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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常诚拉开仍然插在旗架上的大队旗时，他的心仿佛被重重地击了一拳。如果说原先的一切困惑是被机关枪扫射的话，那么这一刻，就仿佛一颗手榴弹在胸中爆炸了，“轰”——大队旗正中绣着红星火炬的地方，赫然被墨汁刷上了一个大大漆黑的“修”字。常诚和小丽彻底懵了。
整个城市的大街人行道旁，都被苇席和铁丝圈成了大字报墙。
军乐队大院儿里的操场，也被用苇席和铁丝圈了起来。上面也贴满了大字报。
在家闲着没事儿，只能琢磨着怎么玩了。弹弓破坏性太大，在连续碎了几块儿窗玻璃后，已被薛副队长明令禁止了。最近，不知谁先发明的，用一截两头通的竹管，在竹管的两头分别用浸泡了水的纸堵上，或是用同样大小的野果豆子堵上，再用一根竹棍儿（粗细要正好等于竹管空心的大小），使劲儿一捅，“叭”声音清脆，指哪儿打哪儿。孩子们叫它“叭叭筒”。由于制作简便，材料伸手可得，加上杀伤力又不大，还便于携带；因此，一经问世，立刻风靡整个大院儿，几乎人手一筒。
这天，常家三兄弟，每人揣着一只“叭叭筒”，兜里各自装了一兜野果豆子，边走边打，边打边玩地到了大字报墙。两个弟弟还没上学，不认识字，自顾自地玩着；常诚按理已经上二年级了，认识些字了，尽管认不全，还是像模像样地背着手浏览起了大字报：
《红色江山不能变色》——题目挺大。
《紧跟“中央 ”的号令》——马屁之作。
《刘少奇是中国最后的赫鲁晓夫吗？》——哟，这标题挺吓人，常诚低头一看，署名：李书民。
突然，一张大字报的标题让他汗毛倒竖——《黑尖子常友良狗胆包天！》“小军、小江，快来！”常诚急得声音都变了。两个弟弟哼哈二将般地跑来：“大哥怎么了？”“你们快看！这是写咱爸的大字报！”常诚一指大字报。“写的什么？”“骂咱爸狗胆包天！”常诚两眼喷火。“撕了它！”常军说着就要动手。“不行！要是被人发现了，那问题可严重了。”常诚还有点儿头脑，遇事儿有点儿大哥样。“那怎么办？就让它这么贴着？”常军不答应了。“给我打！”常诚说着就掏出了“叭叭筒”。“叭！叭！叭！叭！”这三兄弟就像清朝官兵打土枪一样，装一发打一发；不一会儿这张大字报就成筛子了。打完了，三兄弟仍不解气，看看还有剩余的“弹药”，便对着其它大字报一通狂击。。。。。。
下午大院儿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通知所有孩子到操场集合！胖胖的薛副队长背着手在三四十个孩子们面前来回走着：“这是谁干的？我跟你们五分钟自己站出来！”常诚低着头，心里暗笑：这架势怎么有点儿像鬼子进庄，“皇军”训话？“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破坏‘四大’。你们知道后果吗？说！谁干的？”薛副队长想用大帽子把孩子们震住，可收效甚微；见孩子们还是没人承认，于是他又换了一种语气说：“我也知道，你们停课了，没事儿可干，无事就会生非，知道吗？没事儿就应该找点儿事干嘛。不过，没事儿找事儿干，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干的，有的事儿能干，有的事儿就不能干，有的事儿干了你长本事，有的事儿你干了就要坏事，像这种事就不能干，这种事干了就是犯罪，弄不好还会连累你们的爸爸妈妈。知道吗？小祖宗们。现在我勒令你们，马上交出你们所有的“叭叭筒”，就地没收，马上销毁。”
孩子们听完薛副队长这像绕口令一般的训话，乖乖地交出每人的“叭叭筒”；不一会儿，就在薛副队长面前堆了一堆，薛副队长穿着皮鞋的脚“咔咔”地剁碎了。销毁了这些“非法武器”，薛副队长又说：“其实你们不说，我也知道是谁干的，下不为例，再有发现，我绝不轻饶！尤其是常家三兄弟。都记住了吗？解散！”好家伙！常诚擦着汗回到家，才发现两个弟弟没跟他一起回家。回过头去找弟弟，只见常军拉着常江，鬼鬼祟祟地从车棚出来，常诚刚要问他们干什么？常军朝哥哥做出个鬼脸儿，伸出手心儿里攥着的二个气门芯儿。不一会儿，就听见薛副队长那气急败坏的声音从车棚里传出：“这又是谁干的？”
原来，训完话，薛副队长想起要出去办点儿事儿，进车棚一推自行车，发现气门芯被拔了，再一检查二个气门芯都不见了。这次薛副队长没再集合孩子们——公事可以公办，私事就不好办了。薛副队长还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心说：这帮小王八蛋，真把我当鬼子汉奸了，还跟我玩起‘小兵张嘎’式的小把戏了呢，不过，现在这形势，连大人都晕头转向的，谁还顾得上这帮孩子呀，罢了。
晚饭时，饭桌上，常诚忍不住问爸爸：“爸，什么叫‘勒令’呀？”“勒令就是比命令不要严肃的命令！”继而一想：“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常诚只好原原本本地把今天发生的事如实招来。爸爸听罢，哈哈大笑，奶奶和妈妈也一起大笑不已，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爸爸拿筷子指着他们：“你们这三个臭小子呀，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奶奶也笑着数落他们：“难怪老话说，三岁随猫，五岁随狗，七岁八岁人嫌狗不待见。这岁数正是讨人厌的岁数呀。”爸爸听到这儿，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次运动，按上面的说法，就是要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革命嘛，就不是请客吃饭，就不是绣花，不是写文章，而是暴烈的行动。你看现在的大字报、标语，哪个不是‘砸烂狗头’呀，‘狗胆包天’呀，还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好像用词越粗才越革命嘛。被贴几张大字报算什么？不过，这哥仨，还算有种。但是别忘了古人说过：路见不平，拔刀而起，此不足为勇矣。今后可不能这么鲁莽了。”
