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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棉花15斤给常备兵，以粮8石4斗、棉花10斤，优待常备兵家属。在营士兵不发饷，在厂工人不发工资。平时常备兵在营服役1年，转入工厂工作2年，战时仍为在营服役3年。国民兵一律按年龄、地区分别编队，加以军事训练和管理。二、份地：每份地按各地肥瘠不同情形，以足够两个人耕种为标准。此项土地，是公家出租金，向地主租回，分配给国民兵。其租金是以地主向来对国家纳赋额为标准，土地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归国家。每份地纯收益20石改为能养8口人为计算标准。粮食份地以外，又增加果树份地、芦苇份地、柳条份地，都按够两个农工培植为划分标准。国民兵领得的份地，私自转租或调换，都要夺田。三、均粮：按土地正产量，评定土地等级，并参照《土地法》地租不得超过正产量的规定，作为领份地人一切负担之标准，拟定各等地粮石累进标准表，作为均粮尺度，以定各等级地粮额。
阎锡山提出“兵农合一”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兵源缺乏和粮食困难问题；然而后来经过他的弘扬，竟成为他得意的学说“成果”和用来统治人民的一种主要的政治制度，加以强力推行。
为了强推“兵农合一”制度，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下达指示和进行演说，拼命地鼓吹“兵农合一”理论。说什么“这种制度，即是使兵农合一，耕战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的一种最合理的革命制度。”“兵农合一制度，可使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为，社会无争讼之民，可以不需刑法，能达成社会之理想。”“兵农合一是人类幸福的聚宝盆，无论哪一个人也能得到好处。”
阎锡山说实行“兵农合一”有“七好和四没有”。七好是：第一，当常备兵能够得到优待粮棉，安定了家庭的生活；第二，领地种的人只要好好地种，份地永远给他种，是有了够两个人种，剔不了的一份大家产；第三，均定粮银，做到负担公道；第四，儿孙越多，领的地越多，就把光景积大了；第五，不好好种地的，就实行夺田，不怕子弟学坏；第六，人人劳动，人人生产，老弱残废实行工作救护，食粮救济，做到生活平等；第七，教育机会均等，专门大学是公费升学，人人的儿子有升专门大学的机会。四没有是：没有穷人，没坏人，没愚人，没闲人。 阎还说什么“兵农合一之实施，已做到打仗人多，种地人多，并将国防问题与土地问题，并为一谈而处理，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熔为一炉而解决。”“对内消除阶级斗争于无形，对外防止国际侵略于未然。”适情合理的达到礼运所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 想看书来
二、巩固统治（7）
在阎锡山的笔下，兵农合一成为分配上的唯一真理；成为包治社会百病的“良方”；兵农合一制度下的社会成为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人间“天堂”，世上“乐园”。阎锡山说：“就真理说，一件事只有一个真理，所以说真理为唯一的，就分配上说，必须劳享合一，才是唯一真理。” 他说他的“兵农合一”贯彻了“劳享合一”的原则，于是便是“唯一”的“真理”了。它超过了一切学说，其中包括他提出的“物产证券”学说。“物产证券，对医治工人失业，社会恐慌的病，确实是副良药，但在兵农合一社会制度下，根本无此病了，所以说成了无病之药。” 他说：“兵农合一就是三*义的耕者有其田，最和平，最彻底。”“兵农合一是走向大同社会的不二法门。”“其他各种主义主张学派政论政策，都是得失参半，对错维均”，唯“兵农合一俱利无损地解决了社会问题，都是全对的。” 甚至认为兵农合一补救了*主义的不足，*“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个安慰。” 在这里，阎锡山又把“兵农合一”说成是他的学说的最高发展，把“兵农合一”描绘成世界上一种最美好的社会制度。
尽管阎锡山把“兵农合一”吹得天花地乱坠，完美无瑕，但其继续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本质仍然从字里行间暴露出来。阎锡山说，“兵农合一”要消除剥削，使人人幸福，个个平等”。但在实行份地后，土地所有权仍归地主所有，而且按规定仍需向地主交纳地租。阎锡山明确宣布“兵农合一”并“不是实行土地村公有，地是谁的还是谁的，由国民兵出租种地，公家担保租子必须照缴”。由此可见，“兵农合一”在字面上来说也比“土地村公有”口号倒退了。实行“兵农合一”后，农民的实际负担进一步加重。农民所交田赋及村摊粮等约占耕作小组产量30％；地租按粮银正额向地主交纳约占5％；种子肥料等一切铺垫开支，约占10％；互助小组交常备兵每年小麦二石五斗及棉花五斤，约占10％，这几项总起来，占60％以上，农民所余不到40％。
阎锡山说实行“兵农合一”，“对内消除阶级斗争于无形”。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要消除阶级斗争必须消除产生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中国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即地主土地私有制。不废除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又如何消除阶级斗争呢？因此，他就想着提出一套自己的土地政策出来，抵制*的土地政策。他说“至解决土地问题尤为清除不平、防止毒祸之釜底抽薪之彻底办法。土地私有为赤化农村之导火线，为摧毁国家之爆炸弹。此皆中外人士所公认者。故欲防止赤化非解决土地私有问题不可”。但他的阶级立场却使他不能提出一套正确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他只能用一种改良的口号，对地主实行某种限制的办法来阻挡*革命运动的发展。
