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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或根本算不得龙了。
而对于小人物来说，是非标准只能具体地表现为壮志难酬的强烈地骚动与不安与落魄，虽或默默地独自承受或毫无节制地盲目反抗，生命却犹如夹缝中的小草艰难而又无奈。
我们都是小人物，完全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关注大人物而忽视了自己。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带兄弟们一起去感受这种骚动。
兄弟们必定已从前面的讲述中了解到，我是个只顾忙于工作而别无他顾的人。其实，从书记调走那天起，我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不妙了，只不过被我忽视了而已，其时机敏的人早已在静观其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是应该感受得到的，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部门为他举行的庆功宴而唯独拒绝了我，而且一本正经地训斥了我。
那一天，从不吃机关伙房的他偏偏到食堂就餐，尽管食堂特地为他烧了四样小菜，却毕竟吃在食堂。这绝对是一种姿态，我直到现在才领悟到，当领导向你故作姿态时，说明隔阂已经产生了，离穿小鞋为期不远了。
但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去想，反以为领导必定是因为怕给我添麻烦才拒绝的，因为我当时凡是组织如此场合都是自掏腰包由老婆去做的，我自信老婆的厨艺，甚至连领导嫌弃的念头都没有动过，暗暗地便夸书记重感情，颇有点儿感恩的意思，唯一能报答知遇之恩的便以为必要不惜一切做好工作。
直至稀里糊涂地调入农技站，我仍没有彻底悔悟，坚信领导关于“工作需要，提拔重用”的说法，并且努力地去找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事实上，“工作需要”常常是领导的一种托辞，而“提拔重用”更多的则是一门高超的语言艺术。
人是极其古怪的动物，只要具备了特定环境，便容易形成“自己如此别人必定如此”的多疑性格，连我常自掏腰包请客的事儿，人家也是万不肯信的，认为我必定是揩了集体的油，因此表现得极为不屑。
——关于我调农技站，不少的好心朋友为此愤愤不平，劝我尽快想方设法调离以图发展。
他们所说的想方设法自然是指前任老书记，他们知道老书记最欣赏我，尽管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利益关系存在，但毕竟被他们认作了关系。
事实上，关系除了“亲”的那种，多是在相互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只不过建立的方式不同，不少人认为只有那种建立了物质利益关系的关系才真正算得上关系，而我却认为只有排出了物质利益的关系才能称得上关系，因为那叫感情，才是真正无价的，至少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这些词义含糊却用意明确的劝告并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在我看来，只要能够开创工作上的新局面，便会赢得足够的尊重，正如老书记所说的“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因此便只管一门心思地去工作。
值得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果然便有了起色，书记大会小会上的表扬更是让我欣喜不已干劲十足，很快便把那些好心的劝告完全抛诸了脑后。
朋友们又劝我，说农技站是个火药桶，没人敢引爆，你的工作成绩越大，得罪的人就越多，越是趁了某个人当然是指书记的愿。
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工作不一定要得罪人，更何况如果不得罪坏人又怎么去认识好人呢？岂不是要良莠不分？
朋友辩解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呢？原本就是无法区分的，他们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难道那些形貌丑陋不堪的便一定是坏人吗？是，现在那些留着光头染着彩发的小青年被认为是混子，而且他们也把这种形象当成混子的标志去这样做，难道他们便甘愿这样而不是屈于某种压力故意做出如此姿态以追求一种狐假虎威的效果吗？他们便一定都是从骨子里往外透着坏水的坏人吗？
一连串地诘问之后，朋友叹息道，果真如此的话，倒真的不如去得罪坏人，坏人毕竟可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头破血流一番，再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笑泯恩仇岂不痛快？！官场却不这样，冷不丁便会给你一枪一刀，血流满地，往往却找不出伤口在哪儿。难道这便是他妈的素质？朋友嘴里带了脏话，继续感叹道，是啊，这就是素质。
朋友的苦苦劝告并没有让我因此而改变观点，我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仍顽固地坚持，工作没有好歹之说，只要能够让自己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作，便是最好的工作，至少领导不会如此不堪。
许是朋友戴了茶色眼睛，事实并非如朋友所说那样不堪，应该说，我那一段的工作同样是繁忙愉快而又充满成就感的，看得出来，书记对我的好感日增，他甚至又可以跟我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
那时候，我对领导是最崇拜的，领导终究有领导水平，绝不会跟一般人那样小肚鸡肠，能够跟领导坐到同一张桌上吃饭，尽管总要不停地忙着照顾领导唯恐不周，还是让我感到了莫大的荣幸，幸福感常常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难怪自尊心高贵的人会那么喜欢回忆与领导在一起的时光。
