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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条却是肯定的，我肯定讲到情不自禁时列举了弥勒佛的一些事实以增强自己说话的分量，这些列举当然是轻微的隐晦的但大家绝对能够听得懂。
碎话显然就具有这样的功能：说话中，我的情绪分明被调动了起来，我甚至忘记了疲惫，直到真的累了才甜甜地睡去，完全没有预料中失眠的现象发生。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说碎话，比较起来，后来的碎话显然与第一次唯一的区别就是少了羞涩、谨慎和咬文嚼字而更加洒脱。
但问题却来了：我列举过的事实被更加维描维肖地传扬开来了！尽管我曾经要求大家保守秘密各位也曾发誓绝不外传。
碎话的传播不同于正规场合的传播途径那样容易追查或者辨认责任人，这让我难堪甚至于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后悔肆意地蔓延开来，却无法改变因为我屡教不改而让弥勒佛愤怒的事实：
他开始不坐我的车，我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僵了起来，终于导致了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悲剧的发生，却也没有改变我本次讲述开头所说的看法。
我从不后悔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只要努力过，事情总会顺其自然地发展，况且倘若没有这个结局，或许我会象其他一些兢兢业业只知努力工作仍免不了下岗的人一样仍在艰难地打拼生活，这就是现实，而且现在要想象我那样迅速地完成原始积累的难度显然已经加大，不要小看了短短几年的功夫，除了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有人的观念。
人观念的转变无疑是困难而且缓慢的，而且绝对要受着经济基础的制约，就象赌博，本厚胆才大，而胆大所完成的事儿必然地会伴着更大的观念转变。如果把人生比作赌博的话，我们不妨放手搏一下。这就是我多重性格的另一面。凡人都有多重性格，只是会在不同的侧面展现出来。
不要以为我只顾着说性格就忽视了碎话，其实同样受着诸多因素制约的人的性格同样也是碎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不少的习惯的养成都与人的性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于性格，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做专门地研究，因为其多体现于人的行事之中，只要关注我们的讲述就不难发现我们的性格。
在这里，必须要声明的就是啰嗦这许多主要还是让大家尽可能地了解与碎话相关联的因素，并非因此就忽视碎话极其作用。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碎话的天才和敢于说碎话的勇气，才有了我紧密团结的一批死党构成了我发展的基础，当然还有咱们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其他重要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之所以把碎话的重要性提至如此的高度，无非就是让大家且不可忽视了碎话的作用，因为我的那些死党多是说碎话的高手。
噢，对了，必须要再交待一句，讲碎话也是需要勇气和才气而非人人都能讲的。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碎话，除了我观念的转变之外，还有，这个时候我已不是当初胡掐的而是名正言顺的董事长了。
兄弟们之间的碎话已远不如当初那样顺耳，而且碎话的目标多指向了我。作为董事长，已不是往日的大哥，必须要维持必要的尊严。
譬如碎话，无疑不仅会伤及领导的自尊，而且容易涣散军心，我显然把公司当时的混乱一股脑地推向了曾经助我们结成死党的碎话，所以我决定全面禁止。
自以为理由充分，便以为硕士必能支持我。岂料却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碎话不过是人的情绪的正常宣泄，既存有宣泄，就说明我们的规划、策略、至少是管理存有导致情绪的漏洞，耐心且认真地听一听，对于拾漏补缺还是有好处的。
强行禁止无异于军阀作风，肯定是行不通的，但也不应当任其蔓延以致于涣散了军心。
不过，既存了情绪必要发泄，而且存有情绪正是员工具有责任心的表现，我们当然不应该扼杀员工的责任心，否则就是愚蠢的，我们不妨……
我没容他说下去，我是讲究效率的，所以最反感他这种被我认为是自官场学来的咬文嚼字的功夫。
现在看来，效率是该讲的，但即使讲究效率也必须注意方式，必须要有让人说话的勇气。要不是我的固执，前面讲述中所提及的内耗完全有避免的可能。这就是我对于那段痛苦经历的一个简单总结，也是我的碎话观念的一个反复。
值得庆幸的是，前面的讲述已经提及，我终于肯接受了他关于“有序碎话”的观点而把公司完全交给了他。
在中国，一把手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在我们这样的私营公司，正是因为我的转变才让他有了发挥才能的机会，而又正是因为他的才能的充分发挥才又有了公司起死回生的现实。
根据我们的话题，我原不应该再去重复这样的现实，但只有重复这样的现实似乎才更能说明问题。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重新回到我们的话题且看他是如何操作并且让我满意的。
但话既说到了这里，我必须再耽搁大家一点儿时间来表明这样一个观点：胜利者虽说是不该受责备的，但也有个令人满意度的问题，譬如杀敌一千而自损八百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关系。
对于他的操作，我无疑是满意的，因为他有理有礼有节，获得了成功又不伤及我的自尊。
