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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只能用靠近房间的这小半边，两条高脚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成了父亲干活的案板，案板下面放着堆煤球的木箱。两家共用的厨房里，放了一只水缸，一只简易的切菜台子，一只煤球炉子，炉子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铁钉，炒菜的耳锅不用时挂在上面……这就是维持全家吃喝拉撒全部生活的全部物件。
门牌为养济院背91号的这栋木板房，住了两户人家，右边是我们家的那间小屋，左边是房东家的套房。两家共一个大门，共用一个堂屋，共用一个厨房，按理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应该睦邻友好、相互帮助。无奈房东心术不正素质太差，很难相处。
房东李苟婆是个油漆匠，在乡下四方游走帮人油漆，顺带搞点贩买贩卖。长期的有毒物质污染，造成了他的肺结核病，又称为“痨病”。早晨或者黄昏，我们总能听到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气逼”过后，终于吐出了一口痰，声音趋于平静。
这口痰，不是一般的唾液，而是携带无数病菌的传染源，父亲称之为“黄脓”。李苟婆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即使是这种“黄脓”痰，也毫无顾忌，故意吐在堂屋里人多的地方。似乎不传给别人他的病就不会好，传得人越多他的病就好得越快。我见过他刚吐出来的脓痰，状如桨糊，冒着热气，泛着泡沫，散着异味，令人恶心。
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面对地上的“黄脓”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背后咒他“吐血”。父亲知道肺结核病是会传染的，他担心“黄脓”痰会把病菌传染给自己的儿女，他总是悄悄地用煤球灰把痰盖住。
父亲对于房东的这种恶行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李苟婆从外地乡下贩了一批食油来倒卖。食油是统购统销商品，国家不允许私自买卖。父亲悄悄地报告了有关部门，结果是否被查处，我已经记不清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办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绳子掉着一张竹板床，悬在半空中的这张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张可以单独享用的床。这床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中铺，大床应该算是下铺，用木板搭建放杂物的搁层算是上铺，但上上下下远没有硬卧方便。熄灯睡觉后，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很可能会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觉不拉尿”的好习惯，一般夜间不会惊动别人。
更令我烦恼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悬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被放大。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灵与肉的躁动令人不安。往往一觉醒来，便会胡思乱想，朦胧中意识萌发，热血上涌，身体膨胀，禁不住会辗转反侧。于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难堪，仿佛是在宣告着什么。我像个怕被人发现的小偷，赶紧停住了响动。
然而，压抑着的欲望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烧越旺，难以扑灭，又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动”与“静”这矛盾的焦灼中度过的，我不知道饱受过多少次灵与肉搏斗的煎熬。
我们兄妹六人像一群挤在小窝里的雏燕，终于渐渐长硬了翅膀，相继飞上了天空。我们先后考入了师范学校、工艺学校、卫生学校、共大总校……在广阔的天地间奋飞。离开塔下小屋至今已经40年了，我对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越陈越香。尽管我到过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乡绳金塔那金色的塔顶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耀眼、那样壮观；尽管我住过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然而，当年从两块明瓦中照进来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识里，永远是那样明亮、那样温馨；尽管我吃过龙虾宴鲍鱼宴，然而，塔下小屋过年时母亲用鸡汤、藕粉、肉丁、豆腐丁、红白萝卜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鲜美、那样难忘。
（全文完） 。。
嬷嬷
一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传统习惯，我们一直把祖母叫做嬷嬷。嬷嬷名叫辜大妹，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嬷嬷出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主席诞生晚两年，凑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两年。一个被亿万人敬祝万寿无疆的伟人，一个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辈子的凡人，生命的长度是相等的。人世间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19世纪末中国还处在男子疏长辫的满清时代。这个时代给嬷嬷留下了终生痛苦的印记，那就是一双不到5寸长的小脚。
