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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能尽快得到解决，山村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且由此而引起的不稳定正逐步积聚，一旦爆发必将造成极大的损失。
实践出真知，然而，这个来自于实践的真知刚一提出，立即就象捅了马蜂窝：这人怎么了，怎么专干尴尬事儿？就这个人哪，你还不知道吧，过去就已经闹得灰头土脸了，现在还要闹，咳，又没有什么本事，就会闹，闹吧，早晚闹死。我那位副书记同学更是直截了当近乎吼道，你以为你是谁呀？党委书记？国家主席？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都不明白，老兄，好好想想吧。
我知道，这个明显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计划破产了，但我没有放弃，而且巧妙地利用了随后的村两委班子换届，计划调整的人员全部被挤出了山村领导班子。为此，我受到了书记的严厉批评。
批评是意料之中的，还有意料不到的：先是我住处的窗户玻璃经常被打破，后又有人在住处外堆放只能炸响的炸药！恐吓！——显然触到了某些人的疼处，岂非正证明了我的正确性？我暗暗自得着。
一个寂静的月夜，在顺利地与某村新当选的村两委成员就山村开发的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后，我惬意地走在回住处的路上，肯定有人向我袭来……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镇卫生院的病房里，头部及身体共七处受到了伤害！天哪，我成了思乡镇第一个被打的机关干部！未免有些泄气。
天正下着雨，妻子扶我走向阳台，我震颤了：雨中站满了提兜带蓝牵儿拖女前来探视的山民，正耐心地听站在秘书雨伞下面的书记慷慨陈词着，他们显然已来了好久了，雨水已打湿了他们，但他们全然不顾，没有一人离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才真正变得高尚和无私无畏起来。——书记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限期破案，严惩凶手！书记的话不一定都好使，意料之中的，案子迟迟没有破。这案子应该不难破啊，山民们说，猜也猜到了，不就是那几颗老鼠屎吗？但派出所长说，破案可不是猜的，必须要证据！
正因为证据，书记的指示便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我并不在乎，因为终于有好消息传来了：由我恩师主持的曾经向我搜集过资料的山地综合开发项目终于获得了成功，正式决定落户思乡镇！
该项目集科研、加工、综合开发于一身，不仅解决了山民们的产供销问题，也为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机会，由此而引发的山民观念的革命更带动了私营经济的全面发展。
不怪我说的不细，因为我实在没有遇到象有些电影文章所反映的那些几乎可笑的顽固对抗，或许我们的山村已经达到了只要组织引导的水平，当然，我并不想因此而否认矛盾，只是我坚持“用心跟他们交流，用事实跟他们说话，用典型去引导他们”。
他们并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因为他们并不缺少渴望和智慧，应该说，觉悟了的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热情和无穷的创造力，他们正在克服盲动和封闭创造着。
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表达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尽管我做得还太少，他们却把我推向了巅峰：我调县文化局的消息一传开，他们自发组织了上千人的队伍去找书记讨说法，纠缠了他长达七个多小时。
其实，消息完全是他们得意妄形才泄漏的——当时，我正骑着自行车准备去县文化局报到。
看着急匆匆赶回来的我，他们顿时安静了下来，却没有一个人肯离开，直到我发了火才渐渐散去。
这时候，始终躲在党政办的书记才趾高气扬地走了出来，居然陌路似的对我不理不睬，到我身边时只哼了一声：做人得讲品格。然后，傲慢地，上车，扬长而去。
对于调县文化局，我倒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失落，而是自组织谈话后就着手搜集了大量的文化方面的书和政策法规。在我看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调县文化局，我感觉自己是有备而来的。
看到骑自行车前来报到的我，局长先是一愣，继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立即着手筹备我的接风晚宴。酒酣面热时，他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不妨实话实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都是实在。说着，讨好地环顾了一下他邀来的让我只好退居其次的县领导们，见他们都含笑点头，才又说道，我们文化系统是清水衙门，我知道，你能来，是委屈了你。
我忙谦虚地说，局长，千万别这么说，我来，是有思想准备的，我愿与大家同舟共济。
看来，他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果然，他悄悄地却不失亲切地问，城里有房子了吗？
我规规矩矩地答，没有。
他说，先不忙工作，先解决房子，咱不能亏了自己。
真要考虑房子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已经落伍了，妻子告诉我，我们的存款总共还不到两万元——在乡镇工作这些年，不仅福利分房和公积金与己无缘，连工资也拿不齐，与那些一直工作在城里至少已拥有一套产权属于自己的住房的同龄人相比，差距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差距无疑还在拉大，因为由于炒作，那时县城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二千多元，也就是说，我和妻子每月工资的总和还买不到一平方房子。房子终究还要住的，我只好东借西凑了二万元交了首付，用资信贷款的方式买了一套不足七十平方的经济实用房。
作为从镇长这样级别调上来的干部，这话说起来自然没人肯信，白惹来一阵嘲笑。不过，我倒不在乎，我真正在乎的是工作。看着尽是焦虑的我，局长说，不忙，我们清水衙门也有好处，业务不多，再歇一阵吧。