正说着话，突然门外一声“老常在家吗？”来人推门儿进来。噢，是小丽爸爸——李书民叔叔来了。奶奶妈妈紧着让座：“吃了吗？今儿我们吃炸酱面，要不要来碗？”“吃过了，吃过了。不过见着这正宗的炸酱面，你别说，还真馋。”“那就少来点儿尝尝。”奶奶给李叔叔盛了一碗，就和妈妈带着弟弟退到了另一间房去了。常诚也到门边儿坐下。耳朵却在听着大人们的谈话。
“怎么样？运动发展到今天，有点儿出人意料吧？”“是啊，这场运动，说是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可我怎么觉得过去好的东西都错了，都成封、资、修了呢？而现在搞的许多事又是那么出格，大字报、大辩论、抄家、戴高帽子游街。听常诚说连少先队都成修正主义啦。这还真得好好理解理解了。”“是啊，校枉必须过正嘛。我这个十五岁就随着进关部队走到今天的放牛娃，开始也不大理解。多少在部队养成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习惯，一时还真不好转弯儿。不过咱们的老首长，当今的‘亲密战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吗？我相信，凡是毛主席号召的不会有错。”“现在外面都闹两派了，部队不会也分成两派吧？要真是那样，怎么打仗？像你我今后还怎么排练、怎么演出呀？这么下去不是全乱套了吗？”爸爸忧心忡忡地说。李叔叔听罢，长出一口气，说道：“野战部队还不至于吧？不过部队的文体单位、部队院校和部队军以上机关就难说了。前几天，听说，在京的部队文体单位成立了二个组织，一个叫‘红旗’，一个叫‘三军’。你看着吧，这股风儿迟早也会刮到我们这儿的。”
“参军快二十年了，我也还是第一次见识现在这种局面，再看看吧，听说中央文革最近说，形势大好，乱得还不够。真不知要乱到什么程度才算够？”李叔叔神秘地压低了声音：“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运动这么搞是毛主席的初衷吗？你不觉得从彭老总的下台就开始有点偏了吗？根子在哪儿？你就没有怀疑咱们那位‘四野’的老首长吗？那位”副统帅”？”“你是说，”爸爸欲言又止。李叔叔点点头“老常，咱们脑子里可不能光有五线谱啊。这可不是照着谱子吹就行了的事儿。”爸爸劝李叔叔说：“老李，有时想太多，不一定是好事儿呀。咱们虽说是搞文艺的，可咱们毕竟还是军人嘛。”李叔叔不以为然：“看来，批你‘白专’还没批够。现在不是提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吗？”。。。。。。
李叔叔走后，爸爸对三兄弟说：“现在外面这么乱，能不出去尽量不要出去。现在学校也停课了，趁空闲自己学点儿东西，艺多不压人，本事是自己的。别只知道玩，无事生非，明白吗？”三兄弟懂事地点点头。常诚说：“我想学吹号。”“只要不出去惹祸，只要你想学。不过，学，可以，但不要为干这行而学。”“那为什么呀？”常诚似懂非懂。
尽管爸爸答应了常诚——教他学吹号。可第二天他们全体接到命令下部队了。这也是部队文工团多年的传统了——演兵，就得像兵；表现兵，就得熟悉兵。常诚也早就适应了爸爸每年一二次的“下部队”了。好在小叶叔叔这次留守，常诚就开始缠上了正背着“五四式”巡逻的小叶叔叔了。“想学吹号啊，你们不玩打仗了？”小叶叔叔看着一脸认真的常诚。“是啊，我现在是大人了，大人就得干大人的事儿了。”“哟，还大人了呢，别再给我闯祸就行了。”小叶叔叔显然是指上次枪“走火”的事儿。说完下意识地紧了紧肩上的枪背带。想起那件事，常诚心里也挺不好意思：“这次绝对不会再闯祸了。干爸爸，噢，老师，你就教我吹号吧？”“教你可以，你想学什么号？”“找你就想学长号呀。”“学长号，你还得再等两年，你看你现在才跟长号差不多高。”“不我就要学长号。”“为什么非学长号？”“神气，我觉得吹长号就像端着刺刀枪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军人的乐器，小号也行，其它的都不像。”“哟，人儿不大，鬼还不小？那巴松管不是也挺像长枪？萨克斯管不是也挺像冲锋枪？”“什么呀，吹起来都像抽大烟袋，特难看。”“看不出，你还挺有想法？”
话音未落，在他俩身后突然出现了三个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战士：“不许动！”三支“五六式”乌黑的枪口指向他俩。“怎么回事儿？你们是谁？”小叶叔叔迅速把背上的冲锋枪端在了手上，“哗啦”一下拉开了枪栓，动作也够利索的。常诚可是懵了，回头一看，树丛中、墙角边，还有几顶钢盔在闪动。。。。。。
“哨兵同志！”三个战士中较老成的一个收起了枪，上前敬了个礼说：“我们是警备司令部摩托侦察连的，奉上级命令，自今日起进驻你部住训。一班长丁志刚。”说完，一回头对另一位战士说：“小吴，发信号，通知连长，我们已占领大院儿。”“是！”另一名战士抽出插在腰带上的手旗，吹响了手旗柄上的哨子“嘟——嘟、嘟、嘟”一长三短。
丁志刚往上推了推钢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啊，首长哨兵同志。”他显然已经看见小叶叔叔是个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