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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确实，这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事实，我们想回避问题的关键，想等待奇迹发生，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叔公向我们推荐了上海的两位医生，并且分析了一下两位医生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让我们到瑞金医院骨科去找杨庆铭教授，七十八岁的叔公对杨医生的评价很有意思：“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只可惜年轻了一点，只有五十九岁。”这句幽默的话一扫爸爸和我有点沮丧的心情，
带着所有的检查报告，爸爸带我去见杨医生。杨医生一看我的片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骨肿瘤，而且已经将我的股骨头吃空了，只剩下外面一层薄薄的软骨支撑着我的体重，我必须尽快动手术，说着，立刻给我开了一张住院单。
在奶奶家等待住院的日子里，留下我一个人在上海，爸爸赶回宁波筹手术费用，取出家里所有积蓄，再向朋友们借了一部分，带着几万块钱，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一起坐火车赶到上海。在精神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几天之内爸爸妈妈老了很多，他们既要担心我的身体，又要担心手术费用。爸爸和妈妈对我说：“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你治好病。”
爸爸仍然没有放弃不动手术就解决问题的念头，到处打听，即便是街头随便散发的治疗肿瘤的传单，爸爸也很仔细地看着，报纸如果有一点相关的内容，爸爸都会剪下来仔细地留着。爸爸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我曾经跑得有多快、跳得有多高、身体有多健康、性格是多么的活泼，他是多么地希望能够发生奇迹，能有一种神奇的医疗方法在一瞬间便将我医好。每天白天爸爸就在东奔西走中度过了，而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总希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又像以前一样蹦蹦跳跳了。每天爸爸都会满怀希望地问我同一个问题：“秋秋，你觉得好点没有？”我很清楚，除了动手术之外，别无他法，我对爸爸说：“爸爸，别再抱幻想了，还是尽早让我动手术吧，病灶是客观存在的，再耽误也许反而不好。”
二十一岁的春天
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终于住进了瑞金医院骨科的病房。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其他病人都有点惊讶地看着我，我一坐下，她们就开始猜我的年龄，也许是我打扮得比较小吧，大家都猜是我中学生，说我看上去只有十四岁的样子。当知道我的病情后，纷纷表示惋惜，有的病友则热心地告诉我一些和手术有关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骨科病房，这是个充满温情和希望的地方。
住院的第二天早上，很多医生来查房，其中包括了各地来进修、实习的医生，十几个医生围在我的病床边传看着我的片子，根据片子中病变的形态，初步诊断为巨细胞瘤。杨医生嘱咐我要小心别摔跤，最好不要下地，因为我的股骨头已经很脆弱了，很有可能支撑不住我的体重而断裂，手术会因此变得很复杂。
好动的我很听话地一直坐在床上东张西望着，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做检查的时候，会有专门的护工推着轮椅送我去。为了制定最好的手术方案，我做了很多检查，还做了一次CT定位穿刺。我躺在CT操作台上，通过CT确定穿刺的位置，十来个医生在我周围，主任医生都在一边看着。一位医生给我在穿刺部位上了麻醉并消毒，边上的两位医生按住我，另一位医生拿着一根很粗的针，往确定好的穿刺位置很快地扎了下去，我痛得弹了起来，只听见闷闷的一个声音，我感觉到针戳到了我的骨头中。我忍住快滴下来的眼泪，低头看着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针抽取我骨头中的东西，一位医生笑着对我说：“很痛，是吧？你一定在想，医生怎么都这么凶，对不对？”我点点头说：“很疼很疼，快好了吧？”其他几位医生对在一边等候的爸爸妈妈说，我的运气真够好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早就骨折了。很快，穿刺结束了，抽取出来的物质送去化验，看究竟是什么，爸爸把我从CT台上抱了下来，放在轮椅上，把我推回了病房。
在病房里，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意思的朋友——王以培，他是位作家，也是我邻床病人的儿子。每天下午病人午睡的时候，他就和我聊天，他还送了我一首诗：
她用枕头盖住脸
眼泪却从脸上滑下来
滴湿了医院的床单
白色的病房里来了一位脸色红润的姑娘
她的黑眼睛里看见一切都很惊奇
很惊异 她好像是来探望每一个病人
给他们带来希望
可是今天她却哭了
这是她凭生第一次伤心
她说家里的小狗正在等她回去
但她或许很久不能站立
她的命运将置于手术刀下
为她祈祷的有她的父母亲朋
同房间的病友 还有窗外的春天
所有的绿树和花香鸟语
然而这一切都不如她那双黑眼睛
她的眼睛闭着 却在睫毛下闪动
闪过的梦惊动了窗外的飞鸟
也惊动了身边每一颗善良的心
陈帆红今年二十一岁
王以培告诉我一定要坚持下去，要相信自己今后的生活一定会很有意思、很精彩的。
是的，做梦的季节已经过去，我也应该长大了，没有人会永远在阳光下生活，如果不生病，也许我会遇到其它的挫折，或许情况还会更糟，我相信生活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让你永远都一帆风顺，也不会让你永远在痛苦中挣扎。