嬷嬷幼年时便缠了脚，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终成了五个脚趾裹成一团的小脚。这种小脚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记忆中，嬷嬷从未穿过皮鞋、胶鞋、凉鞋、拖鞋，她一辈子似乎只穿过一双鞋，那就是她自己缝制的布鞋，因为只有一种样式，所以在我眼里，始终只有那一双鞋。
我的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嬷嬷带着儿女们是最后一刻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
嬷嬷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带着一个跛腿的养女，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地前行。逃难路上的经过，嬷嬷并没有给我讲述过。我想那肯定是一个恐惧、焦虑、疲惫、饿无定食、居无定所、难而无助的漫长过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抚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难关。
抚州成了嬷嬷揪心裂肺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日军用了10天时间攻下了南昌，然后向西进发，4月2日攻下重镇高安。4月20日中国军队74军和51师渡过锦河，与日军在高安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离开南昌向南逃难的人群因此在抚州得以喘息。日军虽然没有从陆路攻打抚州，却经常派飞机到抚州等地轰炸。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人们都纷纷躲进防空洞。有时警报声响过几遍之后，飞机却迟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多次之后，不少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
那天中午，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嬷嬷带着孩子们躲进防空洞，洞里人群密集，空气污浊，几个小时过去，并未看见飞机的影子，又是一场虚惊，人民骂骂咧咧地散去。傍晚，警报声再一次响起，接受了中午教训的大儿子不听劝说，执意要留在做临工的瓷器店里，嬷嬷只能带着小儿子和养女躲进防空洞。
“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真的来了，还丢了好多炸弹。”嬷嬷事隔多年之后给我讲述时，心情依然沉痛。“第一颗炸弹就把瓷器店炸了，活生生的后生崽俚子就这样炸死了。真是造孽啊！”
早年丧夫的嬷嬷，忍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全家，为了生存，继续向南走，终于在南丰找到了立脚之地。
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样，四处奔波，寻找着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嬷嬷的辅佐下，他白手起家，凭着10个手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大一家人。
二
嬷嬷去世至今已经整整30年，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身体瘦弱但精神矍铄，没有文化却精明过人，一辈子受苦受累仍能尽心尽力。
嬷嬷最擅长的是针线活。一块布在她的手上，能很快地变成一件衣服。这在会使用缝纫机的人看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她从不使用缝纫机，全靠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上个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缝纫机，有些人家想做老式的大襟衣服，就会把嬷嬷请到家里来做，除了供吃饭之外，还要给一些工钱。嬷嬷总是很早就去了雇主家，傍晚时分才回来。晚上在家里还要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缝补补，孙子孙女们衣服上的每一块补丁，都是她精心打造的作品。
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仍然在穿的一件破棉袄，已经是补丁叠补丁，整件衣服被补丁遮盖了，几乎看不出原有的颜色。而这些补丁，大大小小、方方正正、针脚细密，排列顺眼，穿在身上并不觉得难看。
嬷嬷用手工为别人缝制了无数件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衣服。唯一一件值钱的是香云纱大襟褂子，平日舍不得穿，偶尔穿一次倍加小心。换下来洗时舍不得搓揉，只是在清水里浸泡，也不用力拧干，怕伤了纤维。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她从不拿到外面去晒，只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怕毁了颜色。
嬷嬷因为小脚而干不了较重的体力活，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硬撑着去做。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个单位都在招工，母亲进了市政工程处做事。从此，操持家务的担子落在嬷嬷肩上。买菜、做饭、洗涮、缝补……这些繁琐的事情她都能胜任，唯独每天一次的挑水、每月二次的买煤球成了难题。她的小脚走路都困难，怎么还能挑重担呢？
自来水站离我家大约有100米远，每天要用二担水，水价是1分钱两担。嬷嬷无论怎么努力也挑不起满满的一担水，只好和不满10岁的我抬水。一前一后、一老一少、一祖一孙，每天都要来回走上八次。嬷嬷十分珍惜每一滴水，洗了菜的水，会用作洗衣服打头道。如果我们多用了水，她会唠唠叨叨地说：“要坐水牢，这要坐水牢啊！”在她看来，这辈子用多了水，下辈子肯定是要坐水牢的。
为这挑水的事，我小时候不知挨过嬷嬷多少次骂。现在想来，这也难怪她。放学以后有时我喜欢在外边玩，没有及时赶回家，嬷嬷见水缸里没有水，无法洗菜弄饭，急得团团转。怎么能不骂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家都在贫苦线上挣扎，一般的小病都不会花钱上医院看，民间的土方子、土疗法往往就能解决问题，这既省钱又方便。
嬷嬷可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