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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中错》
错中错
——一个三十年前的真实故事
也许过去太久远的事情并不能契合时代的脉搏，但是就历史而言，它是一种存在。既然是实际存在，它就有一种惊人心魄的力量。
——题记
一
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小玉霞几乎是同一时刻降生在这充满解放欢乐的祖国大地上，并且在向大西南进军的散发着残硝余烟的长途行军中，度过了怀在母亲襁褓里的第一个周年。
她的父亲夏葛，是第三野战军某部的一位副连长，母亲茅敏在军中是位搞宣传的女干部，祖籍山东，姥姥家在河南兰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山东都曾先后经历过战火的严峻洗礼。就在这个地方，夏葛祖孙三代先后参加过打鬼子、打伪顽的游击战争，光在亲属中就有三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和千千万万建立汗马功劳的革命老干部一样，受过旧社会封建剥削压迫，参加革命以后又经历了战火纷飞的严酷考验，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之中，不折不扣的是一个“一门忠烈“的革命家庭。
全国解放以后，从破坏转到建设。不久，小玉霞的父母从军中专业到安徽蚌埠市。父亲被安排在蚌埠铁路分局任交警大队副队长，母亲在饮食业当了一名经理。同时，几位年轻的叔叔和婶婶们也都先后从部队复员，分别走上了指挥生产建设的岗位。这个时候小玉霞已经是个到了上学年龄的小女孩了。
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这一段时光，可以说是小玉霞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了。当时，小玉霞跟她唯一的姊姊小玉兰，是一对美丽天真的小姐妹。在社会、家庭和学校，无处不接受着阳光雨露的滋润，她们活泼、欢快、无忧无虑，浸泡在新社会的甜蜜生活中。不过她俩太年幼，还很少懂得，或竟是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个得来不易的幸福，比之她们的祖祖辈辈，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这个幸福，也是她们的父辈、祖辈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之流血、流泪，奋不顾身、英勇战斗并梦寐以求的。当然，小玉霞和小玉兰又怎能理解这样一个巨大而艰辛的历史变革过程呢？对于孩子来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二
平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坚持多久。到了1966年，*一声雷鸣，惊醒了沉睡在幸福中的人们。解放了十七年之后的新社会，突然卷起了一场风云变幻的政治大风暴。从理论到实践，从路线到政策，从争辩到武斗，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古到今，从机关、工厂到学校、公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真是倾江倒海，云水翻腾啊。
刚从高、初中毕业的这一对玉兰玉霞，还来不及审视一下这场政治风云的来龙去脉，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雳就击中了她俩的家——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眼看着一群人挥举着双手、呼喊着口号带走了她们的父亲——夏葛以“蜕化变质”的罪名被捕了。接着，母亲因“立场不稳”被开除党籍，还撤消了工作。可这个天外飞来的横祸并没到此止步：不久，父亲因“死不悔改”而受极刑；母亲也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交由群众管制，监督劳动；姊妹两个被迫辍学在家；而家中却早被翻了个乱七八糟，砸了个稀里哗啦——还美其名曰：“抄家”……一夜之间，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被宣判成为与“地富反坏右”同类的“人民专政对象”。
生活中蜜水可能使人迷醉，苦难却往往促人醒悟。可一个心理尚未成熟的姑娘，她的政治理解能力还远远够不上理解这个为许多老练的革命政治家也很难理解的政治大风波。一对年青姊妹，一夜之间，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原有的一切。面对着徒有四壁的家，除了陪伴着一夜见衰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而外，又能干什么呢？
可是生活是严酷无情的。被抄家后，家中无隔宿之粮，三餐难以为继，除此之外，被打成“五类份子”的母亲，还经常要被那些所谓的“革命小将”们牵出去早晚请罪，挂牌游斗，扫街，做义务工……写不完的检查，数不清的批判斗争，终于使这位从革命炮火的洗礼中闯出来的坚强的中年妇女，一下愁纹满面，两鬓皆霜，最终神经失常了。
那时，姊姊玉兰已找到一位在军中服役的对象。但“神祸”始终紧跟不放。没有多长时间，姐夫因为与“五类份子”女儿处对象，“立场不稳”，被退伍下放陕西老家劳动。随他一块儿回去的，还有玉兰。
姊姊走后，玉霞总算被“网开一面”，进了蚌埠空压机厂，当了一名学徒，但每月拿到的生活费仅十八元。母亲早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现在即使被宽大，她的神经却已不听她自己支配了。到此，一对母女的生活处境，便不难想象了。