实际上，他不过落实了我当初曾经毫不讲理地打断了他的那后半句话——在大幅削减我因人设事的臃肿的公司机构的同时，设立了一个看似并没有多大用处的纳言部。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纳言部，正是这个纳言部吸收了员工的碎话，不仅理顺了情绪，而且让自身逐步成长为公司的智囊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对于碎话的现在的看法。
（二）
1
教授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虽不象法律那样具有明确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国家保障力，却也是必须要遵守的，因为道德不单纯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某个集体的成员共同认定的违反了必要受到谴责的一个标准。
前面的讲述曾经提过，在我老家那个闭塞的小地方，标准的形成往往要通过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而非开始就有这样的标准。
碎话却是人人都会说的，而且由于大家过多地关注其滑稽性和娱乐性，所以没人会认为说碎话有什么不好，千百年来一贯如此。
某一年，用村里人的话说，“该当有事儿”——支书娶了邻村最漂亮的一个女人为妻，这确是个人见人爱的女人，尤其是结婚那天经过了一番浓妆艳抹的她更是“了不得”，一句“了不得”就足以道出她当日无法形容的艳丽。
或许出于嫉妒，张半仙却突然说了句“有什好，这女人一脸克夫相”。
尽管这只是一句碎话，还是被村里人悄悄传了开来。
日子渐久了，为此暗暗操着心的人们却发现，事实并非如张半仙所言，这个女人除了漂亮之外，与其他女人相比并无任何异样，而且结婚不到一年就为支书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子。
于是，村里人就开始讥讽张半仙，张半仙因此声誉日下，家里几乎要断了香火。
张半仙破例没作太多辩驳，只轻轻地说了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就是这么一句被村里多数人认为是诅咒的“走着瞧”，居然在二十几年后也就是我考取民办教师的当年得到了验证：不仅支书那个又白又胖的小子居然越长越象一个矮冬瓜一样的小老头，而且支书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地就下台了。
支书下台，在我们村可是头等大事。这怎么可能呢？几乎每个人都在这样说，眼睛里分明尽是怀疑，可现实却是支书实实在在地落选了，据说只得了可怜的一票，尽管投票结束后所有的党员都在竭力地表明有的甚至对天盟誓说投了支书的票，毕竟这些党员多数是在他任期内发展起来的，尽管近十几年他已不再有发展党员的兴趣而没有再发展一个。
人是必须要有支柱的，丧失了权力支柱的支书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他脸上的皱纹竟已是如是深，连走路居然也有些蹒跚。忆及他领导全村三十年的风光，无疑最容易博得无限的同情。
这同情或许就是人们感觉到必须应有的交待，因为支书在位的三十年间，我们村始终居于全乡的领先地位，没有功劳也该有苦劳的。
出于这样的善意，人们自是不愿再把过多的错误推给支书，即使那些曾因为他的严厉而愤愤不平的人，也极愿意把问题归结于张半仙的那句预言。
那个女人确是个不善的女人，据说支书不少的主意都来自于她，有如此事实为证：
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她总要斜倚着房门框斜视着客人，客人了解她的秉性总要邀她坐，她却从来不坐。支书陪客人喝酒，喝多了话就多，她总会在关键的时候插上两句一丝一毫也不会让支书失态。
你瞧她，半老徐娘，据有心人说身上居然还透着浓浓的狐媚气，这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有了难事只经过支书点头肯定是办不成的，必须首先要有她的允可。
如此看来，支书的下台必不完全因为支书，而是因为这个克夫相的女人！
女人的嘴无疑是伶俐的，少有人能辩得过他，只要你有求于她，她总能搬出一大堆难办的理由，而若是见了礼物却又能够立马就眉开眼笑，更可恶的是事后必要拿到街上去说，且总一脸的不屑。人们恨极了她，自要以为是她祸害了支书，就暗暗地叫她“长舌妇”。
“长舌妇”在村里是最不受欢迎的，若要按照自由从业者的界定，“长舌妇”所说的就是一些碎话，只不过碎话过了头就沦为“长舌”。
从此，不说碎话就成为村里人一个公认的标准，必然地要以此加强对子孙后代的教育。
如此的教育让我固执地把所有与工作无关的话全部认作了碎话，不仅从不说与工作无关的话，而且只要别人提及我也会找理由躲开。
人都有从众的心理，而且必须从众，否则就与人有了隔阂。
前面的讲述中曾有提及，其时，人们显然还没有如此多的碎话，但这并不妨碍因为我的表现而让我成为与众不同的人。
与众不同并不一定就是好事，至少在形式上不会有过命的朋友，往往要显得孤单了些。
但或许也正因为这个与众不同，大家就无需担心碎话外泄，所以总喜欢在我面前说一些碎话，甚至偶尔也会发发牢骚。
或许已经意识到这些碎话或牢骚的未来的不良反应，人们在说这些话或牢骚时必要再三地叮嘱“千万别外传”，事实是，越这样说话的人越容易外传。
我自不会去外传，因为我压根儿就不关心因而也无法弄清这些碎话或牢骚的内容，但问题还是发生了：某一次极小范围的谈话显然因为外传而惹得校长大发雷霆，大家自是要尽力地追查泄密源。
人是不该了解太多事情的。我坚定地想，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地表白自己而独我不屑这样做仿佛我就成了泄密源，尽管事实上表白最急的往往最可能就是泄密源。
其中的一位老兄最是嘴碎，经常地嘴里念念有词“抬头老婆低头汉闷闷地更厉害”，令我甚为反感，所以我就经常躲着他，难道“靠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我常这样想，可偏就有这样的人：你越是躲着他，他却非要往你身上靠，即使我终于向他动了怒，他仍是不改样子，我就恶毒地把他的脸皮想象得跟地皮一样厚。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