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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惯山珍海味，或许是一级厨师的本事就在于能把鸡膊烤得没鸡膊味。除停美吃了两小碗红米饭，我们四个都吃得很少。半饱也没到。为了做得尽善尽美，平生第一次喝的人头马我也只喝三分之一强。
晚餐花去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直到有人报告表演马上开始，大家才优雅地丢开餐巾，风度翩翩跑到演艺厅。
“来杯曼哈顿，你呢，停美？”燕三装着没听见小姐问，扭过头向停美讨好。
“Bloody Mary ”
“两杯自由古巴，多加点冰。”我拥着俄罗斯，操普通话。
小姐甜言蜜语问安子。他嘟嚷着，记不清他该点的酒名。
“血玛莉不错。”小姐欠身建议。
“没喝过。”
“那正好尝尝。冲这名字就不错。”
小姐的臀部消失在邻座肩膀背后，燕三提醒他：“进来了就是有身份的，别支支吾吾。虱子爬到皇帝的身上也改名换姓叫玉虱呢。”
舞台上红光绿光交错闪烁，女人们或鹤立或鹿跃在《卡瓦蒂娜》里，像秋天的狐狸，像穿新装的皇后。同一女人，不同的包装，完全是天使与魔鬼之别。我醒悟，要表现女人，有好多种方式方法，过去我一直认为只有赤裸。
“先生，调调位置。邻座是北京来的客户。介意吗？”
一个红光满面的大头鬼对燕三说。他抬着杯五色酒。
“介意。”
燕三不加考虑的回答连我脸上也生彩。文明，让它见鬼去吧。文明在和平年代大多表现为阳萎。
大头鬼没料到燕三这样横蛮，傻了一会儿，对挨着他穿得不能再少的小姐皮笑道：“你听听，他们介意呢！”
“这样好不好，你们换座。几位酒水算我们经理的帐。”小姐献着媚笑，我心一惊，惯于风月的她，难道折穿了我们的西洋镜。幸好燕三翻着眼皮问：“公平吗？”
“公平公平。”大头经理爽朗地笑，“我们公司对慈善事业一直都很热心。”
“那来杯路易十六！小姐辛辛苦苦，也喝一杯。”燕三没听出经理的弦外之音。
“惯吗？”经理依然皮笑肉不笑，他用移动电话指指我。
“我喝不起。”我欠欠身，尽量保持所谓的教养。“可我知道一个浅显的道理：好多时候，酒一离开杯子就不是酒。”说着，我抬起自由古巴慢慢往桌上倒。
“怎么说呢，先生！坐进这大厅，你靠你的武艺，我靠我的努力。我们谁也不稀罕谁，对吗？”
大头经理阴晴不定地望望这个望望那个，没接嘴。我壮着胆子再要了杯自由古巴。
坏就坏在多要的这杯自由古巴。我气咻咻地想。
夕阳下的假日酒店泛着古哩古怪的青光。
最后的忧郁（后记）
九十三
仔细想来，是我生在乡下，又经常寄宿在外的缘故，炒菜做饭，马马虎虎过得去。来红砖房的朋友，相公小姐居多，我于是一次又一次地表演着干煸肉丝，麻婆豆腐，蛋炒饭，辣鸡火锅之类的好手艺。时间一久，其间乐趣完全被油烟煤烟薰走，无端觉得，自已又当爹又当妈，腻死人。
俄罗斯初初到红砖房时，她只会煮白菜炒土豆，对油盐酱醋，无知得很。潜意识想把她调教成一个厨房天使，便耐心指教。好在她肯学肯问，不但做得干净利落，还时时有创新。比如炒黄瓜，朋友们都说别致，从没听到有人说过缺盐少油。我多少看出些高帽的影子，但也懒得说破。反而更加竭力的鼓吹，锅碗瓢盆怎样发展人的思维，炒菜跟人生跟治国怎样相像。每当我夹着书回到红砖房，看见桌上摆得有模有样，得意之情简直像做了一回二十一世纪的蒙哥马利。
