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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证据确凿，弥勒佛被判了十三年，他老婆便带着女儿远嫁他乡，不知所终。据说她席卷了家里所有的资财却又被人所骗，有人说她们母女俩在一饭店打工度日，也有人说看见她们在一家歌舞厅坐台，不一而足。
最大的受益者当数其妻侄，因大义灭亲举报有功转为正式工人仍给厂长开车，后死于车祸，抛下一双孤儿寡母。
弥勒佛出狱后，不到五十岁依然满头白发，走路蹒跚，根本无法从事其他营生，勉强靠为他人维修自行车度日，近来确总有人捣乱。
找秃头一问，方知是他们搞的鬼，便说道，以前的事儿，算了吧。
王姐警告我说，凡事都得有个度，物极必反，乐极生悲。
过了不长的时间，县长升到邻县去做书记，而他的政敌则又调到我们县做书记。新书记一到任，便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打黑除恶风暴。
针对我？我不是黑又怎么针对？我自岿然不动，他不久即与我坐到了同一张酒桌上，不过，代价实在太大，仅仅为了请人家吃一顿饭，就耗掉了我上百万的金钱。
由此，我开始反思自己，不觉心中一片茫然。
这时候，王姐告诉我，弥勒佛的修车点因有碍市容被城管取缔了，我决定安排他到我公司看大门，却被他拒绝了。迫于生计，我和王姐再次亲自去请时，他勉强同意了，却是羞答答的不敢抬头，尽管我竭力示好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傲气。
为避尴尬，我干脆坐车进出大门，大家来个相互视而不见，心里反坦然了许多。
为此，王姐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了，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二）
1
教授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脸面就是人的自律意识。中国人历来讲究脸面，老话说，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天没法治。这说明脸面属于道德范畴，受人生观和价值观支配。所以，对脸面的评价标准和追求便会任人而异各不相同。
但作为人类社会的独有规律，必然地又存在着共性：人不可避免地都会通过家族、工作、社交、居住等各种途径和方式，逐步地被划分为若干个无限扩张又相互融合直至生命终结的圈子。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叫做熟人，而非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则称为陌生人。
脸面在熟人中间表现得最为强烈，总担心自己即使不被人所知的过错让人知道而无脸见人，其实人家未必或者根本没有知道的兴趣；到陌生人面前便没那么紧张了，似乎知道了过错也无所谓，尽管陌生人也有成为熟人的可能，却是太过遥远的事情了，因为人都重现实，只有时时处处留足熟人的情面，才能处处时时保住自己的脸面。
至于讲述，我今天还要讲我那位福星大舅哥，不过，在讲他之前，必须引兄弟们先了解一下我的状况以免讲述显得过于唐突。
在我最初的印象中，镇长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连校长都不能轻易见得上的大官：坐着乌黑锃亮的小轿车，身着名牌西装，足蹬跟小轿车一样乌黑锃亮的皮鞋，左腋下夹着不多见的盛“大哥大”的真皮小包，腆着肚子，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对迎面而来的笑脸随意地“哼”一声便算是打了招呼。
这些淡薄而模糊的印象多来自于王维的父亲，曾令我极为折服，暗中模仿过好长一段时间却怎么也找不到想象中的那种感觉反惹来丽萍的嘲笑。
人生真是无常，我老婆居然也做了镇长。跟镇长睡觉虽没什么不同，却让我对镇长的印象变得真切起来：同事们突然终止了自丽萍考取公务员起就开始的或褒或贬各持己见又不乏嫉妒的争论，对我竟也添了几分敬重。
还有，便是家里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或拎一点儿时鲜水果或捎几瓶名酒或带一个装有数目不等现金的信封，时间多选在节前节后或丽萍生病过生日之类的让人无法推辞的日子，吃饭则一般都要去档次稍高一点儿的饭店。
当此时，丽萍常常故意正襟危坐不拘言笑，而那些客人除了恭敬讨好之外从不多说一句话，不难让人体会其中浓浓的做作。
偶尔也到家里吃一顿，虽然他们已从饭店叫了不少的酒菜，虽然丽萍对厨艺毫无所知，她总要吆三喝四地指挥我弄几样新鲜小菜以显示自己的热情，这必是些与众不同的客人，她的话也变得荤素参半，常博得哄堂大笑。酒至三巡，总要突然记起我非要逼我敬酒，我既不情愿又不懂得其中的规矩常闹个大红脸，他们都是说话的高手，仿佛随便地就能检讨自己，体面地便能让我下台。
看得出来，丽萍已经习惯了这些没有多少真情的应酬，而且很快就渗透到了骨子里——她对那些在我看来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要远比对我和女儿更有耐心，偶尔地发一次火，也会因为他们的恭敬和逢迎而烟消云散，所以他们都称她是最没有架子因而最有号召力的领导。
当然，她也有笑颜如花的时候，不过，都是对上级领导或者她认为有必要的人，她便有这样的本事：即使遭了训斥，也只心里骂“权当被狗咬了一口”，表面上却总能保持着必要的谦恭驯服，而且她确有一股拼得上的冲劲，上级领导因此非常满意便叫她“铁娘子”。分裂？对，典型的分裂，多面人。
按常理，夫妻是这世上结合最紧密的一对组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凡组合最容易受到差距的损坏，由于差距都是在双方的共同变化中悄然发生的，损坏当然也要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因为荣耀，我的大男子主义被紧紧地压制着，毫不迟疑地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也算是对我们爱情的无声支持吧。
