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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由于长期不说话，口齿伶俐的他语言已开始变得生硬，只听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想，请，你，吃，饭。
吃饭？岂非莫大的讽刺？心里突地一动，愧疚还是把我拉回了现实，迟疑了片刻，我答应了他。
那一刻，我能够觉察出他无疑是激动的，却极力抑制着而让自己保持了过人的平静，直到我们进了一家最为僻静的小饭馆开始喝酒。
小饭馆虽说僻静，客人却不少，据老板解释说，多是回头客。
小饭店倒也干净，我第一次来，而他显然已经是熟客，因为刚一进店老板就冲着他热络地说起来，而他却仍是一脸地平静。
我们找了一个最里面的房间坐了下来，他近乎耳语般地告诉我，也不单纯是老板自己所宣扬的那样“酒好不怕巷子深”，也有纪委整治公款吃喝的原因。当然，也不全是，不少注意影响的人平日也会选择这里，就是图个清净。一般的局级人物当然不会到这里，因为他们不屑，来的多是中层一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虾皮蟹子毛”之类。
或许因为环境的原因，来的人多静静地自觉保持着安静，反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待他啰哩啰嗦地说完这些，酒菜已经上来：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葱拌牛肚，简单而又精致。
我们开始喝酒，他就不再说话。
从未见其喝酒如此豪爽过，或许因为酒度过高的原因，我一杯还没有喝完，而他却已连干了四杯，虽说脸微微红起来，却仍在竭力保持着平衡。
这时候，他又自言自语似地开始说话，而且仿佛恢复了语言功能，文明、严谨、简洁。他告诉我，他现在没有把我当领导，而只当作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真是难，忠实的听众难找，自己也难，绝不敢随便地找人来当听众的。倘若那样，必会大事变小小事变大好话变成坏话而坏话却难变成好话。
他的谈兴很浓，象是积攒多了必要宣泄似地。他告诉了我关于他的咱们前面刚提过的一些真相，之后又哲人似地说了许多关于他做办公室主任前后的感想。
哲人？对，哲人。当时，我毫不夸张地觉着。
现在回想起来，那不过是一些极普通的话，其实大家都明白，只是没人肯说出口而已。
这便是我们之间重又交往的第一次。之后，渐渐地就多起来，也不过是喝酒之后的闲聊。
应该说，这样的交往是令人愉快的，我感觉自己已越来越离不开他了，间或某一天他突然没来或者没有预约，心里就会有太多亏欠似地，尽管他酒后并没有改变多少，仍是往日的那样一副呆头呆脑的相。
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他了，起因是某一天照例预约的酒后他不再平静意外地破口大骂局长“王八蛋”，而我居然也跟着骂起来。
骂当然是不定向的，一会儿就由局长转向了其他人，有时候也没有指向，甚至会相互对骂，待老板嫌吵上来问时，两人竟异口同声地说骂自己。
事实上也是没有指向的，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象我们这种人，情绪也是不能乱宣泄的：别看只是骂人，但骂人显然是不文明的行为，即便无事也会因为与众不同被人骂上两句神经病，而倘若遇上愿意多事的，这种破口大骂足能定“反动”的罪，尽管这家饭店僻静且老板因为赚了钞票已与我们成了熟人，但必须谨防隔墙有耳。
因此，事后想起来我仍觉得后怕，而且关于我们之间的交往局里已开始有微词，说是臭味儿相投：每逢有我们两人一起出入的镜头，总会有人在偷偷地指指点点，我就会象做了贼似地抬不起头或者贼一样溜走。
机关里，原就不允许有两个太过亲密的同事，更何况是我与他，我显然已被认作了堕落。
我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主要因为我感觉自己正是干事的年龄，我隐隐觉得自己不该也不会就此沉沦下去，终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所以我不能因此而毁了自己，我必须要离开他，尽管我觉得有点难分难舍而且理亏，但那一刻我的心突然硬起来，或许有了希望心就会硬起来，我便有这样的勇气，我便是这样的人吗？
离开他当然要有痛苦的食不甘味的过程，但我不是一个容易痛快而沉迷的人，我有自己的追求，为了追求宁肯舍弃一切。
原以为离开他会象自己做出离开他的决定一样艰难，我为此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地逐步离开他的设计，譬如为自己找一个合理恰当的理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理直气壮，却又担心逐步离开万一自己突然软下来会离不开他。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分开就象人渴了就要喝水一样简单，只要他约过一次我故意不赴约就断了。
断了的那天晚上，我一个晚上都象失了魂似地，突然地又觉得胸膛中有股气在慢慢地聚敛，霎那间就欲炸裂似地，只有在屋里快速地转，惹得老婆直骂我神经。
且不说老婆的骂，单说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神经真的出了毛病，因为从那以后我一直都被强烈的倾诉欲所折磨着，那感觉就象经济宽裕的人常常会觉得乏味而日子紧巴巴地终日里要算计着钱要如何去花的人反而有滋有味一样。
我的理智终没能战胜几欲将我吞没的倾诉欲，而且我终究还是一名实职副局长，只要肯加入他们的闲聊，总还是有人肯听的。
这也算是一种条件吧，或者也应称之为“以权谋私”，因为倘若不需要承担责任又能让自己得到放松有谁会不乐意加入其中呢？
当然，我的这种倾诉欲与老主任有严格的不同，他说的尽是局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或许应称之为内幕的秘密，而我却严格地坚持着莫谈国事的原则，或许只是一种想说话或者表现自己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欲望。
如此就只能说女人，别的不能说，难道说女人也不行吗？我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地自得，或许女人应该是官场最长久不衰的话题，我很快就得了一个“色”的诨号，“色”也比那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招惹是非强。