就在我暗暗希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出宋嫂鱼，酒醉百鸡那些佳肴时，她却激流勇退，洗手不干了。贤妻良母的光辉形像套不住她。好女儿志在厨房的古训也唤不回她。我不得不亲自下厨。旧业重操，有的是被人戏弄的滋味。她退居二线，帮我刮刮姜皮，拣拣折耳根。每次炒完菜，便哄小孩似的吻吻我的耳根。有天边剥肉皮边忆苦给她听：小时候在农村，经常用凳子踮脚炒菜等种地的母亲——我以为她会回心转意，继而走上正路，不料她拍拍我的肩说，现在不用凳子踮脚了，慢慢炒。一番苦心，白白东流，几乎恼羞成怒。
而今，她在厨房里混的日子，连同她学做的莲子红豆汤，竟成了我温暖的回忆。红砖房要再现昔日风彩，今生今世，已经不太可能了。
九十四
“不到北京，不晓得官小；不到深圳，不晓得钱少。”我敢说，不到红砖房，不晓得女人巧。
除了钞票白天晚上看都一样可爱外，好多东西都要在夜色中看才美，尤其是女人。
女人闭上眼睛爱别人，睁开眼睛爱自已。所以，女人在不幸的婚姻中最容易吃亏。
一般情况下，女人只配共患难不配同享乐。
女人在婚姻门前大多只是羔羊。进屋后，摇身一变，要么成了狼外婆，要么成为狐狸。
对于爱情而言，百分之九十的女人都愿做门徒而不愿做大师。
女人最大的成就并非成了女强人，也不是立了牌坊。而是和研究佛学的男人离婚后马上可以嫁给弄不清三加二等于五的男人做一名优秀的妻子。
女人的成功，不是有个忠厚的丈夫，至少也得有个狡猾的情人。
对爱情绝望了，可以用金钱打动她；对金钱冷淡了，可以用爱情安慰她。别担心女人会对二者都灰心。
女人的一生不外乎是从这个男人身边走开，蹒跚到另外一个男人身边去的历程。因为蹒跚不同，所以有淑女和荡妇。
自从俄罗斯走进红砖房，一年多来，我差不多快成为女人专家了。
九十五
临窗的书桌给小鱼儿搬走，红砖房更加破落不堪。
先是录音机让松松提去，再是穿衣镜皈依外语系诸后生。连窗子边的那盆文竹，罗妈也老早抱到她的木桌子上。只一个礼拜，人去楼空的惨景就泻满红砖房。俄罗斯一直有说有笑，我也没流露出大难临头的惶然。想来想去，拿不准这是教育的效果还是阅历的增长。可是下午，在我往皮箱里塞《拉摩的侄子》、《世说新语》这些读过三五遍的书时，俄罗斯突然从床上跳下来，不容分说抢回去放在书架上。
“要收拾也等到礼拜天再收。”她披头散发，跺着脚叫。双手紧紧抓住我，很有乱世相依的凄凉。
今天清理门户，商量好才动手的。她还大大方方说：“唉呀，迟也要走，晚也要走。长疼不如短疼。下午领到文凭，走了算。”许是觉得太不儿女了，她又补充。“短暂的分手为的是日后天长地久。这样想就不难过了。”
离别这东西，男有男的说法，女有女的说法，我没同她理会。
“礼拜天就礼拜天吧。”我拎皮箱回到墙角。故意漫不经心说：“这几张画，随你挑。”
我们家墙壁，不算《最后的审判》，一共有六幅。除床头我仿画的《草地上的午餐》，无伦是臀肥乳丰的《土尔其浴女》，还是温文庄重的《岩下圣母》，都深得朋友们的喜欢。英子临摹的《罗西普的女儿被劫》，前天就归了安子。
“我才不要这些不伦不类的复制品。”俄罗斯摆出准画家气质。“我的房间，清一色静物。”
她误会我的意思，颇让我失望。有心贬她几句，又念及时日不多，从此天各一方，只得作罢。
