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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贩子们赚头大了，站里越发眼红。 干脆我们自己也搞长途贩运，租车到沅陵去，那里可卖两角一只。
待续 44、扁扁儿的心思
44、扁扁儿的心思
44、扁扁儿的心思
我们先后六次到沅陵。（有一次我还在中途的官庄受了伤。）那地方毕竟口岸小，几批卖过；生意越来越 清淡。最后一次卖了三天，还剩很多。只好想法到附近小镇兜售了。
老唐联系了一辆当地供销社的车。我们来到一个叫麻溪铺的小镇。小镇上人丁不旺，别指望能卖掉多少。四个人要分两处卖才是办法，一处守在小镇，一处往回走十里，到五二厂附近一个代销店去卖，那是013基地的一个分厂，在山沟沟里。大家都不想到那店去。最后只好我一个人带了四篓鸭子，乘便车到了那店。我跟013只怕是有缘。我曾在013打过七个月工，沅陵一带的五一厂，五三厂，兰溪口013医院都去过，唯独没去过五二厂。五二厂是生产飞机发动机的，在013处于最为机密核心的位置，隐蔽在大山深处，听说它的车间建在山洞中。此去正好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谁知那供销社的便车把我送到的是公路旁的孤店一座，离五二厂还有点距离。这家店子附近只住几户人家。卖了一天，没卖几只。我在那店过了一夜。两个营业员请我吃了晚饭。他们的日子真清苦，桌上唯一的菜是一盘辣得张不开口的干辣椒。吃过饭天就黑了。山谷的夜黑黝黝的，山谷里传出的声音也是阴惨惨的。孤村野店，这里过去又是土匪出没的地方，我身上还有几个卖鸭的钱。揣着便感不安。那两人早早关门闭户日落而息了。我也只有睡。但久久睡不着。全神注意的是门外有什么声音。就这样折腾了一夜，虽然平安无事，到底呆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到麻溪铺供销社。请对方找常德县的老唐，商量怎么办。来了个女的。 我听像扁儿的声音。那时电话是磁铁线圈话筒，杂音多，听不真切。她说自己姓章。我反复问她是扁儿不。
她不耐烦了：不是扁儿，没得扁儿，我小章。我实在想不起这小章是谁。
她问我“你找老唐有么事？”
我总要搞清楚跟谁在说话吧？又问，你是扁儿？
还是那句，没得扁儿，我小章。
我恍然大悟，扁扁儿她本姓章，平时叫惯扁儿，忘了她的姓和名。如今出门在外，她对我有所要求了。这是她的虚荣心， 她嫌小名不雅，出了门，应该象我们知青一样， 姓氏前面冠之以“小”。两个女青年最怕别人说她们土气。没看见我们知青，都叫小成，小王，小宋……小得那亲切，小得那文雅，小得那温馨，小得那洋气。而我不分场合，还扁儿扁儿的满世界叫，很不雅听。倒是人家旅馆服务员客气，一声声小章，小章，喊醒了她心灵的自尊。其实她是不知道。只要你脱离了你原来的环境，到了新的人群，人又确实年轻，小字立刻就掉你头上。这个并没有城乡差别。她是没出过门。她还不知道，知青圈子里，我是被叫做“罐头”的，不喊小成。比扁儿好听不到哪里。哪有熟人还小小小的。
这两位女青年出生在种禽站，吃的是农村商品粮，这跟生产队吃工分粮略有不同。商品粮旱涝保收，工分粮朝不保夕。由此而使人感觉与生产队有点点身份的区别，这对读过高中的人来说，更想突出这点区别。总之是方方面面离乡里要越远越好，虽然出生农村的命运无法改变，好歹外面要像个城里人。城乡二元化社会把农民搞得完全没了尊严。农村就是下放、劳教之地，农业就是惩罚人的行业。这个莫说扁儿，我的感觉尤甚。那是毫无道理的苛政恶法。
