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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儿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此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那时，他的离居的妻子兰兰也从台湾来到香港。潘汉年看着我大笑一通：“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件事只好由你来斡旋了。”然而，费了好多唇舌，这对破裂的夫妻终是无法弥缝。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像窗外一串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追忆孙师毅（2）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那时我知道他在策反国民党一个单位起义。
这个策划没有成功；接着因言论问题，他被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地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渡过这个可怕的灾难。
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一九五八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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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我又再看一遍。
从报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国社的人，是和田汉有关的，这是一个进步演员，益发对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过不少好片，也演过一些宣扬封建道德的影片。岂有此理！我当时已在报上写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权，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郑应时（也是金的好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一经介绍，金就指着我的鼻子，眯缝着眼皮，笑得像个孩子，他说，“你就是在报上骂我的！……”这就是那个当年风魔着万千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电影皇帝”！那时，我虽然也向往革命，但还没有觉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没有想到一切的光荣要归于敬爱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体创作演出的名义，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从此，我们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区。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参加遗体告别。所谓遗体告别，这是新增的栏目，因为那些年时兴毁尸灭迹，所以存有尸骸的就让亲友们告别了。但在过去的追悼会上环行过遗体，也就包括在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一个遗体是陆丽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后不久，当时她刚刚从病房送到太平间，还没有盥洗、化妆，满脸血迹，状极可怖。自那时起，我就不参加任何遗体告别，即使告别是和追悼会同时举行，我也避而不视。
为什么要告别，何必不在脑里保存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为到广州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广东影协几位朋友打了个吊唁电报。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儿在打扫卫生迎接节日。突然，一阵悠扬的《魂断蓝桥》的乐曲响了起来。
这是一只德国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弹奏”出来的。当你擎起杯子时，就发出乐声。它是老金一件心爱的外国“古董”。我在这只古董上“丢了脸”。
那时他住在徐家汇西北远离喧闹的市里一座小洋房中。这一天为了老金的生日，屋里挤了一二十人，三个人的打“亨”；四个人的打五百分；五个人的打麻将加做梦；我和老金、吴永刚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吴永刚眯着眼朝我说：“今天这箱啤酒，我想应该是你或我请客。” 他指着玻璃柜上那只古董酒杯：“我们把杯子倒满了，在音乐结束前喝完了，谁就算获胜，对方请客；如果没喝完，就算败了。随便你挑选哪一方。”
我已经喝了两瓶，看着这个杯子，去掉一节八音匣，充其量装上一瓶，我举起手表示应战，由我喝酒，郑应时给我做表情，劝我不干，我装没有看见。随后，八音匣上了发条，灌进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里的酒还未满，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请客，大家来，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请客也得装满了，再喝上一口。”
满屋狂笑。我的脸在熊熊燃烧。
转眼已经五十年。青年时代的豪情呵！不过，我此后也不再赌酒了。
如果光阴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阴也似乎随着原子时代进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老金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颠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们在重庆黄桷桠山上夏云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片人）的别墅中见了面，一夜之间在壁炉中烧掉了七八棵树根，大家都睡在炉前的地毯上。此后，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昆明，听说他在桂林，王晋笙通过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约好白天在无线电台上和他谈话半小时。
抗战结束，我以为可以从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缅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戏院附近一个公寓的四楼上，我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个月，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终日悒悒寡欢。一九三九年他曾在这里拍摄过孙瑜的《长空万里》，认识一些飞行员，他们就常请他去玩、喝酒。
有一个深夜，老金一直没有回来。凌晨三时左右，人声嘈杂，四个人抬了一个周身血迹衣服撕烂的人进来，我不禁一惊。只是从衣服和轮廓上，我才认出是老金。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两三部片，如今将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计划、设想，他唉声叹气和我谈他的心境。这一天，几杯入肚，酒下愁肠，他感到难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辆汽车，心中发狂，伸出拳头，向保险玻璃泄气，猛力一击，玻璃片片碎裂，但不掉下，他痛极缩回，比那一击更痛彻心肺，血花四溅；他往回奔走，直冲入铁丝网中。
等到人们四出找寻时，在铁丝网内看到他卧倒血泊中。
没有待完全愈合，因为一个友人的关系，我们搭乘了一架英国的运输机到了香港。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2）
香港，满目疮痍，市况萧条，飞机场上杂草横生，小船舶零落静寂停泊海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孤岛。但不久，英国人陆续回来了，商人回来了。我仍准备由香港搭乘海轮去仰光。但那时没有正规的船运，我的叔叔和家人二十余口为了赶着回香港，与其他乘客四百余人，搭乘一只小火轮全部葬身海底。我只好暂且住下，等候其他机会。
离开昆明之前，我们尽量把多余的东西都处理了。现在每人随身只带一只小旅行包，但老金却外带一只小铁工具箱，约莫有三十公斤重。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能工巧匠，有一刀切的斩肉高手，有抓鸡偷狗的。现在，这位“电影皇帝”，也是一位精巧的铁木匠。但在此时此地，即使他真的改行当铁木匠，也还是难以糊口。
于是，他只得蜗居于一个友人的地下室；我则回到内地另寻别路。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这时我在广州，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怂恿我回上海，但我已确定去北京。
一九五三年，我们都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一到北京就来找我，仍是和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一样，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孩子。他把一包东西塞在我手上：“给你。”我拆开纸包，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魂断蓝桥》的曲子。我推还给他：“不，这是你的宝贝，我不能收。”他说：“它对你来说，是愉快的纪念，因为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喝醉过，我却在你从香港走后，和杜宇又喝醉了一次，倒在小便沟里睡了几小时。”我说那个杯总是我的失败的见证。他说：“你怎能和吴大海逞英雄呢？” ——吴大海是吴永刚的绰号，那是装酒的大海。
随同酒杯包在一起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