差距的发生，大概便因为那些令我惴惴不安的形形色色的礼物。——对于这些礼物，丽萍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全部交我去打理，她甚至连自己的工资都不清楚，但只要提及某件礼物，她立即就能叫出那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们且不去探究这到底算不算是从政人所必须的一种能力，只说这些礼物的单个的价值虽不大，累积起来却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们很快便还清了债务，而她却只淡淡地笑了笑，完全没有了过去那种极易被夸张的意外和惊喜。
把意外和惊喜夸张，是女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缺少了这个品质的女人无异于木头，更谈不上什么魅力。
渐渐地，我便厌倦了这种既当爹又做娘还要做撒气包的生活，渐生怨气并迅速集聚，怨气集聚的结果就是怒气。怒气肯定是可以积攒储存的，要不然，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怨气怒气全都倾泄到我和女儿身上，若是可以重量单位计算的话，至少也会有上千吨。
无疑地，她的怒气激活了我的怒气，怒气对怒气，就是最大的损坏。损坏最严重的后果，便是信任危机。在她如愿做了镇里的书记后，我分明开始相信那些曾让我嗤之以鼻的关于她用贞洁做代价的谣传：也不是没有可能，要不然，她凭什么进步那么快，现在这社会就兴这个，算是最有力的证据。
贞洁是女人对丈夫伤害的最后底线，底线若是没了，组合便彻底完了。她的底线显然还只是停留在无法验证的谣传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比明确了事情的结果更折磨人。——同事们之间交头接耳议论的对象必是她，要不然，为什么只要我一出现议论就会嘎然而止，那胆怯的却又要偷偷地瞄几眼的目光分明尽是嘲弄。这不是我的幻觉，校长旁敲侧击的严令反弄巧成拙。
为此，我接连调整了几个办公室，到处受欢迎到处有人相求的脸面丝毫冲淡不了我随之而来的鼓胀欲裂的感觉，这感觉象病毒一样侵蚀着我。我变得古怪起来，多疑、固执、强词夺理，并因此产生了强烈的急欲排泄的破坏欲，仿佛一切都必须要打碎。
丽萍显是感受到了我的变化，她暂时放弃了自己居高临下的傲态，笨手笨脚地去争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果如此低眉顺眼，这绝对是一个特具女人味的女人。
闲暇时，与一个特具女人味的老婆一起牵手逛街，哪怕只是闲逛或者只是纯粹的散步，实不失为人生的一大乐事。然而，这个最普通最平常的要求现已变成了一种难得的奢侈。她常说，没办法，等我再上一个台阶就彻底放开。
这话她说了何止千次百次，似乎永无尽头，难道我非要等到七老八十？她分明在应付我，夫妻之间若是弄到这种跟还债似的地步，又哪里有什么趣味可言，便不再勉强她。
我注意到，她的衣着打扮也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面料虽更加昂贵，样式却僵硬呆板，越来越象一个发了一笔意外小财儿的农村老太婆。即使搅动了那些谣传，在我的印象中，也不象是那些流落街头的“妓”的打扮。不象不等于不做，女人都有做“妓”的先决条件和倾向，象这种打扮或许是高级“妓”的专利。——其实，丈夫的骨子里并不反对妻子的打扮，虽然偶尔的也会喝一点点儿醋，只要过去了这一段，我又觉得丽萍的这种打扮竟别有一番风味。
这便是我的思维，思维上的古怪，或许是人古怪的最典型特征。
无论怎样，现实到了凡是她相中的或坚持的东西我都一概予以鄙视反对的地步，自然地会有一大堆的鄙视或反对的理由。我们就这样僵持着，任谁想去打破僵局都无法找出合适的理由，似乎只有分手才是最贴切的办法。时间渐长后，脑袋里开始偶尔地会浮上分手的打算，却又常常被这样的打算空自惊出一身冷汗。
我感觉自己的判断力在直线地下滑，思想变得肤浅而又轻浮，象墙头上的草一样无依无靠。我无法承受别人在背后莫须有的指指点点的议论，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们指指点点时的丑陋嘲弄和唾沫星子纷飞的壮观场面，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连我自以为激情饱满的授课也变得索然无味，我不能误人子弟，便请了三个月的假，我知道自己在逃避。
到这里，必须提我的大舅哥了，因为我的所谓病假开始后，丽萍便托他照顾我。
说是照顾，不过是一日三餐自己不用动手就有了着落，除此之外，他连话也很少跟我说，偶尔的三二句，声音也压得极低，常让人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凭猜测，大概多是些下一顿想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刚开始，我还因为听不清无法回答而着急，慢慢地，我发现他的那些一连串的疑问句反问句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回答，他也不在乎你是否做了回答。他似乎已习惯了孤独，正常的营业之外，便是不停地整理茶箱，之后就搜肠刮肚地去想一些新鲜的吃的喝的东西。
他的食欲总那么好，只要喜欢吃的东西，即使再油腻也能百吃不厌，而且从不多辩驳。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嘴馋”一词，他认为嘴馋就是需要，需要就必须吃，何苦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而我却认为，人该注重生活质量，质量里不仅包括吃，还有吃之外的许多东西。所以，吃跟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让我索然无味，自然说不清自己想吃什么。
如此的两个人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却非要放到一起，便不难理解我的情绪越来越暴躁了，常莫名其妙地冲他吼：吃，吃，就知道吃，难道连脸面也可以不要吗？
他同样会莫名其妙地瞅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