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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白居易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唐人喜欢以行第相称。这首诗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诗坛上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元和四年（809），元稹奉使去东川。白居易在长安，与他的弟弟白行简和李杓直（即诗题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游，又到杓直家饮酒，席上忆念元稹，就写了这首诗。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那么，诗人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呢？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元、白两人想必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诗比美的。
联系元稹的诗，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忆元九》诗虽象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从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了真和美的享受。
（陈邦炎）
惜牡丹花
惜牡丹花
白居易
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
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
在群芳斗艳的花季里，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花总是姗姗开迟，待到她占断春光的时候，一春花事已经将到尽期。历代多愁善感的诗人，对于伤春惜花的题材总是百咏不厌。而白居易这首《惜牡丹花》却在无数惜花诗中别具一格。人们向来在花落之后才知惜花，此诗一反常情，却由鲜花盛开之时想到红衰香褪之日，以把火照花的新鲜立意表现了对牡丹的无限怜惜，寄寓了岁月流逝、青春难驻的深沉感慨。
全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文气跌宕回环，语意层层深入。首句开门见山，点出题意：“惆怅阶前红牡丹”，淡淡一笔，诗人的愁思，庭院的雅致，牡丹的红艳，都已历历分明。“惆怅”二字起得突兀，造成牡丹花似已开败的错觉，立即将人引入惜花的惆怅气氛之中。第二句却将语意一转：“晚来唯有两枝残”，强调到晚来只有两枝残败，才知道满院牡丹花还开得正盛呢！“唯有”、“两枝”，语气肯定，数字确切，足见诗人赏花之细心，只有将花枝都认真数过，才能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而唯其如此精细，才见出诗人惜花之情深。这两句自然朴质，不加雕饰，仅用跌宕起伏的语气造成一种写意的效果，通过惜花的心理描绘表现诗人黄昏时分在花下流连忘返的情景，可谓情笃而意深。
既然满院牡丹只有两枝残败，似乎不必如此惆怅，然而一叶知秋，何况两枝？诗人从两枝残花看到了春将归去的消息，他的担心并非多余。“明朝风起应吹尽”，语气又是一转，从想象中进一步写出惜花之情。明朝或许未必起风，“应”字也说明这只是诗人的忧虑。但天有不测风云，已经开到极盛的花朵随时都会遭到风雨的摧残。一旦风起，“寂寞萎红低向雨，离披破艳散随风”②，那种凄凉冷落实在使人情不能堪。但是诗人纵有万般惜花之情，他也不能拖住春天归去的脚步，更不能阻止突如其来的风雨，这又如何是好呢？古人说过：“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那么，趁着花儿尚未被风吹尽，夜里起来把火看花，不也等于延长了花儿的生命么？何况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将要衰谢的牡丹越发红得浓艳迷人，那种美丽而令人伤感的情景又自有白天所领略不到的风味。全篇诗意几经转折，诗人怜花爱花的一片痴情已经抒发得淋漓尽致，至于花残之后的心情又如何，也就不难体味了。
白居易此诗一出，引起后人争相模仿，李商隐的《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在残花萎红中寄托人去筵空的伤感，比白诗写得更加秾丽含蓄，情调也更凄艳迷惘。而在豁达开朗的苏东坡笔下，与高烛相对的花儿则象浓妆艳抹的美女一样娇懒动人：“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惜花的惆怅已经消溶在诗人优雅风趣的情致之中。无可否认，李商隐和苏东坡这两首诗历来更为人们所称道，但后人艺术上的成功是由于撷取了前人构思的精英，因此，当人们陶醉在李商隐、苏东坡所创造的优美意境之中的时候，也不应当忘记白居易以烛光照亮了后人思路的功劳。
（葛晓音）
望驿台
望驿台
白居易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元和四年（809）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按狱，往来鞍马间，写下《使东川》一组绝句。稍后，白居易写了十二首和诗，《望驿台》便是其中一首。
元稹《望驿台》云：“可怜三月三旬足，怅望江边望驿台。料得孟光今日语，不曾春尽不归来！”
这是元稹在三月的最后一天，为思念妻子韦丛而作。结句“不曾春尽不归来”，乃诗人悬揣之辞。料想妻子以春尽为期，待他重聚，而现在竟无法实现，怅惘之情，宛然在目。
白居易的和诗更为出色。首句“靖安宅里当窗柳”，元稹宅在长安靖安里，他的夫人韦丛此时就住在那里，写其宅自见其人。“当窗柳”意即怀人。唐人风俗，爱折柳以赠行人，因柳而思游子。大概是取柳丝柔长不断，以寓彼此情愫不绝之意。我们从这诗句里，依稀看见韦丛天天守着窗前碧柳、凝眸念远的情景，她对丈夫怀念之情太深了！次句“望驿台前扑地花”，自然是写元稹。春意阑珊，落红满地。他一人独处驿邸，见落花而念彼如花之人。这一句巧用比喻，富于联想，也很饶诗情。三句“两处春光同日尽”，更是好句。“尽”字如利刀割水，效果强烈，它含有春光尽矣、人在天涯的感伤情绪。“春光”不单指春天，而兼有美好的时光、美好的希望的意思。“春光同日尽”，也就是两人预期的欢聚落空了。这样，就自然导出了“居人思客客思家”。本来，思念决不限此一日，但这一日既是春尽日，这种思念之情便更加重了。一种相思，两处离愁，感情的暗线把千里之外的两颗心紧紧联系起来了。
诗的中心是一个“思”字。全诗紧扣思字，含蓄地、层层深入地展开。首句“当窗柳”，传出闺中绮思，次用“扑地花”，写出驿旅苦思。这两句都通过形象以传情，不言思而思字灼然可见。三句推进一层，写出了三月三十日这个特定时日由希望转入失望的刻骨相思。但仍不直遂，只以“春光尽”三字出之，颇富含蓄之妙。四句更推进一层，含蓄变成了爆发，直点“思”字，而且迭用两个思字，将前三句都绾合起来，点明诗旨，收束得很有力量。此诗诗格与原作一样，采平起仄收式，但又于原诗不同，下笔便用对句，且对仗工稳。不仅具有形式整饬之美，且加强了表达力量。因为，在内容上，这两句是赅举双方，用了对句，则见双方感情同等深挚，相思同样缠绵，形式与内容和谐一致，相得益彰。又由于对起散收，章法于严谨中有变化，也就增加了诗的声情之美。
（赖汉屏）
江楼月
江楼月
白居易
嘉陵江曲曲江池，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
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
这是白居易给元稹的一首赠答诗。元和四年（809）春，元稹以监察御史使东川，不得不离开京都，离别正在京任翰林的挚友白居易。他独自在嘉陵江岸驿楼中，见月圆明亮，波光荡漾，遂浮想联翩，作七律《江楼月》寄乐天，表达深切的思念之情。后来，乐天作《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在题下注云：“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