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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忙上前解释，说自己是昨天深夜停在这里的，当时周边有许多车，以为这是可停车的地方……开车的人总是怕警察，更何况是在这是非地方。我真怕一不小心他们把我当成了恐怖分子，或者真把车当不明炸弹物引爆了。
听到我在旁边连声说着好话，黑衣小伙子站起来，面无表情，然后是一连串的询问：这是你的车吗？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这种问题，倒是经历过不止一次。于是一一作答：这确实是我的车，我是记者，来自中国，在这儿已一年了……
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反问他：“好像你不是交通警察，你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这纯属明知故问，因为从穿着打扮看，我已猜测他属于特工保镖一类。如果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来自一路之隔的沙龙官邸。要没这点眼力，我就白白做沙龙的邻居这么长时间了。
果然，他掏出一个证件，迅速在我面前一晃。“看见了吗？”他问我。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大致也看到了，证件上是照片，旁边有较大的英文字——“ＰＯＬＩＣＥ（警察）”。这证明了我的判断，他应该是特种警察，特工吧！
“那你肯定是来自那儿？”我指了指街对面的沙龙官邸。
他含笑不答。算是默认了吧！对于我的反问，他似乎也颇有些意见。随即继续对我的审问：“你住在哪里？”
“林肯街，就在那儿。”我划拉了一下，跟他指了指方向。
“具体点！”可能是看我太过随意，他登时板起面孔，要求我说出具体地址，详细到哪条街哪号楼哪个房间。
“林肯街２０号楼１２号房间。”我无奈，只能一一报出。心中忐忑——以后肯定没有安定的事，他们一有问题，肯定会来敲我的门。
特工依然面无表情，一一记录下来。然后他转到车前，抄下车牌号，并要求我拿出行车证明，抄下保险号。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拿出你的护照！”他喝道，真仿佛我成了一个嫌疑犯。身处以色列这种检查如家常便饭的国家，护照一定要随身带的。我马上掏出来递给他。
“你站在这里，别动，等一会我再找你。”黑衣特工发话，然后他走开几米，打开护照，又开始在纸上记录。不时，他瞟一眼旁边焦急等待的我。
然后，他开始打电话，一会用手机，一会用对讲机，甚至两个接连用，并不时朝笔记本上写着，忙得不亦乐乎。
十来分钟过去了，我实在沉不住气了，走了上去，问“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也有点不高兴了。
“谁叫你走过来的，我命令你，立刻回到原地。”特工有点发怒了。
“为什么？我是记者，不是犯人，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外国记者。”我也有些愤怒。经常听中国劳工抱怨以色列警察常找中国人麻烦，难道亲身碰到了一例！
“对不起，我正在核实你的身份，请再稍等一会，马上就好。”看着我不妥协的态度，特工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下。
既然这样，只能等了。
事后，以色列朋友说，以他们的判断，当时这名特工可能正跟有关方面进行联系，以这么长的时间，肯定已给内政部、新闻办公室等各个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护照是否真实，此人到底是何背景等等。
全副武装的警察“押送”我过马路
也应该理解特工的高度紧张。因为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多起自杀式爆炸事件，而且，据以色列安全部门“辛贝特”说，一些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曾数次企图在这里设伏，袭击出门的沙龙。因此，安全警戒一刻也松懈不得。
但有时他们的警惕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他询问我职业。我回答是记者。然后他问那你来以色列干什么。我真是哭笑不得，说：“你以为记者能干什么？”他最后也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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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沙龙官邸“挂上号”（2）
半个小时后，黑衣小伙子终于查完了护照。我正为“警报解除”而大舒一口气时，哪知道这才是一系列麻烦的开始。
下面是检查车辆。先是打开后车盖，他探身进去，拿探测棒把所有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接着是前盖，拧开这个螺丝，打开那个开关；然后是车底，俯身下去，东敲敲，西探探……
当然，我还应该为他的“文明行为”感到高兴。据新华社驻加沙前首席记者马晓霖讲，有一次，以军曾在他不在场时，打开车门将他的车检查了一遍，当然没用他的车钥匙，而且从外貌上基本看不出检查的痕迹。
检查完车辆，又开始继续询问。小伙子的态度还是那么严肃：“在来以色列之前，你还去过哪些国家？”
我去过的几个国家，是以色列颇忌讳的地方。一般我也懒得提起，省得自找麻烦；但既然问起来，撒谎可能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为以摩萨德的身手，什么事他不晓得呀。分社同事明大军说，可能像我们这些记者的住所，里面都有摩萨德的监视器。
我只能老实交代：“阿富汗呆过，还有巴基斯坦。”
然后又是老问题：“你去那里干什么？”
无奈，我只能又回答：“你觉得一个记者去那里能干什么？”
