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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是不是在自作多情呀，她说过给我相片的，为什么还没给我，她说过给我吗？她难道给我说：“啊，我给你一张照片啊，好吧？”
人尽是瞎想，一旦病好后就有精神瞎想起来，为什么不让我瞎想呢？到高考之后我尽情地瞎想，不就是再过几天吗？
如果我将来考上大学的话，如果我将来功成名就的话，我一定很感谢教过我的所有老师，或许他们有的已经把我忘了，他们是：吴青山、焦国正、薛国强、胡德全、焦士华、胥焕青、吴华宇、吴文俊、邓联青、朱爱香、李胜利、徐新敬、纪丽、张天立、王永红、柴文英、邓虹、邓文青、杨小社、朱德美、李纯艳、张淑格、张霞、刘伟生、黄保军、夏靖、赵天恩、滕四一、王领、黄国伟、赖联合、姚国强、王治东、邓精卫、江德立、申光耀、夏娟、苗平、王金科、王洪飞、冀新建、王新豫、魏建新、赵华奎、闫克亮、王春喜、牛洪欣等。也有的只教我几天，我根本不知道名字。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庄里有很多人很少到过十千米以外的地方，有的人终其一生就没走出过这个小圈子，就知道本村、前村、后村，守着田间地头播种的目的为了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为了播种。我感到一生在这个几千米以内的地方度过是多么单调，是多么可悲，所以我要走出去。
当年模糊的目的现在才逐渐清晰，我们全村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幸福就是走出去，考上大学后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上班，对，特别是当官，就会令方圆几个村的人知道、羡慕，这就是影响我多年的农村最朴实的梦想，现在想来，每天在一个单位里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人生就这样过去，和村子里的那些农民在本质上就没有区别，所以我只是渴望行走。
我今天迅速浏览了全部教科书，中午睡觉时又发现那个魔，就是因为害怕失眠我才想多睡觉。以往这个魔出现时我都没病，这说明我的病全好了，我当时并没对保儿说，这个魔出现时还伴随着一个心理因素：一直想破坏一下最完美的，一直想玷污一下最纯洁的。这是否就是人的恶念？佛说，人人都有佛性；其实魔也可以说，人人都有魔性。善与恶都是人们自己定的，原始的东西，本身就超乎于善恶之外。
今天到这个居民区一个卖菜的老农，他推着旧三轮车。有一位老妇人上前挑选菜，她首先把青菜外面黄叶子剥去，又开始剥里面的青叶子。
卖菜的老汉说：“俺农村人种个菜不容易，你就别再剥了。”
“这外面的老叶子不能要，你不要拣，谁还来买菜呀。”她分辨道。
最后剥得只剩下个白芯，她问：“这多少钱一斤？”
“两毛五，我卖的是最低价。”
老妇人马上翻脸：“你咋要恁贵，昨晚上人家还卖的是两毛。”
“有两毛你去买两毛的去，我不卖了。”老汉急道。
“你咋这样儿说话，你看你横的。”
“俺不是费劲到城里来卖了吗？如果您要是到俺菜园子里，随便你挑，俺也不要钱。”
“你这人说话咋这么难听，我啥时候白吃你的了是不是，你要是再说你就不能走。”
我没有上去，如果少康在的话，我一定怂恿着少康去把那老妇人撵跑，你说你老得容颜褪尽了，你脾气反而大了，倒学会欺负人了。
后来她还是买了老汉的菜，我不知道是两毛一斤还是两毛五一斤，那个老妇人把剥掉的青叶子拿个袋装起来带走，老汉就问：“你剥掉了，你还要它干啥？”
老妇人说：“这老叶子又不能卖，我拿回家喂鸡子。”
看来，我的那位房主与她的这位邻居相比逊色多了，我的那位房主只是常跟她的儿子争吵，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但每个儿子都是母亲培育出来的，房主对待他人的态度还不如对待她的儿子呢。
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到五、六十岁是否都变得这样刻薄？是什么磨去了她们的性灵？而当年无恶不作的小子最后反成为智慧的老头，这是什么的结果？是岁月，是社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这些责任推给社会、推给时代，一定是有些人没有改变的，他（她）们的性格有些内向，他（她）们喜欢拥有独立的空间，是呀，孤独，当然社会影响很大，尤其对女性的压抑，比如说*，不被人承认是真实的感动与奉献，而被一直认为是肮脏或避讳的，而一旦她们成婚之后，又必须与之联系在一起，这在观念上存在着冲突，需经调整，需经抹煞。谁来帮她们承受这份心灵的转变？在病中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我的心理越来越脆弱。更何况在社会中一任岁月风蚀几十年，我总以为女人是最可爱的，似乎她们本身就是弱者，社会总是对女性不公。
我们班有四十多个女孩儿，二十来位男生，初分到六班时，有老同学开玩笑说：“你现在有福了，据说你们班按男女比例每人可分到正房、姨太太，并且涮锅的、扫地的保姆丫头啥都齐全。”我说那没办法，可能是王老师脾气好，没分到这班的女孩儿也竞相跳入这班，到班里一看才知道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女孩儿占了大量的位置，只留下贴着讲桌的第一排和靠着后墙的最后一排以及倒数第二排，每次排位都是这样，三年级毕业了，我也没认识多少女生。
