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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名次并不逊于我上学时的名次，但还是让我感到了不足，因为如此的话，让他圆我名牌大学梦的希望必然要落空。
我开始强迫自己静下来辅导他一番，却发现他居然连一个好的学习习惯也没养成，里面理所当然地难免要有以我现在的水平来比对他的倾向。
但无论如何，我显然都在为自己给他太少的关注而自责，却又在寻找着各种各样诸如事业太忙的理由来为自己解脱，而且即便这样的辅导我也无法坚持持久。
人只要开始关注某个事物，往往容易变得执拗。偶尔的机会，我探听到现在的老师不同于以往，必要意思意思，我便破天荒地给他主课的老师送了一个红包。
见了红包的老师虽有一番推辞，但我敢断定其不亚于任何一个商人的贪婪，不仅立即就变得信誓旦旦，而且很短的时间就把他的座位由最后排前调了三个位置。
后来，我才听说这座位的调整居然大有讲究。这当然是后话，而且老师的似乎更充分：你们都在大把大把地赚钱，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谁不是靠山吃山？靠着学生，难道要我们去吃水？真是荒唐之极。
且不牢骚，只说送过红包之后，便满怀希望地期待着他分明讨厌透顶的考试。
考过之后，他居然又下降了十个名次，已开始倒数。必是为了开脱责任，老师便着重向我强调了他的调皮捣蛋，并再四要求我严加管束。为了孩子，我自要唯唯诺诺答应。
但我确想不通，现在的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家长送孩子去学校不就是为了受教育吗？道理自是这样的道理，但为了孩子似乎永无道理可讲。无疑地，我必要跟其他家长一样经常意思意思。
某一日，我突然接到了他老师的电话，说是孩子伤了人要我必须立即赶到学校去。
其时，我正在接待一个重要客户实在无法脱身，便再三解释，对方居然愤怒地挂了电话。
当然，我没能按要求赶过去。当晚回家，孩子告诉我老师居然罚他站了一整天，就因为他是打架的胜利者，除此别无任何理由。
我火了，打电话找老师，老师一肚子委屈说替我排解了一天的纠纷，“自己的孩子不关心靠别人去关心？”，而且带着“不就是一个破商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尾声。
我怒不可遏了，就说了我一直困惑不解却始终不敢说出来的话，老师不服，怒火让我非要他一块找个地方说理，老师才最终服了软。
发过火之后，图了一时痛快，我又开始后悔不迭，因为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礼拜天是教师节，而我则因为与客户对酒醉得厉害忘记了那份儿必要的意思。
在这里，我必要劝大家，老师是千万吃罪不起的，因为孩子的变化是迅速的，尽管我事后赔了罪任老师指桑骂槐地训了一通，但仍无法阻挡孩子成绩的下降，至小学毕业时，小家伙已降到了最末一名，与班里唯一的一名弱智生不相上下。
至此，我完全陷入了对其严格要求的怪圈。应该说，我对他的辅导不仅忽冷忽热，而且有的知识根本辅导不了。但我必须要保持足够的严厉，我认为，这是维持一个父亲尊严的必要。——孩子嘛，没有自制力，通过高压必能逼出成绩。这是我唯一清醒或者尚存的意识。
然而，实际效果远不如我的想象。我费尽了脑力，分析了诸多原因，最终还是落在了小家伙的自觉性上，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显然已无计可施：由于我的严厉，只要我的嗓音一高，他的眼就会直直的，手则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
或许他的基础太过薄弱，与同学之间的太大的差距让他已完全丧失了兴趣、信心和勇气。
基础可以补，但兴趣、信心和勇气却不是补的问题，而且缺少了这些连基础无疑也是没法法补的。
我只好按照朋友的建议去求老师，或许因为我性太急的原因，虽再三地许诺答谢老师，但因为孩子成绩提高不大便默认了朋友“不值得答谢”的观点而迟迟没能成行，居然又出现了绝类孩子上小学的那一幕——他被安排到最后一排，与班里的弱智生同桌。
我是个无畏的人，独为儿子却这样的无助——显然地，我的补课计划没有收到丝毫的效果，我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
必须补课，不能放弃！我不得不经常地给自己打气，因为我经常地会被死灰一样的绝望笼罩着。
终于有一天，我见到了儿子给我留在桌上的信，那时我正因为生意上的事儿而彷徨无计。
信是这样写的：
爸爸，快乐是最重要的，烦恼的时候只要不想烦恼的事儿就会快乐。真的，我有这样的体会。
我或许是您的一块心病，但我不会丧失信心，难道你不快乐吗？快乐常在，快乐万岁。
祝老爸永远快乐。
孩子大了，我突然意识到，或许任何大人都不会任人去塑造自己。
我对他的管束不自觉又放松了，除了定期要向他讲一通或许他根本不想听的道理外，我再很少过问他的事，因为已无需过问，儿子终于知道早起晚睡地用功了，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没有任何地代价，他就转变了，这样的转变无疑是可喜的，但随着学习的转变，也有了一些连我这样思想尚属激进的人都无法接受的观点，譬如：某一日他突发奇想地问我，倘若他光着身子绕村转一圈会有怎样的效果。
我哭笑不得，他当然也没有真的去做。到了假期，他又不安分起来，央我给他找一份工打，我说何必要打工呢？
他说，锻炼呗。
我说，要打工去公司吧。
他说，我不想跟你一样被遮到祖宗的大树下，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我欲怒又休，说，咱没有这么多关系。
他说，连这点儿关系都没有，还闯社会？说着，竟是一脸的不屑。
我懒得去理他，他竟通过同学的关系找到了一份工作——帮人卸车，卸铁棍。
一个月下来，小家伙明显消瘦了，脸黄不拉叽地，自是惹得我娘一通“狠心人”的责骂。
