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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做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怦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的，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并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喧嚣和混乱而变得更加神秘，我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2008年4月13日于广州
。。
小说的“责任”
我一直不相信我们的小说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注目，那是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我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是隐秘的，深刻的，是想象的，也是欲望的，当中包藏着我们生命珍贵的自我、瞬间，以及它们的改换变化和联结活动。“我想说一说我此刻细腻的思绪”、“我想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我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安静和温暖的灯光是我写每一个字的客观需要。你在大白天或在一片城市的潮汐声中会亲爱地去抚摸一个你用心珍爱的女人吗？那时候被你抚摸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你的玩物。因为玩物时刻都可能随人而走，随风而去，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占有、占有、彻底占用──啊，多快活啊──就像一只狗在快活。
我也给写作的自己赋予责任，但不是通常的。我不信奉哥尔多尼的语录：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我也不相信“寓教于乐”的现实性和崇高感。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看书，从书本上获得些许生活经历或细节然后写作，这不是我尊重的写作习惯。为了写个什么，披星戴月地去哪里生活一年半载，这种写作精神令我钦佩，不过也仅此而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号啕大哭一场后发现找错了人，没说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我开始写《陈华南笔记本》，那个未名男人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以至我没办法给陈华南一丝笑容。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想象和愿望中写作。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但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一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四周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倍感孤独、恐慌。
1997年5月5日
小说是“手工艺品”
一
现在经常有人把我和遥远的博尔赫斯联在一起，我难以判断这到底是对我的褒奖还是贬斥，所以我既没有因此得意，也没有因此失意。进一步，我也不会因此刻意回避谈论博尔赫斯。今天，我可能会搬出一些大作家的金枝玉叶来替自己添色，帮吆喝，其中首先搬出的就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有一个小说集，是1944年结集出版的，里面收录了像《刀疤》、《南方》、《死亡与罗盘》等著名的短篇，其中《南方》是博尔赫斯自己认可的“前三名”小说之一。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个小说集的名字很有趣，很别致，叫《手工艺品》。这不是里面某篇小说的名字，仅仅是小说集的名字。不需要苦思冥想，大概只要望文生义一下， 我们便可明白，博尔赫斯想传达的意思就是：小说是手工艺品。
这是一种很偏激的方法，即使我真受了博尔赫斯无穷的指点和恩泽，我还是要表示我的异议。我以为，把一本小说书装帧得像一块金砖一样流光溢金，它也许是工艺品了，但是小说本身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工艺品的。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强调。这种态度包含了一个小说家对小说技艺的迷恋和诚服，而这种强调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的一种责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不用说，这当然是对小说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责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
二
现在来说说手工艺品。手工艺品不是宝器，也不是危险品，穷人富人，老人小孩也许都有一两件。起码都见过。一只茶杯不是工艺品，它是用品、器具，但是当我们在这只茶杯上雕满了花鸟，嵌加了金边，变法了造型等，总之，当它的观赏或保存价值大于使用价值时，它就是工艺品了。但是就是嵌了两边金边，雕满了花鸟，观赏性、趣味性、珍贵度无限地加增了，我们还是无法在其中看到作者特定的思想、感情、道德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小说，哪怕最差的小说，它也体现出一种精神层面。这就是我不同意小说就是手工艺品的主要理由。
但是，为了说明小说的难度问题，我似乎又愿意承认——暂时承认，小说是手工艺品之说法。因为，我觉得小说在文本的完成过程中，就像一件手艺品一样，需要作者工于匠心，精于技艺。故事怎么发展，人物怎么说笑，情感、命运怎么演变，用什么样的语言叙述，用什么样的结构构建，起承转合，都是有技术，有巧妙的。具体到某一篇小说中，这种技术和巧妙的标准是唯一的。我觉得完成一篇小说的过程，就像登一座山，登上山其实不难，起码对我现在来说。但是要找到集花径、险途、捷径等于一起的“那个路”是非常难的。只有找到了这条路，你这次登山才是成功的，一路看到了美景，经历了惊险，又捷足先登了。说真的，我现在还是经常登不上山，写着写着丢掉了，报废了。有时即使上去了，毫无成功的快乐，不敢回首，羞于提起。就像我本来是想做一个手艺品的，但结果出来的只是一件生活用具，人人手上都有，不敢拿出手炫耀，要藏起来。
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而求之说法，是不能破的底线，是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如果你不想或者不能在这只杯子上雕花绣锦，没有这个功夫或者不愿下这功夫，你这只杯子对我们毫无意义。那么如果要加雕花绣锦，就需要专业的技术，就是有难度，要见功夫。难度到了极致，价值才会青云直上。
三
生活在改变我，在一日盛于一日地把我塑造成一个住家男人。最近五年，我的生活简单到了弱智、寡淡的地步，没有娱乐，很少出门。平时，除了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和与少有的一些作家朋友喝喝茶之外，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而且是家里的书房里。不是执著，而是痴情。我像吸毒者迷上了毒品迷上了小说，整天在家里读书﹑发呆﹑写作，就这三种状态，其中读的、写的主要是小说。可以说，这些年我看过的当代小说很多，国内的，国外的，经典的，不经典的，有名的，无名的。看过之后，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没有难度。尤其是国内小说（国外的因为翻译本身已经经过一次筛选，相对好一些），一年看下来，长的短的加起来至少有几百篇，但真正打动我的可能也就几篇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小说，包括一些成名大家的小说，从叙述层面和文本上看，是没什么难度的。稍为留心一下，你还可以发现，很多小说是在有意地回避难度，取消难度，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一个腔调，一个角度，直通通地拉下来，不要结构，不要变化。当然，有人说小说的最高艺术境界是无艺术。但我想，这里所说的“无”其实不是真正的“无”，是大音无声之“无”，是大象无形之“无”，是无为而治的“无”，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总之，这个“无”不是没有的“无”，而是“有了不见”的“无”，是大有，是大艺术，大技巧，浑然天成的大技巧。
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小说是应该有技巧，有难度的。技艺就是难度。这是从小说的技术层面上说。从形态上说，我相信小说是一种非常态的东西，芝麻秆上长出芝麻，我觉得这不是小说。芝麻秆长出西瓜，或者西瓜藤上结芝麻，可能就是小说了。我想说小说就是要非日常化，把小说写得跟日常生活一模一样，那小说的活力就值得怀疑了。还有，我还要说的就是，作家应该带着信念去写作。尤其是在当下，做人、做事、做文的标准和秩序已经混乱不堪，作家要真正写出好东西，肯定要牺牲﹑放弃某些东西，也要坚守某些东西，尤其精神上的某些东西。取消小说的难度，首先是精神上的放弃，对底线的放弃。破了底线做事，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