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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和对理想的追求，使魏晋以来宣扬高蹈遗世的游仙诗获得了新的生命。《古风》其十九便是一个例证。
（葛晓音）
古风（其二十四）
古风（其二十四）
李白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又鸟）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唐玄宗的后期，政治由开明转为腐败。他宠任宦官，使这些人凭藉权势，大肆勒索，“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者传上》）唐玄宗还喜好斗（又鸟）之戏，据唐人陈鸿《东城老父传》云，当时被称为“神（又鸟）童”的贾昌，由于得到皇帝的爱幸，“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有民谣说：“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些宦官和（又鸟）童恃宠骄恣，不可一世。其时李白在长安，深感上层统治者的腐败，这首《古风》就是针对当时现实而作的一幅深刻讽刺画。
诗的前八句写宦官、（又鸟）童的豪华生活和飞扬跋扈的气焰。诗人对这些得幸小人的生活并没有进行全面描写，只是截取了京城大道上的两个场景，把它巧妙地勾画在读者眼前。
第一个场景写宦官。诗一开始，就象电影镜头一样，推出了一个尘土飞扬的画面：“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亭午”是正午，“阡陌”原指田间小路，这里泛指京城大道。正午天最亮，却暗然不见阡陌，可见尘土之大。而这样大的尘土是“大车”扬起来的，这又写出了大车之多与行驶的迅疾。这是写景，为后面即将出现的人物作铺垫。那么，是谁这样肆无忌惮地飞车疾驰呢？诗人指出：“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中贵”，是“中贵人”的省称，指有权势的太监。“甲宅”，指头等的宅第。“连云”状其量，宅第高而且广，直连霄汉。诗人不仅写出了乘车人是宦官，而且写出了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目中无人，因为他们有势，有钱，他们正驱车返回豪华的宅第。这里诗人既没有直接描写车中的宦官，也没有描写路上的行人，只是通过写飞扬的尘土、连云的宅第，来渲染气氛、显示人物，有烘云托月之妙。
另一个场景写（又鸟）童，又换了一副笔墨。写“中贵”，处处虚笔烘托；对“（又鸟）童”却是用实笔从两个方面进行正面描写：一是写服饰。“路逢斗（又鸟）者，冠盖何辉赫！”斗（又鸟）人与宦官不同，他是缓辔放马而行，好象故意要显示他的权势和服饰的华贵。在“亭午”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车盖衣冠何等光彩夺目！二是写神态。“意态由来画不成”，一个人的神情本来是很难描绘的，尤其是在短小的抒情诗里。但李白写来却举重若轻，他先用了一个夸张的手法，把笔墨放开去，“鼻息干虹蜺”，虹蜺即虹霓，鼻息吹动了天上的云霞，活现出斗（又鸟）人不可一世的骄横神态；继而，诗人又把笔收回来写实：“行人皆怵惕”，行人没有一个不惶恐的，进一步用行人的心理把（又鸟）童的势焰衬托得淋漓尽致。真是传神写照，健笔纵横。
最后两句写诗人的感慨。“洗耳翁”指许由。据皇甫谧《高士传》说，尧曾想让天下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认为这些话污了他的耳朵，就去水边洗耳。世上没有了象许由那样不慕荣利的人，谁还能分得清圣贤（尧）与盗贼（跖）呢？诗人鄙夷地把宦官、（又鸟）童等佞幸小人看成是残害人民的强盗，同时也暗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不辨“尧与跖”。
这首诗通过对中贵和斗（又鸟）人的描绘，深刻讽刺了佞幸小人得势后的嚣张气焰，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
诗的前八句叙事，后两句议论。叙事具体、形象，饱含讽刺，最后的议论便成为愤慨的自然喷发，一气贯注，把感情推向了（禁止），由讽刺佞幸小人，扩大为放眼更广阔的现实，丰富了诗的内容，提高了主题思想的意义。
（张燕瑾）
古风（其三十一）
古风（其三十一）
李白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
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
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欲知李白这一首诗的妙处，且先看诗中这一故事的由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另外，《汉书。五行志》引《史记》云：“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史记》所载的故事前后比较完整，用了一百零三个字。《汉书》抓住故事的中心，只用了五十个字，而且由于素车白马从华山而下这一点染，增强了神话色彩，但仍然只是文章，而不是诗。
