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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旦在其中一封信里说，他花了两午工夫雕刻一幅；意大利画。他工作的时候，总是拿着雕板围着桌子走来走去，砖地上都磨出了清楚的足迹。
“我累了，”约尔旦写道。“不过我仍旧走来走去，活动着。那个惯于站在斜面写字台前写作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该多么感到疲乏啊！这才是自己事业的真正的殉道者。”
列夫·托尔斯泰只在早晨工作。他说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具有一种批评的精神。这种最尖苛的批评精神经常在早间出现，夜里便酣睡不醒，所以在晚上，作家完全是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工作，于是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托尔斯泰举出卢梭和狄更斯的例子，他们都只是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拜伦就因为喜欢在夜里写作，而违背了他们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累赘当然不只是在于他在夜里写作而且不断喝茶。这毕竟不怎么严重影响他作品的质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繁累在于他总没摆脱贫困和债务，所以他被迫多产而且总是仓卒急就。
他总是迫不得已时坐下来写作。他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平平静静全力以赴写出来的。他总是草率地结束自己的小说（不是按照写好的篇幅的数量，而是按照叙述的广度）。所以他的作品比它们可能有的样子和原来构思的样子坏得多。“想的远比写得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
他常想和他未写完的小说在一起多留连一些时候，时时修改和充实它。所以他拚命拖长写作时间，——因为每天每小时都会产生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把这些新思想倒填进去。
债务逼着他这样作，虽然当他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常常意识到作品还没成熟。多少思想、形象、细节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就因为它们浮现在脑际时，已经为时太晚，不是小说已经写完了，便是在他看来，已经无可挽救了！
“由于贫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自己，“我被迫为金钱而匆忙写作，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
席勒只有喝完半瓶香槟，把脚放到冷水盆里才能写作。
契诃夫年轻的时候能够在莫斯科拥挤而嘈杂的住宅的窗台上写作。而短篇猎人是在浴棚里写的。但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已逐年消失了。
莱蒙托夫把自己的诗写在随手抓到的东西上。这些诗篇总好象在他的意识中顿时形成的，它们先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然后他才急急忙忙把它们一字不改地记下来。
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假如在他面前摆上一迭洁净的上等质量的纸，便能写作。他曾坦白地说过，他坐下来常常不知道要写什么。在脑子里先有一个生动的细节。他从这个细节开始，而这个细节象一条魔术的线似地逐渐引出全部故事来。
托尔斯泰照他自己的说法，把工作状态、灵感叫作来潮，“假如来潮，”他说，“我写得便快。若是不来潮，那就得搁笔。”
当然，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即兴作家。他的思想总使他下笔神速。
写作之际即当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突然涌现，从意识的深处象闪光一般冲到表面上来的时候，这种绝妙的心境是每个作家都亲身经历过的。假如不立刻把它们写下来，它们同样会消失得无踪无影的。
其中有光，有颤动，但它们象梦一样易逝。有一些梦，在我们刚刚醒来的那一瞬间，还记得其中的一些片断，但立刻便忘了。以后无论我们怎样费尽苦心，无论怎样努力想回忆，总归徒劳。这些梦只残留下一种异样的，谜一般的东西的感觉，若是果戈理，他就会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东西”的感觉。
应该马上记下来。一秒钟的滞延，这思想会倏然一现便永远消逝了。
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作家不习惯在小纸上写作或象记者那样在窄条排样上写作。手要不停地写，因为甚至这个最不足道的刹那的耽搁，都可以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显然，意识的工作是料想不到地迅速的。
法国诗人贝朗瑞能够在低级咖啡馆里写他的歌谣。就我所知，爱伦堡也喜欢在咖啡馆里写作。这很可以理解。因为没有比热闹的人群中更好的孤独，当然，这必须没有人直接打断你的思路，没有人分散你凝聚的注意力。
安徒生喜欢在森林中构想他的童话。他有极好的、差不多是显微镜般的洞察力。所以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观察一块树皮或一颗老松球，并且象通过放大镜一样精密地看到这些东西上的一切，用这些微小的细节很容易地编成童话。
总之，林中的一切——每一根覆满苔藓的残株，每一只褐色的蚂蚁强盗，它们曳着绿色透明小翅的虫儿，好象拉着窃来的美丽的公主一般——都可以变成童话。
我本来不愿谈自己的文学写作经验。这未必能给上文谈到的增添些什么重要东西。不过我仍然认为有必要说上几句话。
假如想使我们的文学无限繁荣发展，那么必须明白，一个作家的社会活动的最有成效的形式，便是他的创作工作。在出版前为大家所不知道的作品，一经出版，便成了全人类的事业。
