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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地，我也不会想到，待我找他办理调动的有关手续时他会为难我，嘴里虽然说着舍不得我走的话，实际上却早已不再安排我的工作，而且一拖再拖地就是不给办。
当第N次找他时，我喝了酒，他也喝了酒，怪不得我发酒疯，那一刻，我突觉他实是丑恶，因为我是自己掏钱喝的酒，而他喝的却是公款，不是我的猜测，这是他公开叫嚷了的。
众所周知，乡镇卫生院正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据会计讲，上个月除了我手术的收入外，竟没有一分钱的进账，连一粒通常的药也没有卖出，这是信任问题，起因就是他倒腾的那批假药——倒假药者定是良心让狗吃了。
这个事儿，当然是由我揭出的，虽然没有造成恶果，他还是因此受到了严厉的处分，据说连他岳父都大骂他丧心病狂。
原以为这事儿已经过去了，而且自己已是要走的人了，偏是好事的酒精激发了我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秉性，加之他因刁难而日显丑恶的脸，我已完全忘记了女人关于忍耐的劝说，人就是要堂堂正正嘛，何必要掩饰呢？我如此想着，狠狠地骂了他，甚觉痛快淋漓。
骂一顿，原也不该犯什么错，偏是他因自觉失了面子与老婆争吵被老婆挠破了脸。不知兄弟们留心过没有，此等人最不要脸，却最要面子，居然赖我所伤。
这世上有些事原就可大可小，事情捅到了县卫生局，卫生局长说，如此目无领导，这还了得。事就大了：工作组一拨接一拨，轮番找我谈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辩驳几句，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后来我就懒得说了。折腾了足足有一个月，终于对我作出了“停薪留职察看”的决定。
岂料就是因为这个荒唐的决定，原先准备接受我的单位变卦了，理由是：业务宁肯差些，品质不可少了。
人还真的有有嘴难辩的时候，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关键的时候，还得靠女人，所以我劝男人们切不可有太多的非分之想，那可是你最后的底线。
女人赶来了，带着孩子，话已勿需多说，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此时，我已完全没有了男女之间的那种感觉，这是一股力量，朋友般的力量。
除了关键的时候，女人并无多少主意，但关键的时候我都顺了她，或者说，她不是个善于唠叨的女人，或许为了我孤芳自赏的所谓的事业。
谁让咱第一步就没有握牢主动权？活该这个时候我只有无助地盯着她，似乎她就是决断之神，尽管她或许同样毫无主意。
玩笑归玩笑，此时已不是权不权的问题，这是一种压力。我认为。原不该这么干脆了当地把压力全都推向了她，毕竟一个弱女人，虽然她喜欢貌似强大。从这一点儿看，我应该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
许久，她松了我的手，站起来，颇有点儿大将风度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以当时的环境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还是顺了她，因为总觉无此经验的我已毫无主意，情绪却显然在激烈地波动着。说归说，又能去哪里呢？她却说，我已辞了工作。
我们回老家开了一家私人诊所，还是老家的人好，这原是一件遭人嘲笑的事儿，但他们不仅没有嘲笑我，反而极照顾我们的生意。
这也算是有利因素之一吧，凡事只要存在必要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共同作用着。
不过，凡事有利有弊倒是个真理，我们终于可以一起生活了。
作为对父老乡亲的回报，我们采取了低价策略，收入虽低了些，却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
关键的是，只要有她，哪怕偶尔地去端量一会儿她安详又坚定的总带着笑的脸，我就会有灵感，就能够快乐地生活。
然而，甜蜜持续了没多久，麻烦又来了。
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吧。——执法人员找上门来了，因为我没有办理相关手续，之前曾有人给我通报过，但我自知理亏，没做任何准备，任由执法人员扣押了我所有的药品。
噢，对了，顺便交代一下，据说是院长举报的。不办手续开办诊所当然不对，若都这样，社会岂不乱了套？我这样认为，不过，人也是不该赶尽杀绝的。幸亏有一位我急救过的病人，他的老舅是副县长，他帮我要回了所有的药品，还帮我办理了相关手续，而且我勿需去做任何有违我良心的事儿。好人必有好报吧？
这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之后的岁月，我们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大约有不到五年的时间，不仅门诊已发展到必须雇工的规模，我的科研成果更是一发而不可收。
关于雇工，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必须具备正规大学的本科文凭，五年试用期，五年之内若不被辞退，便让其拥有适量的股份。这当然全是女人的主意，除了科研，我不善也不理会这方面的事情。看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至少雇工具有了高度的责任心。在我看来，这是从医者所必须具备的。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那些科研成果。——时代的变化竟是如此之迅速，恍若眨眼间，企业居然已经高度重视这些成果，有不少的企业向我表达了合作开发新药的强烈愿望。如果能让这些我的孩子般的东西尽快地转化，自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3
若是按照女人的观点，宁肯贷他个几百万自己搞开发，她竟是这方面的天才，一笔一笔的账算得既清楚又明了，算着，算着，仿佛已看到了铺天盖地而来的花花绿绿的票子。
