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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持长达18年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二十一：《大同书》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