我再三请命，再三请命的用意便值得商榷了，他的脸色明显淡了下来，勉为其难地说，那好吧，先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吧。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过了一年多，仍没有得到明确的分工。我失望了，看来自己真的成了清净闲人，但除了工作，我还能再做些什么呢？
（五）
政治家说，到我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去啰嗦财富的概念了。我所要说的是，财富有大小之分，小财富能让人拥有大财富，就象办工业，没有投入，决不可能有产出，而有了投入，也不一定非要有产出。
但这没有与彼没有不同，没有投入的“没有”就是零，而曾经投入过的“没有”永远不等于零，因为它只是暂时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着。
在这里，我所要研究的当然不是单纯的工业投入与产出，而是要阐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绝不可以贪图小利，不舍小利难发大财，不先失去难得占有。这不是空谈，而是现实。
我不喜欢空谈，只崇尚现实，因为人必须首先面对现实才能超越。成功实际上就是一种超越，而任何超越的起点都是现实。
上小学时那次关于理想的班会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那时，我正饿得发慌，班主任突然向我提问，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我的理想就是天天能吃饱肚子，而且最好是热乎乎的白面馒头，象电影里的资本家一样。我的回答自是马上惹来哄堂大笑，我因此成了班里最没有志向学生的代表。
但后来的现实却如此出人意料的滑稽，我居然是我们那个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吃上皇粮而且做了干部的学生。
显然，我不是那种容易安于现状的人，胃肠得到了满足之后，出人头地的愿望便应运而生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强烈，烘烤得我坐卧不安夜不能寐，所以，我决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即便是希望看似渺茫的机会。
偶尔听同学提及，我上师范时的班主任不仅路子广而且乐于助人，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由普通教师坐到了副校长的位置，据说帮我这样的小人物不费吹灰之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那以后，我便总想着去拜访他，却又苦于没有理由。
偏巧，同事们非要硬拉着我凑份子去给我们校长过生日，在这方面，我从不含糊，只是因为顾着想心事而忽视了。我自不能落后，主动承担起了召集人的角色，我有我的打算，至少可以增加一次单独跟校长接触的机会。
不料，校长竟因不小心把我们凑的份子弄丢了又忘记了告诉夫人，夫人误以为我们蹭吃蹭喝便不断地对校长甩脸子说怪话，搞得校长尴尬不已，索性掀翻了桌子。
宴会不欢而散，我却突然萌生了给恩师过生日的念头。那时候，我有求于人时还常常会产生局促不安的感觉，伴之以嘴不应心词不达意。那天，我借着酒劲费劲了气力才总算把自己的想法说明白，恩师爽快地答应了，但他拒绝了任何超过感情底线的馈赠，他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
自此，我开始了憧憬中的等待。这种等待无疑是甜蜜而又磨人的，在几乎把恩师当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都反反复复琢磨推敲了上百遍后，我开始预测自己将被安排到什么单位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又将怎么开展工作，我甚至在偷偷地模仿校长。
某天，恩师突然紧急约见了我，他说，由于县委换届，他那个关系调走了，原本已经决定的事情被更改了。看得出来，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
我祈求他，他答应再试试。我便经常问他，还是没有结果。最后，他说，这事算了吧，什么也不怨，怨就怨咱没有用处。说着，一脸的哀伤。
我欲再求，他说，我已经豁上老脸了，不能再求了，你总得给老师留点儿面子吧。
我说，您毕竟路子广，千万别忘了我啊。
他说，官场上的事太复杂了，以后再说吧。
我知道，自己只能断线了，因为当时对我来说，他是我唯一能够靠得上的关系。
由于人际关系上的大量付出，参加工作后的前五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我却不仅没能有半点儿的积蓄留下，而且落下了一屁股的债，仅师范同学刘小可处的借款就高达五千元之多。
大家知道，当时的五千元可不同于现在，几乎等于她毕业后的全部工资。
她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同样不宽裕，钱纯粹是从嘴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孩，即便这样也挡不住她的清新脱俗。她落落大方地跟我交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交给了我，因为我骗她说我娘病了，而且说假话时我表现得那么自然，分明没有感到丝毫的羞涩与愧疚。临别时，她还送我一件精致的手工羊毛衣，清脆的声音难以掩饰因为羞涩而泛起到脸上的淡淡红云。和阿凤相识后，为了可怜的愿望，我对刘小可只能故作糊涂了事，至今仍无法释怀。
阿凤与小可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根据她父亲的要求，虽然我们没有举行那个令我和我的家庭都望而生畏的仪式，但她还是背着父亲到县城搞了个规模绝对可以称得上盛大的结婚晚宴。单是到席的那些满脸傲气的实权人物就足以令我咂舌不已，十多万元的礼金更是让我充分体验到了财富的巨大魅力。
为此，她父亲再次把我们招到了他低矮的小屋，当我急匆匆地从乡驻地赶到时，先期到达的阿凤正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两腮垂泪，手足无措，显然已受到了父亲的训斥。
见我进来，那双略显混沌的眼翻了翻示意我坐下，而后直直地瞅着糊满了报纸的屋顶，似乎努力地在压抑着什么。许久，他才缓缓舒了一口气，象是完全自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