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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有权势的阉人。第一个皇帝和第一个权阉，他们在同时代出现，这两样东西伴随着这个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皇帝和阉宦是人的两极，一个“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而另一个则是最极端地被污辱和被戕害的。幸福是相对的，现在连一个包个二奶的男人，都对只守着黄脸婆过日子的哥们儿生出许多优越感来，何况皇帝哥哥三宫后院美女如云每天展示给去掉两蛋的太监看，那优越感还不直冲云霄。
赵高对皇帝阶级进行了自己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反击，他以自己的阴刻污辱和戕害了始皇帝的后代。
据《史记》记载，秦二世胡亥也不是一味地贪图享受，他还知道担心：“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这样的心理和态度更符合人之常情。胡亥上台的合法性有一点问题，不符合始皇帝的遗愿，在那个时代，先皇的遗愿就代表了合法性。所以胡亥最终对帮助他上台的赵高失去了控制，一是欠人情；二是有短处在人家手里；第三，他确实太嫩了，才二十一岁，没有政治经验，也不懂得借助李斯或其他人来均衡赵高的权力。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秦帝国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政策失衡没有清醒的认识，不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进行政策调整，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强硬政策，适当地缓解一下。历史不能假如，假如胡亥施政温和一点儿，他的所谓矫诏篡位根本不是问题，但他上台有些心虚，心虚又导致强硬，从自己的兄弟起，逐一迫害，以至更加损害了他执政的合法性。
维护自己的利益，赵高是一个狠人，但不是一个智者，斗狠他赢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和秦帝国紧密相连，和二世的统治地位密切相关。他不停地在自己乘坐的底舱上钻孔，直到这艘船彻底沉没。
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看到了皇权二代的瓶颈问题。他说：
“商始兴而太甲放，周始兴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苏自杀，汉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则建成死于刃，宋则德昭不令其终，汔乎建文之变而憯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则天命以之不康，汤、武且不能弭，后代勿论已。然而胡亥杀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终安其位；则伊尹、周公之与赵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
秦二世胡亥说“我有一个梦想”（2）
“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
王夫之认为，第二代接班容易出事，主要是“天下初定，人心未靖”，而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也很难办，即要集体接班，要有忠诚的重臣可以托付。
在古代的政治经验里，王夫之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什么制度化、法制化，在这儿都是瞎扯。
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里，也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此事。民间也有俗语云：老子不死儿不大。反过来看，正因为第一代君主太强了，才造成了这么多的衰神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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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扇动了一下翅膀
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是时，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因天下之愁怨，乃杀将尉，召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坛而盟，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4页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秦二世希望快乐到永远的美好理想，在他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一年，就开始被现实击破。
统一的秦帝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像焰火一样，在历史的天空，迸发出耀眼的光芒，继而灰飞烟灭。人们对他的强大第一反应是目瞪口呆，然而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垮台了，于是第二次目瞪口呆接踵而来。历史像傻瓜一样，张着嘴发呆。
秦亡的导火索，就是区区九百人的揭竿而起，这种力量的反差，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进程是那么不可捉摸，历史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她的魅力也缘于此。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匹夫发难而天下影从，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陈胜这只蝴蝶的小翅膀一扇乎，于是引爆了摧枯拉朽的飓风，帝国雄伟的大厦就此崩塌。
“蝴蝶”的逻辑非常简单、清晰：横竖是死，与其窝囊地死，不如轰轰烈烈地死。每朝每代，在我们的身边，总有若干位赌性巨强的英雄，在灭亡和富贵之间用生命下注。
“蝴蝶”的策略也基本到位：“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他们起义的地点大泽乡是在楚国的地界上，项燕是楚国的将军，和扶苏风马牛不相及，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并列在一起，陈胜他们也是饥不择食，反正不过是为了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秦二世发出愤怒的吼声。