所有的检查报告都出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我的手术方案，过了一会儿，妈妈脸色苍白、神情有些慌张地走进了病房，我问妈妈怎么了，妈妈怎么也不肯说。没多久，爸爸也来了，告诉我们他刚碰到医生，跟他谈了谈手术方案的事。妈妈紧张地看着爸爸。原来我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抽取出来物质中有巨细胞，医生们提出了两种手术方案，一种是将肿瘤全部挖除，当场做活检确诊肿瘤性质，如果手术条件允许，则植入异体骨，如果肿瘤情况比较差的话，则将长有肿瘤的腿骨截去一部分，再施行金属的人工关节置换术；第二种方案则是活检后，直接施行人工关节置换术。第一种方案比第二种方案肿瘤的复发率高一些，但是如果恢复得好，手术后和手术前差别不大。妈妈听到这才放下心来，说起自己刚才惊慌失措的原因，她到病房来的时候，正好听到医生在讨论我的手术方案，她只听到一位医生说现在我的股骨头只剩下一层薄薄的软骨，如果手术中不小心弄破了，小命就没有了。听到这句，妈妈就不敢再听下去了，爸爸一听妈妈这么说，立刻脸色也变了，立刻去问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偷听得不完全，医生指的是股骨头的“小命”保不住了，而不是我的“小命”保不住了，少听了后面部分，就产生了天大的误会。
爸爸妈妈和我商量之后，决定采取第一种手术方案，冒一点今后肿瘤复发的风险，如果运气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如果采用第二种方案的话，尽管复发率很低，但是每过一定时期我就要再接受手术以更换已经磨损的金属关节，而且置换了金属关节后，腿的运动功能上会有所限制。
手术前一天，爸爸签字去了，签好字回来告诉我们，他手一直发抖，都签不下去，因为手术书上写的每一条，在爸爸看来都觉得很可怕，写的都是手术过程中会出些什么意外的条款，爸爸坐在我的病床边，握着我的手说：“爸爸就把你全部交给医生了，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笑着点点头对爸爸说：“那你和妈妈也别这么紧张呀！”
第一次手术
一九九七年的四月七日，一早我就被推往手术室。我高兴地和病友道别，爸爸妈妈送我到电梯口，我笑嘻嘻地冲他们做了一个鬼脸，乖乖地躺在床上被送到了三楼手术室。
躺在窄窄的手术床上，我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所处的陌生环境，周围都是浅绿色的墙，我的头顶上是无影灯，第一眼看过去，觉得跟多功能厅里的那种灯有点象，我仔细观察着进入手术室的每个人，第一次进手术室，我对什么都很好奇，看见手术室里医生和护士的打扮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不一会儿，麻醉医生来为我上腰麻、做心电图、测血压、输液，这一切都完成后，我就平躺好，手术室护士在我胸前搭起一个铁架子，撑着一块又一块的白布，挡住了我的视线。除了为我动手术的杨医生、沈医生、冯医生、刘医生、王医生以外，在我身边还站了好些来瑞金骨科进修和实习的医生，我开始想象着手术开始后每个医生一人一把刀围在我身边的情景，令我想起了西餐，自己躺在手术床上，感觉就像是一盘硕大无比的食物，那种感觉很奇怪但也很有意思。
手术开始后，我大部分时间保持着清醒。我听到电锯的声音，还听到当场的病灶活检结果——巨细胞瘤II级。听到这个结果，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我便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直到左腿传来一阵剧痛，我立刻醒了过来，这才发现刘医生正在给我缝合伤口，而我的麻醉已经过去，我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声“痛”，刘医生听见了，安慰我说还有两针就好了，我等啊等啊，一直数了二十针才真的缝好了。我以为痛苦到这里就结束了，却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回到病房后，动过手术的那条腿就开始一阵一阵地痛起来，我痛得直掉眼泪，哭着叫爸爸、妈妈，可是谁都帮不了我。我把手术后的痛全部都归罪于医生，我开始吵着说医生们欺骗了我，明明本来是要全身麻醉的，临时却变成了半身麻醉，害我手术还没结束就痛。爸爸轻声对我解释着，医生是为了我好，所以才换了种麻醉方式。我稍微安静了一些，可是痛实在是很折磨人的感觉，我不能动，也不能翻身，看着爸爸妈妈爱莫能助的样子，我只能静静地流着眼泪。
我动过手术后的那条腿特别敏感，稍微有些震动，就会疼得不得了，每每这种时候，我就忍不住会掉下眼泪来，来探望我的亲朋好友总是站在一边陪着我掉眼泪。每一秒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很漫长，对于喜欢活蹦乱跳一刻也闲不住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修身养性的过程。我渐渐适应了每天躺在床上不能翻身、不能随便动伤腿的手术后生活，医生告诉我，这样的生活我需要维持很长的一段时期，直到异体骨被我自身的骨头吸收了并长成自体骨的时候，我才能坐起来——站起来——重新行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可能需要半年，可能需要一年，可能更长……手术仅仅是一个开端，我还需要面对很多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即使我想逃避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少克服任何一个困难，都有可能前功尽弃，辜负了医生的精心治疗、父母的照顾、亲朋好友的关心。
出院前的几天，我被推到楼下去拍手术后的第一张X光片，我平躺在床上，白白的床单盖在我身上。外面的阳光满满地洒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睛，轻风和着阳光的温暖拂过脸庞，我用心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我倾听着身下的床的轮子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微小的颠簸震动着伤口，尽管腿一阵一阵地疼着，我还是愿意对着身边擦肩而过的人微笑着，我从床单下伸出手，悄悄地接触着清新的空气，舒畅的感觉透过指尖传遍了全身，春天真是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