我总算明白了，每次分两组卖鸭，扁儿和红湘为什么都争着要跟我走。我就是打起赤脚，戴顶斗笠站在街上， 别人也看出我是知青，多少还留了点城里的印记。那老唐四十大几，何从“知”起？跟着他卖鸭活像一对父女出门在外讨生活。所以， 跟我站一起，她们也更往城里靠近了些， 做个“副知青”也不枉读书一场，似这样出远门，她们是头一次，哪怕是卖鸭，也只当他旅游一般，高兴万分， 鸭子卖不掉是两个男子汉的事，她们不着急。
可是我却急得要命， 因为站里规定每次出来不得超过一星期，耽误下一批鸭出摊。我说，小章，我这里呆不得了，你给我喊老唐来，要他接电话。
老唐告诉我，他们生意也不好，卖不动。干脆下午我们都坐班车回沅陵。我不必返回麻溪铺，他叫我在公路上守着，他在车上看到我，会要司机停车让我上车，一起回沅陵。
待续 45、差点被什么阶级斗了争 。。
45、差点被什么阶级斗了争
45、差点被什么阶级斗了争
下午三点，一辆班车驶过。它根本不停。从闪过的车窗内只见老唐向我打手势。我明白，人家司机不肯听他调派，半道停车接我，在我们面前抖了一回威风，生生把我扔在了荒凉的山岭中。
在这荒山野岭，我目前这副样子，拿根扁担，挑副鸭篓，横在马路上，根本不可能拦到任何车辆，人家担心你智取生辰纲的。我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决定，走回沅陵。凭我来时的记忆，此去沅陵3…40分钟车程，来是上山，盘山公路，坡陡路窄，车走得慢，不过3…40里吧。去是下山，有利行走。天黑能到就行。我挑起鸭篓，如飞地奔跑在山路上。到沅陵正好天黑。
四个人又在沅陵的南岸旅社碰头了。 我们决定把剩下的鸭子点个数，然后倒进沅江，放它们的生， 四个人把卖鸭的钱清点一下集中到我手里，回去由我廪明情况交差。
南岸旅社就在江边。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把三百多只鸭子倒进江里，让它们随波逐流，自生自灭去了。然后回到房间点钱。
农民买鸭的钱尽零票，一分两分，一角两角，一块两块，七八百块钱摊了一床。比不得现在百元大钞，只几张。那是几千张，有点规模。我敢说，那时山里人有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正点着， 服务员推门进来。看到满床的钱，她起了疑心，不言不语提了开水瓶退了出去。
几分钟后，听到走廊皮鞋响，来了个男的，也不亮明身份， 一副养尊处优的摸样，打起官腔，只问我们从何而来，要去哪里，什么公干。我们一一作答。他又问我们鸭子为什么倒进河里。我们说卖不掉，节省粮食。这话在他心里留下个大问号，怎么解释他只是不信，也许他是觉得只有偷来的赃物才有人舍得丢。最后又看了证明。这下找出破绽了。他认为我们的证明无效，那是公社开的，出县做生意要县级证明。
他这是刁难，乡里人卖几只鸭子几时听讲还要到县政府开证明的？哪个县衙门又耐烦给人开证明卖鸭？他这么处心积虑找我们的岔，显然，是觉得我们这些人行为怪诞：几百鸭子活生生扔进河里，一堆票子花花绿绿摊在床上，不是个盗窃团伙就是在搞投机倒把。这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什么？眼看立功的机会就在眼前，他要我们跟他去派出所见官。我们不去。他说，你们跟我去一趟还好一点，要不然……。我们没做违法事，为什么要跟你去？他没法，吩咐我们不许动，自己去叫警察，悻悻地说：“派出所的喊起来就要搞你们的斗争。”