今天我们班里照“全家福”，在照“全家福”之前我觉得有点头疼，就害怕再严重起来，立即到外面医院里拿药。谁知原计划明天照的“全家福”改成了今天，我没照上。
那位医生诊断为头痛是失眠造成的，我想告诉他这又不是简单的失眠，我在压力最紧的时候的时候还有空闲思索人类存在的大事，但医生说不定又要给我开镇静剂了。以少康的话说我有点像罗素，1、对知识的追求，2、对爱情的渴望，3、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但我又不能对医生滔滔不绝地说这些，这样我自己也会给自己加上第4点：有一定程度的白痴。
医生给我开了几包安定片，我趁中午到南海寺拜一下，在南海寺我逢门就双手合十，就这样一直拜到大殿。
从南海寺回来后，我找一张纸画上坐标，把学业、理想、感情、*、知识、金钱、能力、朋友、幻想、社交、压力、心理、应酬、考试等等等等所有的因素统统按规则量化成一个数，画一个函数图像，我要自己给自己找出病源、病势以及可治疗的方法，这时少康过来找我，首先就问：“你上哪去啦，我见操场上你们班在照集体照，我就在操场口等你，等你们班学生走完也没见你？”
“俺班照集体照了？啥时候照的？也不喊我。”
“谁知道你？”
“我今天有病，就去看病去了。”
“咋了，又这样儿，你吃饭了吧？”
“吃过了，一直就没好过，说是好了，实际上是在这一天里由于某种原因函数下跌。”
“你桌子上放六枚一元钱干啥？”
“我看它的正反面来预测吉凶呀！”
“你现在又在纸上画啥？哟嗬！占星术，你懂得还真稠。”
我渴望行走，走的最终目的我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再过几天我将经历一次考试，考试之后我就不会住在这个屋里，也许永远不会。这一片住的同学都是农村来租房子的，这一带有个菜市场，又脏又乱，柏杨先生可能是来这里后才写出《丑陋的中国人》的。特别是那个厕所，这一带唯一的一个厕所，里面的气味淡时就已经伤害到鼻子，浓时就伤害到眼睛，再浓些又连累到皮肤，原来城里的居民分等级居住。
周六晚上我不想跟少康玩，下午放学后我就去找志健，志健与秀丽爱在西护城河一带散步。我陪他俩散步，仿佛又看到了当时我们去宿鸭湖的情景。他俩还如当天一样没有变，他们的时间并没有走，而我的时间过得太匆匆。
这一段河道不是古城河，而是解放后为连接老护城河而挖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标明，但能让人感觉出来。志健问我：“你不太高兴吗？”
“不是，我是有病。”
“你怎么老是有病，上次见你，就有病。”
“还是那一次，根本没好，很长时间了。”
秀丽说：“都怨我，那时候我说给你介绍个女朋友的，却没有。”
他俩都笑了，我也微微一笑，真感谢秀丽，她又说：“该毕业了，多找些同学玩玩，不要常自己呆着，早晚要得病的。”
志健说：“就是，他就爱独来独往。”
“所以，我今天就陪你俩来轧河坡了。”我说道。
路边果子园里结着累累的果实，挺诱人，都是青的，志健问我：“出来转转，强多了吧？”
“强多了。”我说。
到天黑我们回去来到一家饭馆吃饭后分开了，当我从北城门跨入城的第一步时，就开始头痛，吃过饭后我便立即回去睡觉以勉再失眠，实际上越是对睡觉渴求值越高，它还越失眠。我知道，但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一个单位里按部就班地工作和在村子里做一个不出十千米外的农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上大学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我们拥有文化，学历高的人不一定比乡村老叟更有文化。金钱不等于财富，知识不等于文化，许多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所做的工作都像城市里道路那样反复建设，而在这一点上某些坐在田间地头的老汉就更具智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个人成功之后常陷入物欲之中，当然物质嘛，我们绝对不能轻视，不能像那些抨击物欲横流的人把物质说成臭狗屎，把经济活动阐述得极其荒唐，仿佛只有他一人是孤独的，万人皆醉。可是如果家长把一个孩子教育成功后，成了上层人士反而自己留下寂寞还不如当初就把孩子留存家里做一个工具人，对家长来说，只要有孝就可以了，孩子上不上大学根本无所谓，孝乃第一，其它次之，可是许多溺爱孩子的家长就是不明白，如果孩子连孝都不知道，上了大学又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多么实惠呀！志健今天对我说我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想的太多，好了，不想了，睡吧！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那一天的那一个非典患者走遍了天中城所有的大街，又率领着群众顺着古城墙走，消防车停了下来，改成工作人员背着喷雾器跟在后面。喷雾器对着墙角喷消毒剂，有些人就站在远的地方去看，还有许多人跟着喷雾器向前走，城墙上爬满了人，树上站的也有人，有的家长开始呼唤孩子，患者开始走下护城河，人们都跑到护城河岸，患者站在水边。
人们看到，患者在河边站了几分钟。
人们看到，患者跳入水中，溅起一片水花。
人群中发出一片吹嘘声。
人们看到，患者的头慢慢地在前方浮出来。
人们看到，患者自然地向前方游动。
患者游过护城河之后，在对岸的青草地上爬起来，无视隔岸相望的人群，患者走进一片果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