“你不要，我也不要。由它们好了。往后我们孩子读大学，让他再来租红砖房。赶明儿你给罗妈打招呼，这墙一千年一万年不准涂。”
“宁愿做文盲也不准他租红砖房。”俄罗斯刚哼得这句，松松重重地叩门了。这小子，早就巴不得我们劳燕纷飞，他好搬来租金多给了两个月的红砖房吃喝玩乐。俄罗斯心肠好，我才懒得开门。
“你们还不走。干脆我先把画拿上寝室去，要不东一张西一张不见了。”一进门他就说。
“我还没死！你们分遗产似的。”我大声责难。“好端端的一个家，你看给你们弄成啥样子？”
“算啦，你要不放心就先取去。”俄罗斯说得温温和和，黑发长长地垂着，像一块幕布。
九十六
经不住俄罗斯神念鬼念，电影演到女学生终于稀哩糊涂地怀孕时，我也忍不住低一句高一句说话了。
“看完这场，下部片子好看就看，不好看我们走。”
下午波儿来红砖房要我家的通讯地址。他告诉我们今晚学校演露天电影送毕业生。没事的话去望，顺便增长点知识。
学校演电影，我看过两场。好莱坞的高贵，常常给大学生们挤压得只剩下一些拥抱接吻的片断——我打定主意不去的，可到傍晚的时候，起风了，窗帘张扬得魂不守舍。月儿老早坐在燕子坡山头，红光满面的，像去偷情的少妇。天边一片云也没有，仿佛全世界都在等着她出丑。我们只好关门闭户上院部。
花天酒地的银幕下果然热闹非凡。黑压压的人群铺满整个足球场。连围墙的奇险处也摆设着今生今世的男女。我们绕到银幕下津津有味地望。影片上，主人公想非礼，少女的裙子已被撕破。
俄罗斯目瞪口呆。
人群中有人尖叫，全学校的女同胞联合起来，投身到反强奸的战斗。
四周响起稀稀啦啦的掌声和口哨声。
半分钟不到，四下又一团和气。只有银幕上的女孩埋着脸在啼哭。我忍住笑，一本正经看电影。
时间一久，俄罗斯开始七不是八不是。一会儿哼腰酸，一会儿又喊眼睛胀。别说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也算不上。完完全全的小妇人。
“怪了。这么多少爷小姐，就你一人腰酸就你一人眼疼。”我沉着声说。忧时子给俄罗斯测过字。人是好人，就是理智控制不住情绪。虽无大恙，终归不妙。所以对俄罗斯的坏习惯，我是能反对就反对。
“蚊子叮我。”静不到半分钟，她又闹。
“反正你有的是肉。就算做一回慈善家有何不可？”我望着银幕上的秋天对她说。“慈善”这个词，自从假日酒店回来后就一直怪哉哉贴在我脑门上。
“你燃只烟，放我脚边好了。”俄罗斯干脆偎在我怀里不看电影。
“有天我发迹，一定把凡是碰过你的蚊子通通充军西伯利亚。”
我们这样一唱一和，四周的学士们依稀表现出君子不屑与小人为伍的嘴脸。我尚有良知，不敢再招人厌。拉起俄罗斯，离开了永远的露天电影，永远的蚊子，永远的学士。
九十七
捆完俄罗斯的背包，又接着收拾我的。俄罗斯拍着枕头说，她爸爸打背包，跟街上卖的豆腐干一样四四方方。每次她出门，都是爸爸动手。
“他在部队十三年。”我说：“背包打不好才怪。”
家父也为我打过背包。十年前，我从乡下进城读书，就是背着他打的背包记着他的叮嘱，走出燕山开始漫长的求学路。只是我没留意背包像不像豆腐干。
天渐渐黑了。惨淡的灯照着一屋子的狼籍。生活了两年的红砖房，从头到脚渗出前所未有的荒凉。没有红枕头，没有花拖鞋，没有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