不过，这次我平生第一次没有依她。非是怕冒风险，而是怕麻烦，况且我实在搞不懂她何以会想要那么多的钱。
她分辩说，要那么多钱干嘛？吃喝拉撒困，哪一样又不需要钱？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该让你当几天家了。
她说到做到，我自是搞得一团糟，她只好把权又收了回去，其实，她根本勿需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触及到家里代表着权的财。
人的性格或许是多个方面的，我同时又是一个固执的人，或许搞学术的单纯的人都这样，若是有一二位另类，必非真正的学问人。
这并非在为我做出的令任何人都感意外的决定找理由，实实在在地，我确感应该把之捐出去，因为这东西原就该属于大伙的，必须为大伙服务，不应该为某个人所独有，更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至少我也借鉴了前人和为病人看病的实践，所以，我把之捐了出去，选择我认为值得信赖的一家制药厂捐了出去。
女人甚愤怒，愤怒就愤怒吧。我小声嘀咕着，人可不能总为了钱吧。因为注意到她仿佛没有听到，这声音在心里异常响起来，直觉得是那样地理直气壮。
切不可忽视了另外一个现实：老天不会让任何人总是一帆风顺。所以，一帆风顺的时候，切不可得意妄形。
我没有得意妄形，不顺也随之来了——未来得及理顺与女人的关系——女人是宠不得的，宠坏了，再管就难了——已传来了新药害人的事儿。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我认真地核审了关于新药的所有成分与材料，却没有发现有任何害人的可能。原以为药厂必定会很快找上门来，却不料左等右等不见人来，药无疑仍在卖。终于有一天，传说那位憨厚老实的厂长被拘了。我再也等不下去了，顾不上女人拼死拼活地阻拦，忙不迭地赶到了药厂。
药厂的设备倒是先进，让我轻松地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药厂居然多加了一味药，药效倒是提高了，只不过副作用也大了。当初在探讨时，我就曾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过动摇，在认识到副作用之后，我特别加了说明。
我感到震惊，为了利益，居然这样的事儿也敢做。我如实写了结论，这样无异于判了厂长的死刑，难免心里惴惴不安。若是剂量再少些呢？这又是一个启示。
搞科研是需要启示的，整个人都需要启示，我努力地思考着这个问题，连怎么回的家也说不清了。
加是可以加的，必须恰当地控制剂量，就象熬粥一样，水少了易糊，水多了又失了粥味，水量适中，且需温火，粥才最有滋味。就这么一个并不难懂的简单道理居然会让我心力交瘁，及至想通了这一点儿，不觉又狂喜起来。
喜怒哀乐原是人最正常的发泄方式，而至大喜大悲该是已近病态了，尽管大喜大悲更容易让人痛快淋漓。自从我们进入顺境之后，我大喜大悲大惑的表现明显越来越频繁了。我们无暇去追究原因，这也符合现实的规律，现实中的事件实在太多，我们又怎么能够逐一地分析原因呢？
只说待狂喜如抽丝般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进了监狱，被判了三年。
依稀记得，那日待我迷迷糊糊回到家中时，家里正有人闹事，因为某久病患者经过了治疗，久病倒是好了，只是已不能站立了。人终究是两条腿的动物，不能站立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我知道，出了医疗事故，不过，这事故恰如我研究的课题相符，或者说，这种副作用而导致的后果正是我课题中的疑难。这也是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人的研究，不单是一个人的研究，即使这个人或许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麻烦的是，病人家属不依不饶，不要说病人家属，连我自己都不能宽恕自己，当然更不能推脱责任，但最不该的似乎是那雇工，总不该尽往我身上推吧，居然连女人也这样。我弄不明白，也不屑为此而浪费生命。
亏了我的名声，监狱没有为难我，他们说，医生最值得尊重，即使害人的庸医。话里已尽是讥讽，我不在乎，在乎又能怎样呢？事实上，还应该感谢我的状态，他们显已认为我因为负罪而痴呆起来。名声又值得了几个小钱儿？他们不难为我，也包括单独为我找了一间屋，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名声，恰是因为我的状态。
如此，监狱倒成了我最好的去处，安静、没有任何的琐碎，我没有因为安静而寂寞或因为寂寞而浓缩成的恐怖，因为我如痴似傻地钻研着或许自己一生最关键的研究。
三年的时光倒是快，出狱的时候，我虽已满身污垢，却不仅没有丝毫的颓废，反而兴奋不已，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包括那药、那久病者。破茧而出，立地成人，是我当时唯一真实的感觉。
感觉终究还只是感觉，无法应付现实的沉重。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已然物是人非。
——门诊换成了药房的牌子，若是肯出卖良心，药房倒是个高利润的没有风险的产业，这与人的心理有关，有哪一位买药者，尤其是那些腰缠万贯者，谁不往高价里挑？
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或许只是朦胧地懂得对症下药的道理，于药理则是一窍不通了，无知却还要摆阔，所以只要一些他们还不知名的新药。
只要抓住这一心理，就足以大赚一把，且不要顾忌后果，根本就没有后果，只要吃不死人，谁还会象买衣服那样感到受骗，受骗也是活该。
效果？理由更简单，药量不够！若是嫌药量不够，就更有赚头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管你病耽搁不耽搁呢，谁叫你有钱哩。有钱是罪过吗？活该，叫你充大爷。
我对药房没有好感，对里面的满脸横肉的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的肥胖家伙更是没有好感，但突觉有点儿可怜他，语气还算和顺地问，老板哪去了？
他先是一惊，对于我的蓬头垢面，必是已按自己的思路想到了哪个恐怖的印象。原来他也有怕惧，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