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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照片洗出来后，给老师送到家里，他说拍的不错，到底是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有水平。说完，老师把照片拿到自己的卧室收了起来。这张照片我给老师洗了好多张，当时许多报刊，杂志采访老师，老师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了他们，大多都发表了。这时老师对我说，我的学习重点应该转移了，现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要把基本课学好。“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和我一起聊聊天，看看我画画，我看看你拍的照片，听听电影学院里同学的故事。”他又建议我毛笔字暂时不要写了，原因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学习太紧张，学摄影要和物理，化学感光材料结合起来，还有方程式，结构式，分子式都在我的脑子转悠，我感到很吃力。老师命令我一定要学好基础课。于是，我也就认真下功夫学了起来。每天晚上十点钟下晚自习，学校统一关灯后，我就躲到电影学院小放映室，用黑纸把窗子堵上，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苦读到深夜12点以后。就是这样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只是七八十分，属于中下等。到我毕业时已是全优了，这是后话。
入学后的一天，可染老师问我还有什么打算？我说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一场浩劫的文化名人需要抢救性的保护，我应该把他们这些仅存的“活文物”的风采，通过摄影机留存下来。他们大多数人年龄都很大了，再不拍，恐怕就来不及了。因此，我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他一听，愣了，说：“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我说功课一定要跟上，怎么都得跟上，这个要是不拍，就没有时间了，这也是抢救祖国的文化啊！
老师许久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要进自己的卧室休息一下，说：“桌子上有好多杂志，书籍，你先看看吧，我有点累了，要休息一下。”过了好长时间，老师从卧室走了出来，看来他也没睡觉，他说要和我坐在一起，把这事商量商量。
我说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干什么事，都得先给你说，问问你，跟你商量。
过了一会，老师看了看我，说：“那就拍吧！
老师说他认识不少文化人，在不影响我的学习情况下，会帮我介绍几个人物，让我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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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优良传统
拍摄中国文化名人的事情从1979年2月份开始，正好我放寒假，我准备去广州，拍摄著名画家关山月先生和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
父亲很支持我，专门为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可染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介绍我认识关山月先生。老师喜欢广东，去过好多次，他让我去好好看一看。老师给关先生的信是这样写的：“山月同志，兹介绍北京电影学院邓伟同志前往拜访，恳予接待，匆颂大安，可染二月二十四日”。
我从严寒隆冬的北京一下子飞到广东，气候瞬间大变，身上的羽绒服也穿不住了。我拿着老师的信见了关先生，关先生也很支持我的工作，不仅让我给他拍照，还帮我又介绍了广东的著名画家像黎雄才、廖冰兄、散文家秦牧等。关先生看过李可染先生的信以后亲切地对我说，这封信是可染先生的墨宝，你就留着吧。我向关先生表示了谢意。
在给关先生拍照时，刚对好焦点，我忽然流鼻血了，血点还滴在了关先生正在画画的白纸上。关先生一看坏了，连忙叫夫人拿湿毛巾来把我的鼻子堵上，一边堵鼻血，我一边选角度，总算没有耽误拍摄。关夫人说我可能是水土不服，北方冷，这边热，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要着急，既然是可染先生把你介绍过来了，就要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有什么困难就说。
广州到处绽放着木棉花，真不愧是一座芳香四溢的花城。我因为在广州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多看此间的美景，又去熟悉下一步拍摄的线路，回到广州市委招待所已经天色不早了。我刚进屋，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有一封信要给我，还有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关先生亲笔写的：“小邓同志，你的鼻血好点了没有？我跟夫人给你准备了一些药，这也不是药，是广东的凉茶，帮助你解毒去火，适应水土，多喝几包没有问题。当收到这些药以后，请给我们家里打个电话，电话号码是*****，我们就放心了。你回到北京以后，请代我们向可染先生一家问个好，很感激他关心我们。”
望着关先生的墨宝，我不禁感动得泪花盈盈，心想，可染老师平常像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待我，现在他的朋友关先生也和他老人家一样，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对待我，关心我，这不正是在中国文化人身上传承的优良传统吗？
后来我在电影学院交的人像作业，渐渐都是李可染、关山月、巴金、丁玲等“大人物”的肖像了。可染老师看过这些照片后，又再次向我谈起他那枚“不与照片争功”的印章。他对我说，各种艺术都有自己的范畴，照相机有真实呈现景观的功能，特点是记录快，但在发挥主观想象得的空间里，摄影比绘画要差。绘画对摄影有帮助，但绘画不能走摄影的路。