小家伙倒是沉稳，打工的钱买了一部手机，余钱悉数交给了我娘——他唯一能够信得过的人。
一个初中生岂能用手机？待要问及，他居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我自己赚得的钱难道自己还说了不算吗？
我真的想揍他，却又实在下不了手，而且我不想再惹我娘生气。
还好，他上学时并不带手机，只放了学才把自己反锁进屋里独个捣鼓个不停。
这就是我的儿子吗？一个努力地想与之沟通又无法沟通的家伙。连我自己也是不信了，笨头笨脑、自私自利、固执己见、偏又喜欢独立自主，我竟一口气数出了他这么多的缺点。
在我们村里最讲究遗传俗称“随”，这样的品质到底随谁呢？肯定是杨丽，但她拒不承认，即使承认显然也是在赌气，为了这个“随”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争吵过了。
说起来，孩子“随”父母中的某一位应该是其中这一位的自豪，但我所数落的显然都是小家伙的被我们认作的而他自己却并不认为的缺点。
按照村里人的看法，女“随”娘，男“随”爹，如果一个男孩不“随”爹自是大大地不该了。
就这么一句原如儿戏的戏言，待我与杨丽激烈地争执之后，居然让我去医院做了鉴定，而且让我吃惊的不是我的行为，却恰恰是这个鉴定明明白白写着：两人不存在父子关系！
这无疑是个令任何男人都无法接受的事实，尽管杨丽再三地辨别说这个鉴定有误要不就是机器出了毛病，这纯粹是狡辩，因为我所找的医生是我同班最信得过的同学。
手持着这份明白无误的鉴定，吃惊过后，我居然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有丝毫的愤怒，就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尽管杨丽仍在不停地哭哭啼啼喊着冤枉。
有了铁证，求法院的人自然比老师更好求，更何况咱们还有许多的朋友，他们很快就做出了离婚的判决，其中当然也有这个贪财女人一反常态再三声明除了儿子什么也不要的顺理成章地苦苦哀求。
我父母却舍不得，他们甚至要求我必须改变决定——不要说人，即使小猫小狗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舍不得。
愤怒显然已让我失了理智，我听不进任何与之相关的哪怕是善良的建议。
从法院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倒是轻松的，但整个人却是木木地，记不起任何地东西。
恰于此时，我同学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因为忙给我拿错了鉴定书并再三致歉。
天哪，我已离了婚啊。责备着，手机已掉到了地上，摔个粉碎。
这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甚至宁肯这张鉴定书是真的。
说到这里，经营家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许久不说话。
乡丁遗憾地直搓手，终禁不住好奇，抢先问道，后果如何？
又过了许久，经营家才幽幽地说道，自然是复了婚，但这就是“信”啊，即使爱。
爱也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信”，倘若失了“信”，爱就是无根基的肤浅的经不住任何检验的，这样的爱不能称之为爱而只能叫做“占有”或者“霸占”，“占有”或者“霸占”无疑是不道德的，是能够杀人的。
（四）
1
乡丁说，我要给大家讲的，还是变化。变化是永恒的，无疑已成为有毕业后十几年经历的人任谁都不会去辩驳的事实。
关于变化，前面的故事中已多次提及。不过，我今天所要讲的并非那些单纯的变化，而是由于这些单纯的变化或者说经历而引起的人自身的变化。
忙于生活的人不会总两眼紧盯着这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的清醒意识往往来自于长期无意识思考的顿悟。
某一日，一个极普通的春天的早晨，不到五点我就醒了觉。既醒了就绝不强迫自己，这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匆匆穿衣起床，四周依然黑暗，死一样寂静。
我突觉百无聊赖起来，百无聊赖之后往往是深深地失望泄气茫然。我下意识地关了房间的门，顺势躺倒沙发上，随意开了电视。
电视或许由于孩子鼓捣的缘故，声音出奇地大，我慌忙把声音调低，心跳竟是急速地加快。
开着电视，注意力却不在电视上。这是我的一个秘密，倘若被老婆知道，必又是一番不停地唠叨。
电视还没有多少台，画面除了一些似说非说似跳非跳似唱非唱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明星演唱会之外，就是大篇的保健广告。
这是怎么了，难道中国人都得了病？我显然急欲搜一节目来看，愿望却难以满足，迫于无奈只好暗暗责备着把电视停于一尚未来台的频道。
电视在闪着亮光，我的思绪欲随意地延伸却仿佛受了阻滞一片空白泛不起任何意识。
这种现象已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了，我毫不奇怪。
只是一个短暂的片刻，莫名其妙地，我想到了死和心肌梗死脑出血肝癌车祸等诸如此类的死因。
死后……我竭力地去想象自己死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却什么也想不起，唯有一点儿异常清醒地活跃着，那就是我死后肯定会有亲人们悲痛，尽管或许这种悲痛只是短暂的或者不会持久的。
想着，情绪烦躁起来，去他妈的，反正自己不可能知道这些预测的结果。
随着这个念头的泛起，仿佛要看淡点儿什么。——想想人生几十年，也快，快要死了，临死之前会想些什么呢？
情绪开始蔓延，不过，我没有任其蔓延，现在显然还不到彻底绝望的时候，只不过该努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