这话老唐很不爱听。老唐这辈子最感荣幸的一件事便是他那因祸得福，侥幸获得的贫农出身，比正宗祖传三代的贫农更平添几分阶级觉悟和自豪感。加上他从小又见过些世面，不是一嚇就怕的人，冲着那人背影便喊：“我看你是哪个阶级，要斗俺的争！”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我们继续点钱。
不多一会，走廊再度响起可达可达皮鞋声，听声音这回不止一个人。我心里紧了起来。一阵钥匙响。服务员把门打开。几个人一拥而入。果然那人带二个穿白制服的警察来了，那气势就是来抓阶级斗争的。等我定睛细看，竟有这样巧事，虽说我是个农民，不由得也想大模大样说句体面大气话“世界真小” 。原来其中一个警察一月前为白小河一桩倒卖粮食案到过我们公社种禽站，此时跟我们还面熟。紧张空气如汤沃雪，瞬间烟消云散。也就不要再作解释了，他们放过了我们，否则无论它什么阶级，这次是真要斗我们一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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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两位乡里老人
46、两位乡里老人
鸭子在沅陵销不掉了，站里决定下一次去长沙。心想长沙口岸大，定然销路好。
到长沙是乘船去的。谁知出师不利。运输途中，那鸭篓搁在轮船舱顶，盖着油布，中午太阳一烤，立毕死了一篓几百只。
到得长沙，一看那来势就不妙。因为我们平时鸭子到哪里，就有人围了打探价钱，三五几只总有买了去的。可拢了长沙的岸，半天竟无人问津。只好将鸭子挑到旅社安顿好，邀约大家到我家歇息去。
这次同行的是毛老倌、孔伯、他们是因为这段站里人手紧，临时喊来的。加老唐，我们四人到得家来。妈妈没料到我忽然回家，还带了一群人。一下子来了这么些人，急得她连忙整酒整菜，极为热诚地招待了我的乡下客人。
孔伯从没在城里受人恭敬过。在他心中，城里乡里，天隔地远。他实在是个民国时代的人，却不知为什么对城市还是州府的概念。他说这之前，常德府是他到过最远的地方。自古以来，九州方圆，府过府，三百五。他连县都没出过，哪里还过府。这次到了潭州省府地界是生平头一回，有天涯海角的感觉，很不习惯。但是，我妈妈的热诚令他感动不已。他在城里没有任何亲戚，到常德府都是拿米到饭铺换饭吃（乡里没有粮票）。在城里人家吃饭今天是头一回。他本是个穷乡儒，读过点老书，这大概是孔姓一族的规矩，无论贫富都要读点书。说不定州府概念即因读老书而生。他人极忠厚。此后回站里，只要一见我到了芳洲，就要拉去他家，提起老人对他的接待，总觉不过意。哪怕坛子里抓点酸菜给我也算尽点意思。
那毛老倌，是站里老资格的鸭师傅，孤鳏一生，牙齿掉得只剩三颗，眼睛浑浑浊浊有白内障，耳朵也不大听见，偏偏喜欢倚老卖老，样事都里手，样事喜欢发表意见，样事都不满，年轻人做的事尤其看不惯。站里人当面虽然谁都不顶撞他，其实谁都不把他当回事，三岁毛孩都叫他毛老倌。可站里后生、媳妇又偏爱老远见他就高声喊起“毛伯”、“毛老师傅”。一顿恭维话，把他先安了，然后找话跟他“逗杂嘴子”。六十多岁的人这次还叫他出远门挑担卖鸭，本是一肚子不高兴，一路骂进长沙城。鸭死了也骂，鸭不死也骂。鸭死了是骂太阳；鸭不死又骂它们怎么不死。进了长沙的旅馆，却轮到他挨骂了。他一进门把担鸭篓放在大厅里，服务员拿起扫把就赶：“哪里来的背时鸭子，何事放在咯块子啰？喷臭的！”毛老倌唯唯诺诺。老唐忙上前去讲好话。我和孔伯羞得早躲到马路上去了。等他们出来，我带着大家重找一家肯放鸭子的旅社安顿好，然后再去的我家．
毛老倌上了桌。妈妈喜欢给人敬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