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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四十：《南齐书》
“类叙得法，有补益于世”
《南齐书》原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北齐书》区别，才在书名前冠一“南”字。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萧宝融被废（502年）。全书原为60卷，《自序》一卷早已亡佚，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作者是南朝梁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南齐的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齐亡时，他14岁。在梁朝，他因好学多才，而得梁武帝的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出生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病故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7年），享年60岁，因其恃才傲物，得谥曰“骄”。
萧子显才思敏捷，勤于著述，一生撰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和文集20卷等。可惜，现存之作只有《南齐书》了。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江淹曾受齐明帝诏撰史，他写成了《齐史》十志。另外沈约有《齐纪》20卷，吴均有《齐春秋》30卷，王逸有《齐典》5卷，熊襄有《齐典》10卷。
这些都给萧子显撰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取的撰述经验。
梁武帝天监年间吴均要求撰写齐史，未获准许，萧子显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书成上奏，武帝下诏付秘阁收藏。
《南齐书》的史料比较真实可靠。书中的许多史事为作者所亲历目睹，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齐梁嬗代，未经战乱，原始档案材料保存完好，萧子显撰史又得到政府许可，所以他的文字材料是完整而又具权威性的。《南齐书》成书之时，南齐的遗臣大多数都还健在，就是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是身历宋、齐、梁三朝的人物，这些人既可以为撰史提供活的材料，又可以对《南齐书》的历史记载进行检验、鉴别。《南齐书》经时人认可，才被作为国家典籍收存，可见它的历史记载是大致可靠的。
书中对于生产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如《沈文季传》记载唐璘之领导人民起义，揭示人民在残酷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斗争，资料珍贵。《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叙述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农业生产、阶级剥削等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中无《食货志》的缺憾。《张敬儿传》言及镇压蛮人的情况，列传中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记载各民族事务，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四十一：《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钟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