但人常常会有意外，此后的意外彻底改变了这种良好的局面。当然，也有人说，书记压根儿就没有改变过对我的印象，我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始终认为，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把握好自己才造成的，事实上，我确是情非得已的。
就在我调农技站那年，恰逢镇级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曾竭力劝过我的那位朋友神秘地告诉我，说大家想选你做镇领导。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历次镇级换届选举的经验，县里镇里都在力保选举意图的实现，从未出现过差错，因此我权作一次玩笑。
随后的党代会上，连差额都不是的我居然得到了二十票，与候选人当选差了六十票。
我知道是朋友捣鬼，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绝对会以为有人在故意出我的洋相，因为即使要捣鬼，党代会也是无法操作的——参加党代会的都是党员，党纪不容忽视，每次党代会前，党委书记都要在由党委绝对信得过的党员担任的代表团长会议上三令五申，而且代表团长们多是按照团长所在辖区来安排的，不仅在代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鼓动能力，自不会让选举跑了题。
尽管如此，书记还是冲我笑了，镇里的人都知道，书记或许为了自己的威严是从来不笑的，只要他冲谁笑，便必定会有事。因为我不是代表，所以最初并不知情，反以为书记在向我示好。他说，想当官告诉一声，没有必要去做一些小动作。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反反复复地掂量了一下午，也没能嚼出其中的滋味。直到晚上，人们拿我的选票搞笑，我才明白了个大概，难怪书记要我到人代会上试吧试吧，我一下子便读出了他那满脸堆笑中的令人恐惧的不屑与讥笑。
我径直去找朋友，大发雷霆，没想到朋友居然不以为意，毫无正经地说，试吧试吧就试吧试吧。
他正在喝酒，酒已有了五成，未及我发完火，便非要逼着我入席，他总是这样让我无可奈何。——他的酒，我是不敢奉陪的，量奇大，有瘾，一天三顿必喝，他曾经自我解嘲说，一顿不喝，浑身便如同遭了虫灾，咬得浑身不自在。
他喝酒方式极不文明，逼人酒，“一二三三二一”就是六杯，倘若碰上对手，便会梁山好汉似地换大碗，人们送他外号“大一碗”。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酒，不妨再提一下另一个与他有关的故事，据说他儿子刚结婚那会儿，老婆劝他少喝免得被儿媳笑话，他果真便有一顿没喝，到第二顿便已不可忍受了，又不能跟老婆闹僵，吃饭的时候，趁老婆不注意，一杯酒便全部倒入了他惯常使用的大水杯内，待老婆转身端饭时，两口就把酒干掉了。儿子结婚不到一周的时间，他便因酒的问题把儿子分了出去，惹来了不少的非议，尽管对于儿子儿媳的孝顺，他是满意的、自豪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该玩笑时漏了嘴，自己把这一段说了出来，外号由此而起。他不以为意，吹嘘地说，喝酒拼的是身体，量不大的人，必定身体有病。
据此，我常常怀疑他患有酒精依赖症，也就是说慢性酒精中毒，他的身体居然查不出任何毛病，反比那些量不大却因酒而伤心伤肺的人要强健得多，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吧。
人是应该相信缘分的，他逼酒，却从不对我，原因是他那年为了儿子结婚买了席梦思床垫邀我去看，自然要喝酒，喝酒的人总会给自己找理由，那是我第一次跟他喝酒，自觉酒量的我居然喝了个人仰马翻，全部吐在了他的新床垫上。
为此，我深为愧疚，而他却毫不在意，反倒为我扯心裂肺的呕吐而不好意思，每当谈及我吐酒的样子，他便一脸的恐怖，他说他从不吐酒，吐酒的人不宜饮酒，没有比自己身体更重要的友谊，说喝酒如喝情纯他妈的胡扯蛋。从此，我们成了莫逆。
那天，他把我喝趴下了。他酒后从不糊涂，思路反常地清晰，从他的身上，我才真正打消了长期对“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疑惑；而我，酒后就是一个糊涂蛋，满脸赤色，浑身奇痒难当，除非喝睡过去，便会失了自制力，必要胡言乱语一通，事后又记不起到底说了些什么。这是他最看不中我的地方，也是他从不逼我喝酒的原因。
但那天，他劝我，胡言乱语便胡言乱语吧，人是必须要给自己找平衡的，发泄一通总比闷到心里好。
原是赶来问罪的我，居然听了他，一会儿便已迷糊起来，至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一句也记不起了，只记得他不停地唠叨，人是当逆向思考的，有人投票便说明有人信得过，不见得就是坏事。
第二天，我便病了，整整一周没能起床。与此同时，按照既定的日程，党代会结束之后，人代会如期举行了。
人代会不同于党代会，因为人大代表结构上的要求，不仅比党代会更难把握，而且必须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所以也更容易出问题。
怕出问题，偏偏要出问题，我居然获得了比得票最末一位当选的副镇长仅仅少一票的选票，如果不是这场不该得或者得的不是时候的病，后果当真难以预料了。
这么一次浏河镇有史以来最大的无组织事件，很难有人会相信其中的当事人竟然毫不知情，直至事件发生之后才了解事实的真相。
信息是“大一碗”传来的，他也是在会议之后遍寻我不见得知了我生病才来探望我的，我们之间虽有年龄上二十多岁的差距，却是心心相通，时间稍长一点儿不相见，彼此间就要相互探望，至少也要打一次电话，可以称得上忘年交。
肯定有人会认为，必定是他帮我做了手脚，天地良心，绝无此事，我们连面也没有碰过。
他确帮我做过手脚，因此见面时，他一脸地愧疚，连呼“对不起”“没有料到”，直到从不拖泥带水的他一连串的道歉结束之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或许书记认为我的威信在这一年间已基本上消耗殆尽，这次选举的候选人差额居然安排了我。
候选人差额简称差额，尽管在正式会议上绝不能明确指出，但多数代表都能从组织安排的实职上辨得出来，为了防止一些新代表不了解其中的关窍，党委也会通过一些其他的途径让他们彻底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