但“色”通常与“屎蛋”或纠缠不清的意思相连，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绝不能要这样的诨号。
那，又该咋办呢？我居然发现自己极富天才，毫不费力地就能让自己说得含蓄、“文明”，当然，尽是无聊之举，却不料竟很快在局里流传开来。
于是，我更加津津乐道，努力地去搜寻这类故事，因为任何事物要保持必要的吸引力都必须适时。
常言道，话多必有失。便是指人说话多了常常有不能自抑口不应心的时候，更何况我说的原就不过是用来逗乐的疯话，自然难免要搀杂一些真话来增加事情的真实性。即使不这样，语言也具有明说暗讽的功能，常常会被人疑心为要暗指些什么。
果然，正当我引以为乐颇为自得之时，局长找到了我。他虽没有把话说透说绝，却明显地因为我的话多在严厉地批评我。
话似是而非，明着说天气而实际上却在暗指什么。这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其实，他就是这方面的天才。
我自是一头雾水，不知就里地瞅着他。
他显已感觉到了我的无知，迟疑了一会儿，又象是无可奈何地只有下定了决心才能最终说出来道，人是不宜多说话的，尤其象我们这样的身份。
倘若不说话，我又能干什么呢？这只是疑问，我没有说出来，因为我居然会因为他的批评心里涌过一阵暖流——批评虽说不上好事，但也不能一概地认作坏事，至少说明他还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只要存在就有理由和作用。坏事虽不能完全算坏事，却也证明了一个事实：有人添油加醋添枝加叶地向他讲了我的表现。
我的表现或许并不妨碍别人什么，关键是复述我说话的人凭自己臆测的内容让他愤怒，我细心地注意到了他的眼皮在跳，只要眼皮跳就是愤怒之极的表现。
这是他的习惯，一个我在初次识他就观察到的放到心里始终没说的秘密，原决定让之烂到肚里，却不料今天竟说了出来。因为提及当初，我就常不能自抑。
一方面无事可做，另一方面却又连话也不能随意去说。这无疑加剧了我由于和老主任交往而勾起的说话欲，只觉得人是不能不说话的，但现实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可以。
不妨这样描述我当时的感觉：似乎我的每一处肌肉每一块骨头都被由该说的话浓缩而成的气体充涨着，我仿佛听到了其碎裂的声音，唯一要做的就是如同庖丁一样麻利地把自己裂成一条条的碎片。
我的神经或许果真出了毛病，有这样的事实为证：我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而且正因为这样，到底谁在捣鬼，已根本无法考证。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骗我，所有的人都在密谋着害我，也包括我老婆。她明显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温柔贤惠，而总是欲壑难填，不停地在埋怨着，唠叨着，仿佛嫁了我受了天大的委屈似地。
不要以为我会从此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也不要以为我对这样的状态束手无策，其实，我早年就寻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跑去跟我娘住上一段。
我娘还是象我刚记事那样爱唠叨，只不过过去的唠叨是在教我学做人的道理，而现在的唠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倾诉欲，好象她以为我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她的教诲，内容就尽转成了东家的孩子夭折了西家的老人九十高龄仍能健步如飞村里又换了新领导尚且不如老领导廉洁之类，而只有我才是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这些唠叨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内容总在不断地重复，明天重复着今天，而后天则又在重复着明天，而且尽是一些过去的事儿，自从过了七十岁，我娘似乎就再没有讲过一件不是重复的事儿。
不过，不能不佩服我娘的记忆力，象我们村何时拉电何时吃上的自来水之类的已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她仍能清醒地记忆着，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
我猜想，或许便是她已难接受新事物或者逐步排斥新事物而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回忆所致吧。
所有的年轻人，也包括我，大概无一不反感这些毫无新气的唠叨吧。只有到遇有烦心事儿或者这种状态时，我才能乐于接受这些唠叨。
所谓的接受并非指那些已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只是仿佛理解了我娘，甘于装作认真地听，而实际上早已神游魂外。即便这样，我娘也能感受到极大的满足和快乐。
唠叨之余，我娘照例要忙一桌酒饭。我娘做的饭，堪称一绝，我自信曾吃过不少的饭店，但没有一家哪怕是自吹自擂有如何高级别的厨师的饭店也比不过我娘的手艺。
这不单纯是对我娘的夸奖，而是一个事实，尽管我娘听了这样的话必要谦虚一番，但能够看得出她身上洋溢着的幸福与自豪。
这次回家，我发觉我娘的手脚已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所以待用过了晚饭我就象小时候那样爬上了她的床。
我娘甚是高兴，忙着为我找铺盖，并认真地为我铺好，然后就一边象抚婴儿一样抚着我的头一边继续她百遍不厌的唠叨。
这时候，听娘的唠叨无疑是一种享受，能够迅速地让我安静下来，要不是她冷不丁就会停下来分不清是感叹还是肯定地说“也有白头发了”，我怕早已如伴仙乐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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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她视力已大不如从前必定是猜测，但必须要回答她算是安慰吧，忙说，没有吧，娘看错了。
通常地，她都没有回音，自顾自地继续着连我这个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