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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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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 :“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旧屋与旗袍(三)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 :“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 :“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 :“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 :“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 “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同学们当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很奇怪,他似乎也听到一点什么,便问:“怎么回事?哪个周老师?”同学们笑得更响了。
  这种笑声经常响起,现在回想,那是我在童年时代种下的珍贵疫苗,帮我防治了一辈子学术流行病。
  在我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什么奇特的事情都发生过,惟独“周老师”怎么也不会看“王老师”一眼。
  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一直在想,那么奇怪的语法课,为什么会让那么多老师去听呢?那背后似乎有一条牵涉到某种文化排场的路,但她明白那是一条通向“书毒头”的死路,万不能让她的儿子走上去。终于她下狠心了,与祖母商量决定,立即采取防范措施:让我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那年,我七岁。
  第二年,妈妈怀了我的二弟,更把她每夜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我。
  我受宠若惊。不仅是受妈妈之“宠”,而且是受全村之“宠”。从此以后,这间屋子的主角和中心,全是我。每天夜晚那些村民热切的目光依然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灯光映照着的已不是那位年轻妇女,而是她的儿子。
  读信、写信,一般是在我傍晚放学以后。记工分、算账,是在晚上。
  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长信要在星期天写。现在回忆起来,最复杂的是三家的信。
  一家是村东头的讨饭奶奶。她过去讨过饭,现在早已不讨,住在一间极小的屋子里。她有一个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去了。因此她是“军属”,小屋门上贴着一张写有“光荣人家”四个毛笔字的红纸,窗内挂着她儿子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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