李白翻文为诗，主要以《汉书》所载的故事为根据，写成了这一首诗的前六句。其中第二句是原文所没有的，实质上诗人把原文凝炼为二十五个字，字数压缩了一半，却无损于故事的完整性，并且诗意盎然，诗情醰永。这就不能不佩服诗人以古为新的手法了。一起“郑客西入关”一句，为什么不依原文写为“郑客关东来”呢？这是因为是“关东来”只表明出发地，却不能表出目的地，而“西入关”则包括了“关东来”，平平五字，一石两鸟，极尽简括之能事。第二句“行行未能已”原文没有的，诗人增添了这一句，便写出了郑客“行行重行行”的旅途生活，“未能已”三字则又点出了道远且长，言外还暗示秦法森严，行路程期有所规定，不敢超越期限的那种惶恐赶路的心情，就这一句平添了无限的情意，也就是诗之所以为诗。接下去“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两句与文章的叙述次序恰恰相反。这并不是因为受押韵的牵制，而主要是用倒笔突接的方法，先把鲜明的形象送到读者的眼前：“唉！来了一位白马神人！”然后再补叙原委。这样写法接法，也是诗的特征，而非文章的常规。第五句“璧遗镐池君”把原文“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十一字删成五字，凝缩得非常精致。镐池君指水神，秦以五行中的水德为王，故水神相当于秦朝的护国神，华山神预将秦的亡征，告知水神。第六句“明年祖龙死”，祖龙即指秦始皇。不必点明，即知为华山君传语，简洁了当地预报了秦始皇的死耗。
以上六句，只是李白复述故事，其长处也不过是剪裁点染得宜，而还不足以见此诗之特点。此诗精神发越之处，主要在后四句，李白的超人之处也在后四句。
东晋诗人陶潜曾写过一篇《桃花源记》，后来的诗人极喜引用，“世外桃源”几成为尽人皆知的成语。李白想象力过人，把这一故事和上面六句中的故事，掺和在一起，似乎桃源中人所以避秦隐居，就是因为他们得知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七八两句用“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轻轻地把两个故事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了。“秦人相谓曰”之前省去了郑客传播消息，因而行文更加紧凑。“相谓”二字写出秦人传说时的神情，活跃纸上：“吾属可去矣”一句则写出了他们坚决而又轻松的感情，这些都是此诗神妙之处。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两句结住全诗。“春”字，承桃花春开，取春色美好之意。用“千春”而不用千秋，说明他对桃花源的赞美。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桃花源的向往和对尘世生活的厌恶。是啊，一旦进了世外桃源，就永远与这混浊纷乱的人寰相隔绝了。
诗人写诗时可能预感到安史之乱的某些征兆，所以引喻故事，借古喻今，以表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结笔悠然而止，不再写入桃源后的如何如何，不但行文简洁，而且余音袅袅，也令人起不尽之思。
（沈熙乾）
古风（其三十四）
古风（其三十四）
李白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这首诗是反映征讨南诏的事。南诏（在今云南大理一带），是唐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王受唐朝廷的册封。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载（750），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专横粗暴，失南诏人心，而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凌辱和征求，遂激起南诏反抗。次年夏，鲜于仲通发兵八万征讨，阁罗凤遣使谢罪，仲通不准，与阁罗凤战于西洱河，惨败，伤亡六万。杨国忠为他隐瞒败迹，又在东西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大肆征兵。诗即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却不拘泥于其事，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将矛头指向唐王朝的国策。
开头四句展现了一幅紧急军事行动的场面：军书飞驰，征调急切，一片喧呼救边的叫嚷声，连栖鸟也不得安巢。短短几句诗渲染出一种紧迫的气氛，“羽檄”，已是紧急文书，又以流星喻之，更显出十万火急。“喧呼”，已见催迫之状，又以群鸟惊鸣烘托之，愈见其督驱骚扰之甚，使人有（又鸟）飞狗跳之感。这些都是以夸饰的笔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事情的原委上看，下文“借问”四句言在楚地征兵，远征南诏，才是叙事之始。但是诗人没有从这里开头，而是截取一个惊人心目的镜头以为开端，将本事留到下面再补叙，避开平铺直叙的写法，使诗起得警动有势，能一下子抓住读者，是很巧妙的结构。
“白日”四句，突然逆转，勾勒出一幅承平景象，与前面的战争气氛形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前两句全以天象为喻。以“白日”、“紫微”、“三公”、“权衡”象征皇帝和朝廷大臣，描绘一幅玉宇清平的景象。语语言天象，即语语言人世。人世的内容通过形象的天象展现出来，确是一种妙运。“天地皆得一”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