当说到绘画表现形式和摄影的关系时，李老师说，“没有光就没有形象，形象的显露全是靠光，但不能机械地运用光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东西，恰恰是光线的灵魂。我画画大多是用墨；表现感觉到的明明暗暗和浓浓淡淡。如果只靠几根线说明光线，是非常困难的，用线要用在体积和受光面上，也就是照相的逆光效果的轮廓光。我画的明暗交接线，是运用光学的原理从而使之明者愈明，暗者愈暗。”
到我上大二的时候，功课多，去老师家更少了，有时隔一、二个月才去一次。记得是80年底的时候，我去老师家。他说，又到年底了，该给红包了啊！该给小孩发红包了。他让我去磨墨。给我写了四个斗大的字“优良传统”，写完后，又写了二行小字：“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极言学传统之重要，人不学传统，便置于野蛮人地位，真大傻事。砚有余墨，书此四字赠邓伟小友，并略赘数语，可染于师牛堂。”写好后，老师让我把字钉到墙上，仔细看了起来。
老师看了一会，说，“这几个字像是一个无锡惠山泥人胖娃娃，那两行小字，是胖娃娃的两根小辫子，很有灵气，也有福气啊！这是大阿福啊。”说完，老师又走到窗户跟前，他让我再从这个角度看这副字，他说，“看一个同样的景物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能逐渐培养正确观察事物的方法。”然后老师又在赠我的字上打印章，他一边打着，一边关照我说，“以后我在拍照片或画画的时候如果要使用颜色，就要注意掌握分寸，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这一天老师特别高兴，从印盒里拿出了七八方印章，一个一个地选择，看用哪一个好，最后打了三方，他把字挂在墙上，仔细认真地看。他又看了看我说：“为什么要给你这个字？这是我对你的鼓励和奖励，因为你在学习上努力。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问题，就是学习传统非常重要。不是说一个人在学习中国古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绘画就是学习传统了，也不仅仅笔墨方面是传统，就是你要把学到的这些东西运用到你以后的摄影艺术创作中去。”他还要我多读书，好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时老师把字拿了下来，一点一点地叠好，亲手给我放到了书包里。
我理解可染老师讲的传统，不仅仅是指中国古代的某类或者某个画风和流派，而是包括古今中外的艺术思想、作品等诸多方面的元素之间的传承、融合与创新。
我记着可染老师的教导：“我对传统的态度是尊重、学习而不是迷信。传统蕴藏丰富，成就很高，但又远远不能完全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必须要发展。发展的途径，一方面是到客观世界中考验传统的优劣取舍，一方面在生活中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同时要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来丰富自己，使传统得到发展，成为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的民族艺术。”
我上大三的时候功课就更紧张了。一次我去老师家，看到小可屋里的墙上有一幅老师的书法，写的是“只争朝夕”。老师说，“只争朝夕”四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和时间赛起跑来，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他说他不能在学习上给我压力了，学校给的压力已经很大了，现在需要的是下一步干什么？怎么干？他看了我拍的几张照片，批评我说，拍的太碎。他说在光线上不能说我什么，只要统一，有整体感就够了。老师向我推荐两个画家的作品，一个是伦勃朗。他评价伦勃朗的作品在运用光线上非常简洁，造型效果也很强烈，充满着力量。还有一位就是林风眠先生。他说尽管林先生画的人物画装饰性很强，但是他的山水画在黑白的关系，空间关系等方面，处理得非常恰当，应该好好看一看。当时林风眠的东西我还看过一些，但伦勃朗的画作我还没有留意过，伦勃朗的原作是我日后到了英国才见到的，他的创作风格给我许多启发，对我后来的创作帮助非常大。
1981年11月20日，我又来到老师家里，请老师看看我的作业。老师对我第三学年上什么课，大纲是什么很关心，要我念给他听听。尽管这些与老师的绘画艺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老师也很想听，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常常告诫我，对待知识要象海绵一样地学会吸收。他很愿意去了解除了绘画以外的知识，并从现代科技的发展中，深层次地去理解笔墨与时代的关系。
二十一、第一次发工资，我请老师吃蛋糕
那天可染老师除了让我好好读一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书籍以外，还给我说了一些有关中国画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画根本不是散点透视，而是类似散点透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对中国画的某些传统概念表示异议，他神情严肃地说：“中国画的最高理论，是艺术家的思想见解，是以大观小。李太白的诗里面有夸张的描写：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这是非常形象的思维，通过这句诗，可以看到李白的胸怀，不光是表现看得见，还要表现知道的和想到的，这是艺术家思想境界高低的问题。登泰山，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艺术家的眼里，泰山仿佛一个小沙盘 ，这并不是不表现自然界的伟大，这叫以大观小。这是作者全面理解泰山，理解自然界之后的再创作，可说是小中见大。黄宾虹常说这么一句话：咫尺有千里之势。我同意这个观点。中国画传统的精华，就在于艺术的经营位置。”
从老师一开始教我写字，画画，到把他的思想传递给我。在老师眼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把自己在《大众摄影》和一些报刊发表的习作拿给老师看，他看了以后说：“将来你应该出摄影集。〃我说：“这还没有想过。您看别人一辈子才出几本画集啊！”
老师却肯定地说：“不，我现在就要给你的摄影集题写书名。”他问我砚台里有没有墨，没有墨就磨。我看砚台里确实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