接下来是搜身，包括我随身带的小背包。我告诉他，背包我随身携带，并没有放在这辆车上。但也没用，还是要检查。
看到我包内的小数码相机，他又要求向他演示最后一张照片。很不巧，照片的最后一张，是我前一天在希伯来大学拍的，正好是一个游泳馆的开放时间表。
我真后悔死了，昨天拍什么不行，为什么拍这个。一般情况下，我照片都是当天拍，当天处理，以便不要占用数码相机储存卡太多空间。偏偏昨天太忙了，忘了！
我后悔，小伙子更犹如发现了重要情况，立刻朝对讲机“叽哩哇啦”讲了半天。最后，他冷冰冰对我说：“我必须复印一下你的护照，你可以你可以在原地等，也可以随我走。”
“随你走，去哪里？”我问。
他指了指对面的沙龙官邸，以怀疑的眼光盯着我。
我也就豁出去了。既然碰到了这种事，那就跟他去吧，看他到底会怎么样？反正自己是一个记者，即使在沙龙官邸“挂上号”，无非也就是以后多点嫌疑而已。
身正不怕影子歪，反正自己也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就权作一次不寻常经历吧！
他有些惊讶，但也没说什么。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大模大样横穿马路。但到了沙龙官邸门口，他却不让我进了，把我交给一个持冲锋枪的士兵。
“为什么？不是要我跟你走吗？”我争辩着，有些不甘心。
“你只能在这儿等，请你尊重我们值勤的纪律。”没奈何，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莽撞只能是自讨苦吃。
回头看我的车，刚才一惊一吓，离开时把车熄火了，但却忘了关灯。我于是对士兵说，我必须先过去一下，把车灯关了。不然电池耗完了，我就有更多麻烦要处理了。
士兵挺客气，没说什么。但我走一步，他就跟一步。平端着冲锋枪，始终与我保持三步距离。于是在他持枪护送下，在旁边路人的注目下，又横穿了一下马路。看到这种架势，旁边车辆倒也挺自觉，主动让道。
把车灯关了。黑衣小伙子也出来了。把护照交给我：“我已复印完了，你可以走了。Good Luck（祝你好运）。”
我只能苦笑。一个偶然的疏忽，竟然在沙龙官邸“挂了号”！我肯定是被当作了重点怀疑对象。果然在此后多次经过该地时，我都可以感觉到军警异常的眼色。我住的楼房，也多次有一些陌生人“非常不经意”地进行光顾。但我毕竟是良民，他们态度总还算客气。这种“好运”，也算是我在以色列这个非常国家的一种非常经历吧！
21。春节里的噩耗（1）
殒命长空的七名宇航员，最右为拉蒙
２００３年的春节，我接到犹太朋友们含着泪打来新春祝福的电话——就在这一天，“哥伦比亚”航天飞机爆炸，以色列第一个宇航员拉蒙陨身苍穹。犹太人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之后，面临着梦想的破灭，因为身为大屠杀幸存者后裔的拉蒙是以色列重生和奋斗的标志，他是犹太人逃避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他的命运似乎是犹太人历史性悲剧的宿命。我听到了犹太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哭泣，听到一个小女孩的自责：是我的嫉妒导致拉蒙不幸。
春节里，以色列朋友失声痛哭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日，中国农历新年初一，以色列安息日。
夜色黄昏，耶路撒冷万家灯火。紧张的工作，使我总有一种疲累和欢快的感觉。难得的空闲。我们几个在耶路撒冷的记者，聚集在国际广播电台首席记者刘素云大姐处包饺子。很惭愧，我是一个南方人，以往过年多吃的是元宵。在家过年时，常常夜半零点刚过，母亲将刚做好的元宵放入锅中，煮熟，加糖，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其情绵绵。
而今，在这是非之地久了，对家人的牵挂常常唤起我的思乡之情。何况，过年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但不管如何，饺子还是中国人过年的象征，在这儿，又过了一年，我竟然毫发无损还能在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吃上热腾腾的饺子，总是一种幸事。
“又打了一年，总该让我们过一个平稳的年了吧！”坐在桌前，举起盛着戈兰高地红葡萄酒的酒杯，大家开着玩笑，预想着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应该不会再有事。
在耶路撒冷呆长了，我已失去了太多的理想。一位犹太小女孩曾说：“我不想永远没有爆炸，我只是希望我没有听到爆炸声。”
幸运女神不可能垂青于我们，因为我们是记者。幸运更难得垂青犹太人，这个注定充满悲剧色彩的民族。
作为一种经验，突如其来的事总是发生在人们兴致最高的时候。这一次也不例外。
当将饺子送入口中细细咀嚼品味时，清脆的电话铃声犹如午夜的噩梦，让桌上所有人停止了说话。刚开始我们还以为又发生了自杀式爆炸，但随后却是更震惊的消息：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七名宇航员梦陨长空！其中就有以色列人的骄傲，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宇航员伊兰·拉蒙。
这是人类航天史上的不幸，更是以色列最大哀痛。科学没有国界，我明了这一天对世界航天史意味着什么。打开刘素云大姐家的门，走到阳台。山城的灯光错落，四周格外平静，仅能听到周围几家电视传出的声音，正在播的都是宇航员的消息。从一个个窗户中，我似乎听到了人们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深深的叹息，还有轻轻的啜泣。
对以色列人来说，拉蒙曾是逃避爆炸战乱阴影的一种寄托、一个梦想。特殊的国情、非凡的身份、崇高的理想，他被给予了太多希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家英雄。现在，梦想破灭了。
不只我一个人觉得：消息太突如其来了。
我的同事蒋国鹏是学希伯来语的，当被告知这个消息，他一连串说“想不到，想不到”，然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