阎锡山又把“兵农合一”说成是一种新思想。其实，“兵农合一”思想只不过是中国周代的所谓“井田制”和唐代的“府兵制”的改版。中国周代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中国全部土地归周王室所有。周天子把田地连同土地上的“民”分封给大贵族作“封地”，或赏赐给臣下作“采邑”。全国的土地和臣民在名义上都属于周天子所有。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封的各诸侯在其封国内也同样按分封制的原则对卿大夫分封。周天子和诸侯等贵族直接掌握的土地称为“公田”、“大田”、“甫田”、“藉田”。当时田地的基本单位是“田”。“井田制”是中国周代奴隶制下的一种土地制度。“府兵制”则是中国隋唐时代实行的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按唐朝规定，平民20岁服役，60岁免役。唐太宗时，全国设置军府634个。平时，府兵在驻地从事农业生产，冬季进行军事训练。按规定，他们要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与戍边。担任府兵的免除租调，但戍边与出征作战，除重兵器（甲、弩、矛等）和战马外，要自备一般武器（弓、矢等）、粮食、衣装等。阎锡山十分推崇“井田制”和“府兵制”。他称“井田制”为“历史上之至宝”，“是古代土地公有的合理制度”。“是兵农合一，劳享合一，收负合一多方面的公道完整制度”。阎锡山还说他一生有三恨：一是尧舜传贤未定为制度；二是井田制废坏；三是国家许有利息制。这进一步说明阎锡山对井田制的热恋。他又说：“土地私有开展后，井田制就不存在，而且也不能恢复，但在私有制度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不能适应抗战和革命的时候，划时代的井田制度无剥削的具体企图，劳享合一，收负合一的公道完善的制度，必然要产生，这就是现代的革命的兵农合一。故也可以说，今天的兵农合一，就是现代的‘井田制’。”“所以兵农合一是历史上的原始的公道制度；在现在，则又成为更进步更新的革命制度，今天兵农合一，即历史上公道制度的发扬，同时也是现代革命制度的创造，是历史和向前进的产物。” 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说明，阎锡山的兵农合一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和封建社会的“府兵制”。 。。
二、巩固统治（8）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重新控制了同蒲路中段及正太路沿线地区。在这些地区阎加紧推行“兵农合一”制度，用以扩充军队和收集粮食。先是派他的兵农会议办公室主任薄毓相和民政厅长严延飏，带领新派县长20余人和干部多人，到汾河西岸的三给、摄乐、圪缭沟等村进行“试验”。随后即抽调大批人马，组织了25个“解救团”，到太原、徐沟、晋源、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清源、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平定、寿阳、盂县、阳曲、忻县、崞县、代县、繁峙、定襄、五台、宁武等县市推行“兵农合一”。同时，阎锡山还电令大同、临汾、运城分头进行。
“解救团”到各县，先搞“示范村”，然后普遍开展。阎锡山在“解救工作要领”中规定其目标是：“村村解救，家家安生，建立兵农基础的人心政权。” 途径是：“军事扫荡，军事掩护，建立区据点，进行村活动，河塌式的一村一村的，施行兵农合一政治。”“区组政军一元化的武装解救队是推行兵农合一的工具。” 具体工作步骤是：一、解救干部下乡前准备先训练好干部和调查村中的好人坏人，坏人扣押若干，好人推崇若干。二、到村召开民众大会，先“说明人民八年来抗战的痛苦”，“表示与人民的同情心”，然后说明解救的目的，是“解救人民痛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三、进行家访。四、征询人民对兵农合一的意见，在征询中分别反对者、同情者及迫切要求实行者。五、由家访中，选拔出领导民众的领袖，个别约谈。六、切实有把握，过半数以上同情时，开民众大会通过。七、大会通过后，即宣布实行。其实行程序又有四十多项，如建立机构分职分工；武装警戒，动员闾长、邻长，划定村界；通过家访，选拔“兵农斗士”，查丁；召开动员大会，编组抽常备兵，训练自卫队；选举评议员，分地类，别地种，种内分地段初估产量，登记地亩粮银，估评产量评定等级，均粮石，划分大份地，检验大份地；召开国民兵座谈会，通过大份地当场抽签，划分小份地合谋领种；编耕作小组，授地典礼；调整闾、邻长，国民兵选举村长、村副及农官；还有训练闾、邻长，交付接管工作；常备兵入营，组织管交国民兵，国民必修教育，组织村合作社，筹办村合作工厂等等。
阎锡山说，他是“教人民做，不替人民做，不任人民做”，即“不包办，不放任自流，引导人民来做”。实际上“兵农合一”完全是在军事武装强制之下推行起来的。从1946年1月到6月半年时间内，通过“编组”手续，阎锡山在其统治区各县共抽出常备兵2万多人，国民兵10万以上。秋季以后，因为阎锡山急于扩大*武装，就不再按他所规定的“编组”手续抽常备军，而命令各县“国民兵团”直接抓壮丁送部队。另外，阎锡山还临时派所谓“慰问组”，用诱骗胁迫手段，借开会为名，把壮丁集合起来带走，甚至夜间到村搜捕壮丁；在抓兵同时，还用“绑票”手段勒索农民支出大宗粮食。他让每一兵农互助小组再出一人叫“预备役”，把他们送进部队，然后又向“预备役”提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