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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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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九十:《孙子兵法》
  “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
  孙武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他本是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因擅长兵法,被吴国大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孙武将其所撰兵法13篇献给吴王,阖庐遂以孙武为将,出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扬名诸侯之间。孙武最后终老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有82篇,图9卷,而多认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孙子兵法》,而认为13篇出自孙膑之手。不过,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部《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70余枚竹简后,学者们已多倾向于13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篇则是孙武后学所著,是用以补充和解释13篇的。
  《孙子兵法》共有13篇,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但又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孙武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道”、“天”、“地”、“将”和“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指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时节和天命、人事、道义:“地”指土地和地势、地形的高下、险要、平坦、距离的远近,攻守进退的利弊:“将”指将帅的智谋、赏罚必信、爱抚士卒、英勇果断和军纪严明:“法”则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责的划分和管理,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
  孙子认为,从这五要素出发,根据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天”、“地”二方面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实行,兵力强弱与否,军队是不是训练有素,和赏罚是否分明,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清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张速胜。此外,为弥补己方的消耗和削弱敌国,他又主张“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攻敌国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毁灭敌国。所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就特别强调以谋略取胜,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因此,会用兵的人善于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必胜无疑的地位,擅长于创造战胜敌人的机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敌人。而上述足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物质之“形”,便是由国土的大小所产生的物产、军资、士卒的多少,以及军事实力对比的强弱。
  《势》篇主要阐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来压倒对方。孙子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的将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有力态势,士卒就会勇猛无比地战胜敌人。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就必须正确组织和部署兵力,善于指挥调动军队,擅长出奇制胜,即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奇”、“正”是相辅相生的关系,它们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要出奇制胜,就应善于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换奇正的战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态势,还必须善于故意向敌示弱,诱敌以利,以达到欺骗和调动敌军的目的,造成战胜敌军的有利时机。
  《虚实》篇主要论述指挥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权,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要取得主动,就要善于诱敌以利,调动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就要善于了解敌情和隐瞒我军的意图、行动和用兵规律。如能做到这些,就能掌握主动,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军兵力,利用敌军的弱点和错误,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
  《军争》篇论述的是如何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先于敌人造成有利态势和取得制胜的条件。孙子认为,两军相争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懂得将迂曲视为径直,以不利为有利,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之地,先敌取得制胜的有利条件。孙子还指出,要先敌取得制胜的条件,必须避免轻率冒进,把握各国的动向,了解道路、地形,重视向导,善于欺骗敌人,根据情况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擅长指挥军队,根据军队的士气、军心和军力,因敌而变,去夺取胜利。
  《九变》篇主要论述如何发挥指挥上的灵活性。孙子认为,灵活性的基础在于对利弊进行全面的衡量。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设法威胁、挫折和困扰敌国,以利诱敌,才能常备不懈,使敌无机可乘。只有全面看待利弊,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方能根据具体情况,趋利避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行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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