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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老木和西川相继来信告诉我海子自杀的消息。两个月后骆一禾也去世了。接连两位诗人去世给１９８９年的诗坛布下重重阴云，仿佛为了这个宿命的“伟大庆典”，历史庄严地遴选出两名堪称“日月同辉”的赤子诗人献出了生命。
迄今为止我读到过大量“诗人之死”的文章，我也不止一次尝试过写一些纪念文章但终因言不及义而暂时放弃，死亡是一件真事情，它使言说变得极为困难。我选择了沉默面对死者，我也期待着某一天（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会对死者发出召唤，在我长久沉默之后，召唤死者重返人间。
就在这一年（１９８９）的冬天，我以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写出《麦子：纪念海子》一诗，我知道“麦子”犹如一枚闪光的抒情的像章，它是海子歌唱的宠物，这宠物带领他（一位１５岁的少年）从安徽飞往北京，最后这宠物又带领他及浩瀚的饥饿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请宣告吧！麦子，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牺牲！
下一步不是宴席！迅速的疯长的麦子，迅速的疯长的像章，不！迅速的疯长的海子，他是中国写作史上少有的赤子。他持续７年在一间孤单的房子里写作，最后两年（如西川所说）“争分夺秒地燃烧”，从每日下午４点到翌日凌晨，他灌注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光芒四射的生命之力，饱满逼人、空前绝后。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翻腾辉映、燃起熊熊火焰，他的一切外部生活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搁浅大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在这位“孩子王”般的天才“幼兽”面前俯首称臣（但他也为这个传统付出了无比惨烈的青春，他有时甚至像我们神话中的小英雄哪吒闹海，脚踏烽火轮在“传统”中左冲右撞，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弃甲）。海子作为我们时代的神话最终将显示出他的意义，我们正以无限的耐心等待着这一天，哪怕等上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他所赠予我们的闪电之美、血红之美，甚至斧头之美，最终也将变成我们的形象之美、生活之美及运动之美。歌唱还在继续，倾听早已开始，即便我们“丧失了歌唱和倾听”（陈东东语）；我们的怀念也会随着西川的“怀念”（西川悼海子、骆一禾两篇同名文章《怀念》，是我目前所读怀念“诗人之死”文章中最好的两篇，它已成为我们怀念的基调、路标和灯塔）开阔、丰富、圆满起来。
是的，他们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从这个春日直到永远的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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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行（1）
１９８８年深冬，我同诗人郑单衣去了一趟上海（他当时刚从北京参加完“今天”诗歌奖为多多颁奖的活动后来南京看我）。一下火车，我们就赶到上海音乐学院找到陈东东，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住在诗人胡冈处，接连见到众多上海诗人不在话下。而我对上海的向往（并非城市而是几位诗人的向往）是从１９８５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开始的（当时我住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个政教系学生李康送给我一本上海的油印诗集。那时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很少关心外界，除复习功课外，只偶尔留心于自己的诗艺，生活乏味而平淡。可就在那个下午我感到生活好像出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这新鲜的东西就在这本诗集里。
也许，所有的诗歌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要与一本油印诗集或者若干地下杂志牵连在一起，上海的诗歌活动也循此而作，没有例外。陈东东关于《杂志八十年代》的描述使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正有一场也许如火如荼展开的青年诗歌运动，是孟浪传达给我的看法。８０年代中期，诗人们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一连串的联络、串通、聚会，是假想和实际的诗歌江湖，是一些小恩怨和几次小狂欢，是相互交换着读来读去的诗歌，还有，就是那些自编自印的诗歌“地下”杂志，它们在青年诗人间已颇为流行。诗人和诗人见面，常有交换自印诗刊的礼仪；诗人和诗人通信，从大信封里也常常滑出些自印诗刊出来。《实验》、《中国当代青年诗３８首》、《中国当代青年诗７５首》、《大学生诗报》、《他们》、《现代诗交流资料》、《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莽汉》、《广场》、《诗经》、《海上》、《大陆》、《南方》、《喂》、《红土》、《非非》、《十种感觉》、《液体江南》、《撒娇》、《北回归线》、《汉诗》、《组成》……我曾过目和收藏的这些８０年代的诗歌“地下”杂志，大多是经由孟浪传递的，他那个双肩背包，在我看来，差不多成了个诗歌“地下”杂志的流动博览会。
