过日子……
怕老汉得知真相后伤心，她找了个借口离开长椅，向不远处的海滩走去。海滩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见到老妇人，就像一群小鸟一般飞来，齐声喊着“老奶奶”，拉着她在沙滩上坐下，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这篇报道说，就在这时，这位已经搞不清自己是什么年龄的社会学研究者，终于流下了热泪。
读了这篇报道，我想了很久。
我猜想不少作家如果要写这个题材，一定会非常生动地写出装扮前后的种种有趣细节。用第一人称写，感觉也许更好。社会学者对某些艺术细节总是不太在意的，例如那篇报道中曾经提到，她在装扮老妇人时困难的不是衣着面容，而是身材。她好像是找了一幅长布把自己的身材捆紧后才勉强解决问题的，其实此间可描写的内容甚多，越琐碎越有味。至于她在大街上的遭遇，艺术的眼光与社会学的眼光也是有差异的，作家们也许会让她见到几个平日的熟人，她故意地去招惹他们看能不能认出来，结果识破了朋友们的很多真相；更聪明一点的作家则会让她走着走着果真转化成了老妇人的心态，到卸了装都转不回来，即使转回来了还有大量的残留……如此等等，都可想象。
但是，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在于街心花园的长椅，小孩嬉戏的海滩。
先说长椅。两个老人，一男一女，一真一假，并肩而坐。肩与肩之间，隔着人生的万水千山。他快速地点燃起了感情，除了寂寞之外，还有原因，我猜是由于她那年轻的眼神。他对这种眼神没有怀疑，因为老人的回忆都是年轻的，但是，年岁毕竟使回忆变成了飘忽不定的梦幻，当梦幻突然成真，他岂有不想一把抓住的道理？
他很莽撞，连她的情况都来不及细问。他早已懂得，年老是一个差不多的命题，不问也大同小异，这位老妇人孤身一人悲怆独坐，已经坦示他想知道的基本隐秘。有人说，老人动情，就像老宅起火，火势快速，难以扑救。话虽戏谑，却有至理。
这场大火腾起于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行色匆匆的路人谁也没有看到。大家都遗弃了这个角落，遗弃得无情无义，却又合情合理。那些忙碌的街道是城市的动脉，不能不投入生命的搏斗。忙碌者都是老人们的子弟，是老人们把他们放置到战场上的，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群。他们的肩上有太多的重担，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催逼，如果都把他们驱赶到老人膝下来奉承照拂，社会的活力从何生发？街心公园的长椅，这批去了那批来，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中心，因此，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她借口离去了，最好不要说是去洗手间，免得老人频频张望、苦苦等待。不管什么借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场大火变成了一堆灰烬，保留着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紧紧拥抱。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但这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以前的行为忏悔？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那么，也就出现了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位。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自觉者和苦恼者。街市间也有自觉和苦恼，但那是具体的、局部的。真正的大自觉和大苦恼，应该产生于黄昏的长椅，冬日的海滩。这些人应该正当中年，有足够的空间回顾和前瞻。
一个法国故事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故事不一样，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努伊，写作时间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于古希腊的悲剧《安提戈涅》。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尔最满意的一出悲剧，因为它成功地表现了冲突双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无简单的善恶利钝可言。善恶利钝可以趋之避之，而各执理由的正当立场之间的不可调和，却是一种无法逃遁的必然。古希腊的《安提戈涅》写了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之间各执理由的冲突，国家伦理的代表是国王克瑞翁，血缘伦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国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国罪，不准下葬；姑娘是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国王未过门的儿媳妇，她当然要为哥哥下葬，于是产生一系列的悲剧。悲剧到最后，不仅这位姑娘在监禁中自尽，而且国王的儿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尽，国王的妻子因痛失爱子而自尽。满台尸体，怪谁呢？怪国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国家伦理的起码原则而已，否则怎么称得上国王？怪那位可怜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尽一个妹妹的责任罢了，否则怎么对得起天伦亲缘？
这种悲剧也可称之为“无责任者悲剧”，与我们一般看到的善恶悲剧相比，高了好几个美学等级。大善大恶未必经常遇到，而“无责任者悲剧”则与人人有关。
但是，虽然《安提戈涅》抵达了这个等级，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观念却明显地带有罕见性。国王、王后、王子、叛国罪之类，与国家伦理、血缘伦理拌和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缺少与广大民众的亲和性。这正是两千多年后阿努伊要对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现代观念改编旧剧的做法并不少见，但像阿努伊那样取得国际间广泛好评的改编却不多。那么，阿努伊究竟是怎样动手的呢？我看主要是两点——
第一，把国王和姑娘这两个人，从身份定位转化成性格定位。主要不再是国家伦理和血缘伦理的冲突，而是随波逐流和敢作敢为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冲突。随波逐流的是国王，敢作敢为的是姑娘。国王本不想做国王，万不得已做了，又无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于执掌自己的命运和意志，选择明确，敢作敢为。他们两人有很长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做人；
第二，把这两种性格特征，又归之于年龄原因。敢作敢为的姑娘几乎还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征，连去埋葬哥哥尸体的铲子都是儿童的玩具铲子；相反，随波逐流的国王则是中年人，说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千百条理由。说出了那么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无聊和悲哀，因此争论归争论，还是要悄悄对自己的年轻侍从说：“小家伙，永远别长大！”
于是，阿努伊就在这个故事中探讨起人生的常规走向来了。都曾经敢作敢为，但又都会告别少年，渐渐地随波逐流。你身上还剩下几分“姑娘”？已滋长多少“国王”？每个人天天都在进行着这样的比例衡定。
不能光从字面上看，一定是敢作敢为好，随波逐流坏。如果这样简单，一切又都回到了浅薄。这里出现了新的两难：两边仍然都有理由，两边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为和随波逐流两者合在一起取个中间数吗？不能，因为这不是静态片断而是动态过程，动态是由两种相反的力拉动的，就像拔河比赛，无法调和。
结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笔下那样，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着呵欠起身，敢作敢为，稚气可掬，又处处碰壁；终于随着岁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气，圆熟通达，随波逐流，事事妥协……一个古典悲剧就这样变成了一个现代悲剧，一个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剧。
整整两千多年，好不容易绕到了本世纪却绕出了如此朴拙的年龄问题，一个在前人看来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么多宏大的题材为之黯然失色，那么多慷慨的陈词为之风流云散，剩下的只是本真。但是，惟有这个本真，人类找到了在苍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从万人垂泪的大悲剧中回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边回家。
有关年龄的话题，直接反映了自然规律对人类生命的严格控制，人类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体上无可奈何。但是，有时人类也会以精神的逻辑嘲谑一下这种自然规律。这样的嘲谑在文艺作品中不少，此处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俄国故事
这个故事写一对中年人的一见钟情，有点像后来风行一时的《廊桥遗梦》，但《廊桥遗梦》以过浓的表层情感掩盖了可能包含的内层嘲谑。那个俄国（应该说“前苏联”吧）故事却很平静：一个早离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龄仿佛的独身女子产生了心灵感应，但这个独身女子其实是有丈夫的，那是一个关在监狱里的醉鬼。由于这个醉鬼的隐约存在，男女双方都受到了一种爱情之外的道德约束，未能继续靠近。
这样的故事非常一般，没有什么特色，让人微微震颤的是它的超常平静。男女主角其实早已作出判断，对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们只表达了这个判断，并没有多大激动。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适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