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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有句古话“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的国际局势虽然有利于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却拉得更远了。日本在进行现代化时，西方国家刚刚经历过产业革命，二者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是今天，整个世界都身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凭借着良好的基础越走越快，根基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跟上时代的步伐都尚且不易，更何况要赶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
全球一体化是未来的趋势，没有人能否认，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国与国的交往要比19世纪中后期频繁得多，这种交往当然会促进技术、发明、实践在国家间相互流通，而这流通速度之快，在以农业和渔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根本无法想象。可是，现代社会毕竟是现代社会，它的社会基础是工业、知识信息产业，和传统社会相比，它对自然的依赖无疑较小。农业社会总要依靠地理环境建构社会，工业社会则不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工业组织，让它们各不相同的原因不在地理环境，而在于它们各自的文化、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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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0）
虽然那些现代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只要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文化各不相同，甚至根本就是不同性质的文化。一些人认为现代社会只能是西方类型的社会，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因为西方国家最先出现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在西方发展得最强势，就将二者等而视之。那些下定决心赶超西方、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构建现代文明不代表要硬生生地向西方文明靠拢。
西方文明在###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兴起于十七八世纪。在现代文明出现之前，西方文明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之处。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法治，这种法治理念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过来的，法治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保护人权、宗教的体系，其中包括对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在东方世界，法治只不过是统治者满足自己愿望的工具，西方的法治凌驾在所有人之上，东方世界却有着不为法治约束的特权阶层。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诞生的数百年前，基督教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宗教，它是西方文明和其他地区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它的大范围传播，让西方国家的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截然分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皇帝是世俗的最高权威，教会和国家一直纷争不断，权威的分离有利于强化人们的自由精神。因为，无论是精神权威，还是世俗权威，人都没有力量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
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尊重。个人主义的滋生让西方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君主的权力得到制约，出现了并非以血缘、婚姻为纽带的集团。相反，中国、日本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贵族的力量相对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国家，贵族、教士、商人尽管社会地位不同，却都是国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存在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民主体制提供了基础。
实际上，若将法治、宗教、个人主义、多元化等等单独挑出来看，也并非西方国家独有之物，但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的却只有西方文明，它们混合在一起，赋予了西方国家独特的个性。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虽然这些因素至少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对稳定，持续不变，但它们只不过在西方国家中更加普遍罢了，它们促成了西方文明，“却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
姑且不提亨廷顿的说法是否存在争议，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等同起来，把实现现代化当成“绝对西化”是否合适？单从“绝对西化”本身考虑，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彻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间势必存在着矛盾、冲突，将西方文明全部移植过来，那就意味着抛弃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实施的“和魂洋才”路线的确明智。既然全数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选择地汲取。作为当时的强势文明，西方文化势必会像冲破了泄闸的洪水一般，来势汹汹。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强壮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须确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冲击。
板垣退助是明治维新的大功臣，几十年前，就连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纸币上都印着他的头像。今天，100日元纸币已经被100日元硬币取代，印有板垣退助头像的纸币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宝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在欧美国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国道路，他们对西方文化并没有好感，将它们的涌入视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识到，日本无力抵挡外来势力的冲击，与其消极被动地抵抗外来文化，不如主动将其“拿来”，若想让日本的传统保存下去，让日本的“和魂”继续绽放光彩，就必须借助新鲜的外来力量。
1874年，他开始和志同道合之人为议院运动奔走，并在高知县创建了“立志社”，在日本宣传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要求为人民伸张权利，并提议建立议会。板垣退助活跃的时期，日本尚不允许个人私自结社，但他还是大胆地组建了爱国公党，直指藩镇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张自由平等的政治纲领。他明确要求要在日本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立法机关，他坚信，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的，要想让人民爱君爱国，重振日本国威，就必须承认天赋人权。
板垣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强大的舆论声势，对政策进行调整，同意用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并甩开那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板垣的运动实际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杀袭击，危及关头，他毫无惧色，大声呼喊“板垣虽死，自由不灭”。
纸币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总体取向。日本的纸币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种，今天的日本纸币上分别印着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的头像。这三人都是明治维新时期为日本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
纸币图案的选择非常讲究，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图案时，都慎之又慎，纸币是国民价值的缩影，从巴掌大的纸币上，人们可以大致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民族观念，纸币是发行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宣传品。同时，为了方便辨认，国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伟人或某种国家标志充当纸币图案。福泽谕吉、口一叶、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日本人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亦可见一斑。
通常被印到纸币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还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类智慧的象征，政治家则代表着管理世俗社会的权力。人类社会的进步要以思想的进步为前提，还要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障，思想和权力的结合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但在很多时候，二者却是分离的。有权力的人未必会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权力的悲哀。一个无脑的人掌握了大权，往往会制造出空前的灾难。
权力来自制度，现代社会应该确立起完备的制度，通过达成某种契约，保证权力能够掌握在思想的手中。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证它为人类造福，坏的制度则能让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够的力量掌控权力，让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便是“规则”。虽然不是所有规则都有利于人类，但是往往规则发挥不出效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张狂起来，显露出可怕的负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会，权力和思想尚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传统的东亚社会，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在这些地方，国家最高权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们心血来潮的一句话都会被当作“金科玉律”写进法中，法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地施展权力，而绝不会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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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统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风貌，统治者英明，时代风貌便好，统治者昏庸，时代风貌就差。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他们的命运确实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还远谈不上是法治国家，没有完备的法制体系。幸运的是，明治时期的领导人大多知识渊博，头能明晰，有着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洁的品格，他们具备了一个英明的领导人该有的素质。这一时期，日本官僚体系的办事效率，决不比欧美国家的差。日本步入了历史转折期，它需要借助外力过渡到现代化，而它的领导人刚好能担起这一重任。
如果将在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称做“和魂洋才”的话，那么在明治之前，那些刻苦钻研儒学的日本人就应该被称作“和魂汉才”。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对西洋文化的大致相当，他们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否则，明治时期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和魂”了。
同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中日两国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中国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但皇帝也好，天皇也罢，退去了“皇”的外衣，都是凡夫俗子，在偌大的权力面前，难免把持不住。中国的皇帝既是人们精神上的绝对领袖，也是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权力大得难以想象，恃权作恶的皇帝也就特别多，只要条件允许，很少有哪个皇帝不在奢靡享受上下功夫。这就让独裁、奢侈，让篡权夺政、改朝换代之事屡见不鲜，尽管每个皇帝都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甚至雇用才子名流将自己的身世神话，但老百姓还是念叨着“成王败寇”。皇帝的血缘没有连续性，人们只是匍匐在他的权力之下，对他的“神性”并不那么相信，没有哪个皇帝能充当中华民族的象征。
日本的天皇就不同了，他权力不多，连皇室的日常开销都要靠幕府拨款，即使有心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也多不能如愿。不过，权力少也有权力少的好处，很少有人会惦记天皇的位置，这反倒让天皇的“万世一系”有了保障。
日本宫廷有争权夺利的斗争，却没有改朝换代之事。日本人模仿中国建立起一系列统治制度、社会秩序，但考虑到简朴的生活更有利于象征国家精神，即使三公六院制诱惑再大，也没能在日本实施。日本宫廷从来没有宦官，由于皇室子嗣有限，日本历史上还出现过不少女性天皇。因为“万世一系”，天皇家族当仁不让地成为日本的象征和稳定的标志，在天皇身上，日本人仿佛看到充满沧桑的历史，天皇是日本人的感情纽带。
正是有这些情感基础的存在，明治天皇在执掌大权后，其维新政策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行下去，没有遇到太大阻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