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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民族的人，所以这就涉及企业管理中的民族性问题。而民族问题是复杂的，岂能一个模式打天下。当然，任何时代管理的统一模式也是没有的，也不应该有的。因为最优秀的管理学一定是符合或适应本国、本民族的，所以最具实效的商道，就是要走适合本国本地区和本企业发展的管理之路。当今许多出版者喜欢外国流行的管理之道，在他们心中企图建立统一的企业管理模式。殊不知，外国的优秀管理之道，不一定就适合中国的企业。就是中国的企业，也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与管理阶段。比如，企业初建期、成长期、成熟期，管理方法与管理重点都应该有所不同。再有，规模不同的企业，也应该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在世界上，不应该有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其实，许多所谓的经典管理概念，如，木桶管理；点阵管理；蝴蝶效应管理；风暴管理、A管理等，都只是管理学中的概念而已，而适合自己企业的管理方法，还是要根据企业的实际而定。
谈到如何借鉴外国与别人的管理经验时，搜弧门户网站掌门人张朝阳就说：“当时一些势头强劲的外国企业管理模式，在中国市场竞争的检验中，却没有几家成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国的管理模式与管理经验，在中国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封建文明的国度里，是缺少本土民族生命力的。”对此观点，张朝阳解释说：“中国人是深受封建文明与儒家文化影响的。我国人所看重的除了金钱与物质外，还有一种更深层也是对人的行为影响最重要的东西——感恩心理。”对于中国内陆绝大多数员工对企业或老板所拥有的“感恩心理”，张朝阳又解释说：“他对搜弧公司员工，特别是高级员工，除了给他们相应的工资外，另一最重要的管理方式就是，让他们对企业或老板有一种情感上的感恩心理。”其实，张朝阳的理论就是中国企业最适用的“人本管理（忠信调和）”。
3．荀子忠信调和 管理上下同欲（2）
那么，在现实的企业管理中，什么才是“忠信调和”管理呢？就是管理者要按事物内部发展规律行使自己的管理，按照事物情况的变化灵活处理企业的事物与问题。企业生产经营，要因时、因地、因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灵活且适宜的判断，然后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简而言之，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中力争达到：上讲信、下讲忠；上下同想、上下同行，而且这种行为都是出自彼此自愿的。这其中就包括张朝阳所讲的“感恩心理”。
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越国政治家、军事家范蠡弃政从商，从事生产经营，他就很注意“道”。他“居货”，他“耕畜”，他搞农牧商结合等等，持“执著（储）之理”，使“十九年之三致千金”，成为巨富。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另一位大商贾是战国初期的白圭，他所持的经营之“道”，也很值得注意。白圭之道就是“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很有点像当代人所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意思）。如何才能把古代商人的商道引用到当今的企业管理中呢？搞企业管理，需要强调“管理之道”：要坚持产品质量第一的观点；坚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观点；坚持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观点；坚持搞好销售服务的观点；坚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的观点，等等。惟有此，企业才能办好。
日本浅野水泥公司的创建者浅野总一郎，也同世界上其他富翁与成功者一样，他开始时也是个十分平凡且生活贫苦的人。他从乡村来东京创业时，那时因身无分文，又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朝不饱夕中。为了摆脱生存的危机，浅野总一郎灵机一动，干脆在街头摆起了卖水的摊子，而这些生财的工具都是他自己从街上捡来的（当然，那是他那个时代的成功，或许在现在就未必允许从街上捡来的东西，当卖水的工具了。）。经过浅野的努力，果然在水里放点糖就为他赢得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钱。
浅野的初露锋芒，归根到底就说明一个道理，或许这也是所有企业成功的关键：企业管理者要想使自己所经营的产品赢得市场，就必须给消费者带来利益。凡是能给消费者带来利益或服务的生意就应该说是有市场的（时代或法律不允许的除外）。
当然日后浅野能够成为大企业家，也是由于他懂得“忠信调和”的重要性。他知道如何让更多人从自己的经营中受益，让自己的企业或商品更加广泛地服务于顾客。也就是说，浅野懂得力争在挣钱与服务之间，建起一道“忠信调和”之桥。
因此说，荀子主张统治者要有“以民为本，忠信调和”的治国思想，借用到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企业家或管理者，必须要使企业的商品或服务让更多的人受益；让自己的管理思想，使员工感到公平、公正，而这种和谐的企业环境，正是让员工更加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键。