孟浪常常写来明信片，或由弄堂口公用电话间的阿姨传呼，通知我参加一些明显是属于运动中的聚会。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６日，由海客（他后来用了另一个笔名张远山）发起，《海上》杂志的成立聚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进行。茶室里还布置了一个谁的画展。我到的时候，整个茶室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分成了若干桌，每一桌都有诗人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主桌前有一个穿皮衣、拿烟斗的画家打扮的人站那儿演讲，慷慨激昂，然而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尽管没人听，可是当他停下来时，还是立即就有许多叫好和鼓掌声。那天晚上我并没有搞清楚《海上》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月不到，第一期《海上》杂志就由孟浪寄给我了，打字油印，封面上有一副绿色的木刻画。《海上》主要刊发上海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们先前那本油印小杂志的四个作者，也都成了《海上》的作者。这份开始得热热闹闹的“地下”杂志，跟８０年代的许多“地下”杂志一样，进展得十分艰难，它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只出刊三四次，１９９０年以《保卫诗歌·海上终刊号》结束。陈东东：《杂志八十年代》，《诗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尽管说８０年代的地下杂志宛如过眼烟云，只是昙花一现，但它们却也在短暂的燃烧中坚定地传达出一种诗歌信仰，而且正是借这些杂志，我们的诗人得以初试啼声，他们被发现、被评论，乃至接受肯定。而我也正是在李康带来的这本诗集中读到了陆忆敏，读到了一首《对了，吉特力治》。在这之前我读过她发表在老木所编的《新诗潮诗集》中另外几首诗。当时我在这些诗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认为这几首诗写得不错，干净、利落、技巧娴熟；但仍觉得还存有一点小毛病，我用心挑了几处，其实是几个字（诗中所用），这几个字很抢眼，使我立即联想到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位诗人后来我不太喜欢，而最初她的“高烧”和自我毁灭式激情却让我迷狂；她诗中剧烈的破坏力也可以说是张力几乎要崩断我的神经，我承受不了她的尖叫）。
三、上海行（2）
的确，后来一切都变了，吉特力治向我迎面而来，那个下午我在花园里漫步、遐想、享受着宁静和一首诗。我吟咏这首诗，对它赞叹不已，这是一首临空而降的诗，一首一气呵成的诗，一首速度飞快但以优美的节奏催动我血液流动的诗。我感到了作者的呼吸、放弃和宽怀（“宽怀”是作者爱用的词，也是她诗品的核心）等转瞬即逝又地久天长的情怀，我为此深深感动了一个下午。这首诗我已无法重述，但有一句却永远铭记在心：“对了，连空气也是教条”。多么准确、细腻、有力的生活的写照啊。除了震惊，我便无话可说，唯有不断喃喃自语地体会着这一行诗，仿佛我将从这一行中甩掉“教条”的空气，舒展我自由的心灵。我情不自禁地谈论着、迫不及待地告诉我所有的朋友，叫他们认真注意这位遥远的上海诗人。我当时的诗歌圈子（核心圈子）是张枣、欧阳江河，我几乎以强迫的口气要他们立即接受陆忆敏的诗歌。
不久又读到贝岭、孟浪编选的《７５首诗》，其中陈东东的诗我非常喜欢，他在诗中展现中国、吟咏古代，个人与山河融为一体，汉风中夹一点小洋味，让我在欣喜中备受刺激。我对王寅的认识是从他的《朗诵》开始的，“谢谢大家冬天仍然热爱一个诗人”，这感人肺腑的最末的一行，使我想起一个冬天，俄罗斯的冬天，想起费特、蒲宁或契诃夫的冬天。在冬日的火炉边、外面下着大雪，费特的吟诵让老托尔斯泰流下热泪；而在蒲宁式的寒冷和锋利的星光下，一个诗人的朗诵让我感到中学时代的隆冬或新年前夜的欢乐；感到雅尔塔的冬天，契诃夫在他的海边别墅一边轻声朗诵一边饮下一杯樱桃酒……朗诵，冬日的朗诵，一代又一代，我听到了王寅的“朗诵”，高贵、寒冷、瘦削……在多年以前。而１９８８年冬天我在上海见到王寅时，他的形象正好吻合了我的想象，他的趣味、他的风度、他的不屑、他的无言都那样恰切适度、流畅优雅、充满冬意。
我还记得初到南京时，在同韩东闲谈的一个夜晚，我非常好奇地向他打听王寅的一切。他告诉我王寅很矜持、有点高傲、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有点逼人。他还告诉我：“陆忆敏８５年和王寅来我家，王寅和我说话，她在书架上发现一本《精神病学辞典》。以后五天里，边读边作笔记直到离开。”
１９８８年深秋我在南京见到了第一位上海诗人陈东东，我们相互倾慕，一道流连南京的山水，愉悦人生。与这位洋溢着古风的诗人在南京见面确是最美好的了。他是我所见过的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诗人之一。他同西川、骆一禾在精神上是相同的，他们也是相互引为同道的诗人，只是陈东东气质上更具旧式文人的娴雅，就像有人告诉我：“陈东东虽禀存超现实主义或希腊诗风，但气质上是一个中国六朝文人……”西川、骆一禾却更融洽于西方古典精神。
连续几天，我们一边游玩（鸡鸣寺是我俩爱去的地方，香茶与素面、凭窗闲眺、秋趣横飘；后来他写过一首《鸡鸣寺》的短诗，此诗堪称中国风景当代短诗的杰作，有潜在的极大的精神繁殖力，可开此类诗一代新风，可惜不能忆起并录于此），一边聊天，我反复对他谈起他诗中的“风景”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当代诗中很少见，几乎没有，用诗来写风景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从他的风景诗，以及与他的交往，才知他酷爱游历的秘密，在不断的出游中，观看、体察、欣赏风景。他所居住的城市上海缺乏“风景”，而他就在这个大城幻想着风景和他刚刚去过的山川，他就这样用文字创造了一幅幅令人惊叹的“海落见山石，独坐载酒亭”的画面。其间话题自然转到上海诗人。从陈东东那里我才知道王寅、陆忆敏和他都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