应该珍惜作家们的时间、精力和才华，不要在累人的文学以外的忙乱上浪费它们。
作家在工作时需要安静，尽可能没有操心的事。假如有什么事等着要做，甚至是细微的烦恼，那最好不要提笔。不然不是笔从手里滑下来，便是写出勉强挤出来的连篇废话。
我一生中有几次在写作的时候心情轻松，注意集中而且从容不迫。
有一年冬天，我坐一艘内燃机船从巴统到敖德萨去。船完全是空的，什么也没装。海面一片灰色，寒冷而平静。海岸隐没在灰色的烟雾中。浓重的乌云，好象在迷梦中，横在迢迢的山岭上。
我在客仓里写作，有时站起来走到舷窗旁看海岸。强大的机器在内燃机船的钢铁的内仓里轻声地歌唱。海鸥呷呷地鸣叫着。写起来感到轻松。谁也没打断我珍贵的思路。除了我正在写着的小说而外，什么也不用想，一丝杂念也没有。我觉得这是莫大的幸福。辽阔的海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的烦扰。
在广阔的海洋上行驶的威觉，对我们要登岸的许多港埠，或者对一些令人亢奋的偶然邂逅的模糊期待，都大大地帮助了写作。
钢船首划开了惨白色的冬日海水，我觉得这艘船正在把我带向那命中注定的幸福中去。我这样想，显然是因为小说写得很成功。
我还记得，一年秋天，我一个人在一座木房的顶楼上，在灯花爆炸声中，工作得多么顺利。
暗黑的、无风的九月之夜，也象海一样包围着我，使我避开了一切外界烦扰。
窗外乡间花园彻夜在飘零着落叶的感觉，很难说出理由来，但是大大地帮助了写作。我象思念一个人似的怀念着这座花园。它安详沉默，耐心地等着我在夜晚到井边去打水烧茶。当它听到水桶的哇哇声和人的跫音时，或者可以减少一点忍受这漫漫长夜的痛苦吧。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荒凉孤独的花园，村子四周蜿蜒数十里的寒林，林中的湖水——当然，在这样的夜里，湖畔绝无人影，只有星星和千百午前一样倒映在水中——这一切给人的感受都帮助了我的写作。我敢说，恐怕在这样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
当一种有趣的、欢乐的、心爱的事情，甚至象到远处的旧河床边垂柳下去钓鱼这类小事情在前面等着你，你都会写得很出色。
第十五章 白夜
一般旧轮船离开了沃兹涅先尼耶的码头，驶入了奥涅加湖。
周遭是一片白夜。我生平第一次不是在涅瓦河上和列宁格勒宫殿里，而是在北方多林的平原和湖泊之间看到白夜。
在东方，低悬着一轮苍白的月亮，没有一点光辉。
轮船激起的波浪，漂着松树皮，无声地滚向远方。岸上，大概是在古老的教堂里，更夫在钟楼上击着铜钟，响了十二下。虽然离岸很远，但钟声仍然传到了我们这里，并且绕过轮船，在平静的湖面上，飘到挂着月亮的透明的暮霭中去了。
我不知道，怎样来说这白夜的恼人的光辉？是神秘的呢？还是魔幻的？
这些夜晚，总使我觉得大自然过分慷慨——有多少淡白色的大气和奇幻的银箔色的光辉。
眼望着这种美、这些销魂的夜晚不可避免的消逝，教人无法忍受。想必是因为这个原因，白夜和一切倏忽易逝的美一样，其短促的生命常常引起人们一种淡淡的哀愁。
我第一次到北方来，但却觉得一切都很熟悉，特别是荒芜的花园中在暮春时节雕谢了的累累的白色稠李花。
这种寒冷而馥郁的稠李花在沃兹涅先尼耶特别多。在这里没有人把它折下来，放在桌子上的水罐里。也许是因为花已经谢了。
我是上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去的。当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正在计划出版一套叫作工厂史的丛书。他吸引了许多作家参加这项工作，同时决定分成几个“工作组”——当时这个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文学界——进行工作。
高尔基建议我挑选几个工厂。我选定了彼得罗查沃德斯克的老彼得罗夫工厂。这个工厂是彼得大帝创设的，最初生产大炮和铁锚，后来铸铜，革命后，改为制造运输车辆的工厂。
我拒绝了工作组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认为（现在也是如此）有些人类活动的倾域，共同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写作工作。到头来，顶多能够辑成一个各种体裁的特写文集，而不可能写出一本完整的书来。我认为，不管题材有什么独特之点，一本书总应该有作家的个性，有他对现实，风格和语言的理解的一切特点。
我想，这就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不能同时拉一只提琴一样，也不能共同写一本书。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说了。他皱着眉，照例，用指头在桌子上敲着鼓点子，想了一下说：“年轻人，人家会责备您自负的。您还是搞吧！不过不要丢脸——一定要带书回来。一定！”
在轮船上我想起了这一次谈话，深信自己一定能写出书来。我非常喜欢北方。当时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大大地使我工作轻快顺利。显然，我想把一切迷惑住我的北方的特征，例如，白夜，静静的湖水，森林，稠李花，婉转动听的诺夫戈罗德省的方言，船首象天鹅颈般弯曲的黑划子，给杂色万草增添色彩的蜻蜓，都拉到这本关于彼得罗夫工厂的书里来。
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当时是一片荒凉。大街上铺着一些长满苔藓的大石块。整个城市好象是云母筑的，这大概是由于湖土的白色闪光和灰白色难看的、但却不讨厌的天空所致。
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我待在档案所和图书馆里，阅读一切有关彼得罗夫工厂的资料。工厂的历史原来很复杂，也很有趣。彼得大帝，苏格兰的工程师们，我们的农奴出身的天才的匠师，加龙铸造法，水力机械，风俗习惯，这一切都给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在读完这—切之后，我到基瓦奇瀑布和基日村去了几天，这里有一座在建筑美方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木造教堂。
基瓦奇瀑布咆哮着，在它晶莹的、有弹性的飞瀑中，带下了直立的松树原木。
基日村的教堂，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