而浅野总一郎的做法（包括他初到东京时，纯粹是为了解决生活而产生的那个灵感创意的成功。），其实就是他：在让更多人得到生活和谐与幸福的同时，又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利润回报。浅野总一郎，正是凭借这种“顾客至上，服务大众（忠信调和）的商道，才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的企业家夯实了基础。
4．贾宜吴起论政 管理文德武欲（1）
贾宜指出国家及君主的生命根本就是人民。如果君主轻视人民，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就会起来把他推翻。因此，贾宜讲“国家存亡在于人民，君主的昏昧与英明在于人民。”贾宜的观点说明：管理者要想成功，必须要做到以团队为本，以员工为本，不可盲目尊大，不可以“个人英雄主义”来管理团队。也就是说，管理者的成功不是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集体）的成功。要想使团队具有战斗力与竞争力，管理者就要想办法使员工达到“上下同欲”。因为管理中的“上下同欲”，也就是说在管理中要达到“激活管理”，使员工发挥团队的力量。这也是贾宜所说“上下同欲”的观点，对于当今管理者的意义。而贾宜在提出“上下同欲”的观点时，也指出了达到其境界的方法，那就是管理者要力行“上下同欲”之道。贾宜说：“人民无善行，这不是人民的过错，而是君主与官吏的错。”因此说，君主与官吏要善于用“上下同欲”之道，来引导自己的臣子与人民。君主在上向善，那么人民就会顺从；相反，君主在上作恶，那么人民就会被动地顺从，在下面共同作恶来抵抗君主的暴行。这就是管理学中所讲“领导榜样”的作用，也是管理学中的“上下同欲”之道。
“圣人是贤士智者的老师。所以，尧、舜、汤治理天下，被人誉为明君。老百姓与天下贤能真心归服他们，他们在位时间很长，可是老百姓还觉得，他们在位的时间太短了。相反、像夏桀、商纣王，他们在位不长时间，百姓就认为他们是暴君，士民也是怨声载道。因此说，君主和诸侯王，如果百姓与臣子都爱戴他们，那么他们的政权一定稳固，国家也一定富强。”我们把这种理论加以引申，就会联想到当今管理中的类似案例。显而易见，谁愿意给一个自私自利的老板工作呢？谁愿意给一个好大喜功且居功自傲的领导当下属呢？当今的企业制度，除了很少一些国有单位或集体所有制的单位外，绝大多数外企业或私营企业的管理，都是“能者上，弱者下”的竞争体制。没有永远的领导者，也不一定有永远的下属。虽然这种竞争的管理制度，现在还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但是我相信随着管理机制的完善，这种竞争上岗的时代会到来的。为什么世界家族企业，能够昌盛三代的都很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父辈奠基的霸业，在二代、三代后，就由于没有选择好企业接班人，而成为了管理上的“弱者”。因为家族企业这种子承父业的管理方式，其实与封建社会的君主世袭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虽然在口头上，每个企业家都大呼“任人为贤”，但是在事实上，又有几个企业家在最后选择企业接班人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传给别人呢？
或许，在这种管理背景下，才诞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方式。这也就是当今企业管理体制中的“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管理模式。企业掌控股权者，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而是由董事长负责制下的“经理人”来负责执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这种“职业经理人”的出现，都不能不说是管理中的一个进步。只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达到“上下同欲”的境界，才能使管理者成功，才能使企业成功。因此说，“上下同欲”之道，也就是古代兵家吴起所讲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之道。 。 想看书来
4．贾宜吴起论政 管理文德武欲（2）
吴起提出“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之道，是他刚从鲁国来到魏国，在拜见魏文侯讨论“兵”的问题时说的。魏文侯不识“文”的重要，对战备却是十分关注，但他也只是停留在关心战车的修理、长短戟的制造等方面。于是，吴起向魏文侯发表了这个精辟的“图国”宏论，讲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之道。
“内修文德”之可贵处起码有五点：一是重视道，要做“有道之主”；二是重视人，要“用其才”；三是强调和，“心不和”，不可以战；五是重视德，谋“反本复始”之“德”；求“行事立功”之“义”，讲“违害就利”之“谋”，探“保业守成”之“要”。用道、义、礼、仁“四德”，图兴国之业。关于内修文德的内涵，古人对此议论很多。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廉颇，《将相和》的故事，是说蔺相如在渑池会上逼秦王完璧归赵后，受到赵王重用。大将廉颇对此深表不满，认为自己功劳高于蔺相如，而蔺相如地位却高于他。可是蔺相如从国家大局出发，不和他斤斤计较，并开导部下要正确认识此事。廉颇最终觉悟，负荆向蔺相如请罪。于是将相重归于和（好），国家强盛。
由此，我们可以把吴起“内修文德”的思想，借鉴到企业管理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企业要重视道。在现今的企业管理与经营中，也有许多负责人由于目光短浅而使企业走上夭折之路。所以，作为企业管理者与领导人，一定要有长远的企业发展眼光，不可图一时之利就不顾商道。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