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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 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