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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用人两个环节，要求用适当人才来实施理想统治，应该说对于封建统治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
《隋书》的史论还探讨了隋朝的君臣关系和朝政得失，评论了隋朝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及历史作用，阐发了作者的人才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史学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当时史馆所修的五代史都没有志，唐太宗乃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下诏让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人续撰《五代史志》，最初由令狐德棻监修，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年）书成上奏。
此书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修，实际是上接《晋书》书志部分的南北朝典章制度专史。最初为单行本，因为其内容以隋为主，隋代又居五代最末，所以后来被编入《隋书》。现在被称为《隋书》十志。
《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
《隋书》十志包括：《仪礼志》7卷，《音乐志》、《律历志》、《天文志》各3卷，《五行志》2卷，《百官志》、《地理志》各3卷，《食货志》、《刑法志》各1卷，《经籍志》4卷。
《隋志》继承了《汉书》十志的传统，它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已有史志的各个方面，较全面地展现了封建社会的政权结构、统治规模和学术文化的面貌。《隋志》写得一般都很有章法，每志都有序论概述历史源流和本志要旨，然后按五个朝代分段记述史实，给人以清晰、严整的印象。《仪礼志》记载封建礼制方面的内容，贯彻着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旨。《音乐志》除记录祭天地、祀鬼神的乐章外，还记载当时杂技的各种表演和域外音乐的内流，是有价值的艺术史料。
《律历志》、《天文志》和《五行志》记载了不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是统治者用天意来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但是其中记有不少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算方面的成就。《食货志》和《刑法志》篇幅较小，内容却很重要。它们写出了南北朝时期土地、赋役、货币和刑法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和封建统治的特点。《百官志》记载当时封建国家的政权结构，记述了各朝的官制、官职及其沿革情况。
《地理志》反映当时国家的行政区划，它确记了隋大业年间全国的郡、县、户、口、垦田数字，记述了各朝所置郡县沿革和当时的自然山川状况。
《隋书·经籍志》在十志当中价值最为突出，它是《汉书·艺文志》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史志目录专著。它考究了书籍的存亡，著录了各种书籍，为人们研究古籍流传情况和进行辑佚、辨伪等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线索。在图书分类上，它采用最新出现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于唐以后的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写法上，它的大小序齐全，对于各门学术及其分支学科都能抓住要害，进行提纲挈领的评介，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对于古代目录学的发展，《隋书·经籍志》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隋书》十志的编纂成功，对于《通典》有直接的影响。
四十七：《唐律疏议》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八议，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则规定得更为详备。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以下几种人，亲、故、贤、能、功、贵、勤、宾。总之不外乎皇帝的亲戚故旧，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这种特权制度，反映了等级和阶级差别。
唐律《名例律》还规定了一些原则，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