人总要活下去的，而要生活下去，只有坚强起来。先向亲亲友友告贷求援，可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处僻壤有远亲”，亲戚们往往远水不能救近火，更有甚着避之惟恐不及！
生活不停止地捉弄着小玉霞：母亲受不了无休止的检查、请罪和批判游斗，常常病得卧床不起。玉霞总不能老是跟母亲相对饮泣，默默甘心地让时代的逆流席卷以去，冤沉大海。她忍着流不完的眼泪，抱着满腔的愤恨，要活下去，活下去、再活下去。她今年才不过二八年华，在正常健康的空气下，应该是一朵含苞待放的*。即使这样，忧郁、苦恼、含垢忍辱却无法剥夺尽她的秀丽俊气和光华初露的生命之光。她每天一大早起床，洒扫、生炉、洗菜、做饭，然后安顿好卧病在床的母亲，最后带上几个冷饭团子到厂里上班。
她勤奋好学，专心钻研，技术进步快速。略略知道她的身世和悲惨遭遇的老师傅以及年轻同工们都对她寄予莫大的同情和惋惜；但政治上的界限阻挡着人们对她的亲近和接触，当然更少不了恶意的歧视和善意的冷漠。面对这些，她自己似乎逆来顺受，习惯成了自然。
经过来自“中央首长” “文工武卫”的鼓动，“全面内战”更扩大化了，派性猖狂，武斗加剧。工厂里机器停止了转动，已处于无形中停产的境地，“造反”取代了生产劳动。玉霞本来就是被剥夺这份所谓“造反”的政治权利的，这一来，对她却多少减轻了一些精神上的负担，她可以安下心来，呆在家里操劳家务，陪伴着母亲，有时候还可以偷偷搞些副业以补家用。姊姊玉兰也不时的从遥远的陕西，带着些乡土特产来到母亲的身边，玉霞可以用这些土产变换点钱，让母亲从政治的和生理的“病魔”口里，把生命夺将下来。除此以外，这一对不幸的姐妹，又能用什么别的更好的更有效益的使生活好转的法儿呢？
三
一个初秋的下午，天气晴朗，蔚蓝色的天空中万里一碧。玉霞正在院子里的公用水井旁边洗濯衣服，院子里没有一丝的风，虽然太阳已不似炎炎夏日的威猛，但忙碌中汗水还是不时从她的额头渗出，她不时用手一抹然后一甩，但却从她的身影中透露出少女特有的苗条秀丽气质。正忙着，一个身强力壮、体格魁梧的青年人拎着一双白帆布球鞋也向井边走了过来。她对这个青年人并不陌生，知道他是住在同院邻居家的亲戚，已来了个把月，还知道他的名字叫杨家新，大家都叫他小杨。只见他每天早出晚归，似乎也是出去上班做工，但不知道他做的什么工作，为什么借住在亲戚家不走。虽然多次见面，但也许由于对异性青年的特有矜持，她没有启口跟他攀谈过。
小杨走近井旁，微笑着低声对她说：“玉霞姑娘，可有鞋刷子借给我用一用，可好？”
玉霞略略抬起头，随手拿起旁边的鞋刷子，不好意思地应声道：
“你拿去用吧！”
小杨一边动手刷鞋子，一面搭讪着问道：“你母亲的病怎样了，怎不送到医院去瞧瞧呢？”
提起母亲的病，小玉霞也知道这不是单纯医药所能治愈的，何况目前的处境，又哪能谈得上去医院求治呢？
她默默不语，眼里的泪水却禁不住夺眶而下了。
小杨看到这个样子，连忙说：“玉霞姑娘，不要难过。你家的情况从亲戚口里，我多少是知道一些的。我叫杨家新，在铁路上当一名司机。以后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得上的，尽管说一声。”
在第一次接触的陌生青年男子面前，她很难把要说的话尽情倾吐出来。默不作声中她匆匆跑回屋里，忘记了拿鞋刷，忘记了把洗好的衣服晾起来，只是一个人痴痴地坐在屋角边，低着头，陷入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是苦是甜的困惑心情中。在她少女的心田里，似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一种异性同情和关怀的甜蜜，这种感受是她年青的心灵从未体验过的。在此后的日子里，她常在深夜寂静无人时独自咀嚼这种感受。
可不知怎么了，打这以后，小杨似乎总有意地找机会和她接近，并且果真履行了他许给她的诺言。开始是送些糖果、糕点，后来直接送上十斤、几十斤粮票或十元、几十元钞票。她起初光涨红着脸，羞涩地推拒着不敢接受，但小杨看到她这个样子时，微微一笑，不管三七二十一朝她的手里一塞，然后径自大踏步地走了。玉霞真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向母亲明说。母亲的精神失常越来越重，说了又何用？渐渐地次数多，玉霞似乎习惯了，再说，这个家也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啊。同时，玉霞也感觉到异性的温情不可抗拒地扑面而来，一个阅世未深的天真少女又那能去辨别和探索别人，尤其是一个异性青年的真情与假意呢？
爱情的闸门一经打开，情爱的激流就一泻千里了。不出半年时间，她从心底深深爱上了这个慷慨仗义、雪中送炭的青年人。加上姊姊玉兰又不时从陕西带来一些货物现金，生活稍微好转了，母亲的病情居然也随着稍稍好起来。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一位好心的邻居老妈妈向她透露一个消息：几个打着“革命”“造反”旗号的歹徒怀疑她家里窝藏着大量来路不明的财物，正在筹划再次抄家批斗，而且她母亲有被逮捕的危险……她一下子吓得目瞪口呆！考虑到今后生活的出路，特别是母亲不堪再辱的病体，她最后鼓起勇气，主动去找了眼下唯一可亲可信的人，或者可以说是她的“爱人”——小杨了。
四
为解当前的危急，只有暂时离开蚌埠避一避“风头”为妥。小杨似乎早了解她的姥姥在河南老家有一位姨夫是公社干部。第二天深夜，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相对值钱的衣物，打成行李，由小杨护送，母女二人从蚌埠搭车去河南兰考。一路上北风凛冽，雨雪漫天，一身冰寒到了姨夫家。那时已接近1975年年底，距离春节已不过十多天时间。
姨夫母对于自己妹妹和甥女是热情的，但是对于她俩身受的政治遭遇和生活处境，除了相对嘘唏叹息，显得无能为力；况且那股政治大风暴，已经席卷整个祖国大地，即使连这个黄河北岸一处小小的穷乡僻壤也不能幸免。姨父本人就因“走资派”嫌疑靠了边；更不巧的是出嫁在湖北的表妹——姨父母的亲生闺女，夫妇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