从后来的情况看，秦长子扶苏的旗帜并不好使，号召力不够，粉丝也不够多。这就使这次暴动既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清君侧”式的叛乱，也不是“只换皇帝、不换法统”的暴力政变，而是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秦帝国定然是国祚不享。当时的陈胜以及后来的项、刘，他们刚开始发起和响应暴动的时候，并没有改朝换代的想法，而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复辟，所以他们推举楚国的贵族作为起义的领袖。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项羽在灭秦之后，以毋庸置疑的领袖地位，居然把自己和下属不加区别地统统分封为王，最多是希望自己能像齐桓公一样做个天下诸侯的共主，而没想过自己做皇帝，他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也让历史目瞪口呆。后来，刘邦做了皇帝，完成了从造反到改朝换代的全部流程，从此，除了像刘秀这样的贵族会打“复辟”的旗号以外，其他人造反就都直接打造自己的品牌了，因为走刘邦的路子已经是标准答案。
陈胜揭竿而起，罕见地获得了历代主流历史学家的认可。在儒家系统，他是实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伟大学说的代表。孟子也是个愤青，主张“造反有理”，但前提是君主已经异化为“独夫民贼”。司马迁卓有远见地把陈胜列入“世家”，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藏书》甚至把他列入了帝王排行榜，称陈胜为“匹夫首倡”。毛泽东当然更不客气，词云：“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农民起义史，由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农民起义也形成了自己的道统，陈胜当之无愧地成了农民起义的“始皇帝”。
儒家系统小心翼翼地精挑细选，把陈胜确定为唯一合法的人民反抗代表，作为一种象征，用以约束和威胁后世不听话的皇帝主子。秦始皇、陈胜都是这样作为榜样或典型存在于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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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将相还是有种
初，大梁人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闻二人魏之名士，重赏购求之。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里吏尝以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谢之。陈涉既入陈，张耳、陈馀诣门上谒。陈涉素闻其贤，大喜。陈中豪杰父老请立涉为楚王，涉以问张耳、陈馀。耳、馀对曰：“秦为无道，灭人社稷，暴虐百姓；将军出万死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则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懈也。”陈涉不听，遂自立为王，号“张楚”。
——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55～256页
农民起义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被贵族篡夺成果，一种是自己蜕化为贵族。陈胜是前一种，朱元璋是后一种。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旦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想再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字号和品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掌权以后，还要做无产阶级，还要让全社会都是无产阶级，全部都是穷人。难之乎？难矣哉。
陈胜起义之后，得到天下的响应，原因忒简单：“天下苦秦久矣。”中国人是最能忍受的民族；有些人只要赏口饭吃，哪怕骑在脖子上拉屎问题都不大。秦始皇国力太强，军力更强，性格更更强，所以只懂得用大棒，繁刑苛法，滥使民力。而二世又不知调整为何物，致使全盘崩溃。陈胜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讲“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讲“苟富贵，勿相忘”，说明这家伙是个民间精英。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有发展空间，就是建设力量；没有，就是不稳定因素。陈胜造反，全国响应，陈胜很意外，六国遗老遗少也很意外，当然意外之余也很惭愧。但是，这帮家伙政治经验还是有的，张耳、陈馀之流，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讲，就是迅速地“混进革命队伍当中，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残余势力。他们给陈胜的建议和朱升给朱元璋的一样，都叫“缓称王”，从常情判断，这个策略对陈胜是有利的，找一个六国的后裔，做个傀儡，可能要比自己冲在前面好一点儿。
陈胜显然缺乏统筹大局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学习和培养这种能力，更要命的是，他缺少一种天生的素质，这一点刘邦比他厉害，就是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从谏如流。时势造英雄，有时候时势来得太快，造出来的英雄只是粗糙的毛坯，就像今天的超女一样，人气很旺，影响力也挺大，如果这时能接受专业的指导，背后悄悄补课，最后做到名至而实归，也就成就大事了；倘若自以为天纵英才，谁都不看在眼里，后果基本上是死得很难看。
由秦帝国的崩溃我想到了清帝国的崩溃。辛亥革命从形态上看，与陈胜起义颇有类似之处。都是一不小心，就用竹竿捅塌了巍峨的大厦，武昌首义也是急就章，即兴表演，谁也想不到大清国就此呼啦啦大厦颓倾。第二个相似点是，一处火起，顿时燎原，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和体制内的异己力量相互呼应，先以推翻旧王朝为共同目标，然后随即从革命演变成权力斗争。第三个相似之处是，陈胜是反秦革命第一浪，最后死在沙滩上，虽然他没有主动放弃主导权，但主导权还是被旧贵族夺走了；而武昌起义的下层士官，则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主导权，从桌子下拉出了旧官僚黎元洪。由此看来，帝王将相，还是有种的。最后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发端于楚。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