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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块被称为“圣地”的狭小国土上，两个同出一脉的兄弟民族，都有一种“哀兵策略”，都称自己已被逼到绝境！我曾不止一次听犹太人讲他们的血泪史，讲述阿拉伯人一直不承认他们的生存，一直梦想着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因此犹太人只能奋争，用泪水、用呐喊，也更包括手中的武器和凝聚在这尖端武器上的才华。每个犹太军人都被告之：犹太人输不起哪怕一次战争，因为他们后面就是大海，无路可退。
事实上，对哈马斯和杰哈德来说，时至今日，他们确实从未承认过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他们的奋斗纲领中，犹太人，都是侵略者，就好像是发现新大陆时的殖民者，他们注定要被赶走，或者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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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2）
哈马斯呢？它又何尝不是被逼迫到绝境。没有一个人愿做亡国奴，但现在，从哪个角度看，巴勒斯坦人都是亡国奴。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哈马斯置之死地后的悲壮，也是一个又一个“肉弹”前仆后继的根源。
生命是宝贵的，愿意“引颈求一快”的巴勒斯坦人毕竟是少数。他们难道就没有痛苦吗？正是这种绝境，逼迫他们作出了抉择。
“土地是我们的荣耀和尊严，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源泉……但现在，我们的土地将要被没收，我们的树木将要被伐倒，我们的房屋将要被摧毁，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办？”说这话时，巴勒斯坦人萨比萨利·奥佩短小灰白的胡子微微颤动，浑浊的目光紧盯着我，一双粗壮的手则用力地朝山下的橄榄林比画着……
这是一次我在隔离墙边采访时记录的。在两年的采访中，我见多了类似的愤怒和绝望；有时，巴勒斯坦汉子会猛击旁边的树，树震颤着，似乎不理解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有时，巴勒斯坦人会举起枪，“霹雳啪拉”朝空中乱射，然后是带着哭腔的笑，说实话，有点狰狞，也让我这个记者每每有一种恐惧。
但对奥佩，我还是很放心的。他一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朴实的人，黝黑的脸膛总挂着一丝淳朴的笑，一如我国西北的许多乡村汉子，粗壮，淳朴，善良。
对我说话时，奥佩的眼睛里写满了焦虑，他不停地说，吐沫星子不停地朝外飞溅。看到我不自觉地后退几步，他不好意思地抹抹嘴，声音略微转低一点，然后继续说。
奥佩的家，就位于不远处橄榄林中科伏萨村。这是一个约旦河西岸的小山村，西边紧邻着犹太定居点萨利特，犹太定居点往西不远即是“绿线”——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前巴以停火线，跨过绿线再向西，才算是真正的以色列境内。
我是应一个巴以和平组织邀请去当地采访的，到达科伏萨村时已是一个夏日的正午，行走在火辣辣的阳光下，突然看到眼前绿荫一片的橄榄林，汗流浃背中顿觉丝丝清凉。在干旱的巴以地区，遇到任何一片绿荫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片橄榄林是奥佩家数代人种植而成，一辈又一辈传承、护理。橄榄树斑驳的枝干、嶙峋的表皮可以见证岁月的流逝。
奥佩介绍说，他有１１个孩子，四个孩子已上大学，两个在约旦，全家绝大多数开销，就指望着这片林子了。
对很多人来说，橄榄树可能是一种理想的化身，但像对奥佩这样千千万万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橄榄树就是一种倚靠。它代表和平，但更代表生活的安宁。伺候橄榄树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虽然以前有丰有欠，但靠着这片林子，奥佩家的日子也还过得去。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虽然收获在即，但这块地连同橄榄林都将永远别他而去。
说这话时，奥佩忍不住眼圈发红。也是一条汉子，被逼到了这个境地！
这都怪犹太人要建的隔离墙。根据以色列原先的计划，隔离墙将沿“绿线”修建。
所谓“绿线”，本也是战争的产物。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分此地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几个小时后，阿拉伯的联军则兵临城下。一番血战后，阿拉伯占据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该停火线在以色列地图上呈现为绿色，即称为“绿线”。
这条线，后基本被默认为巴以的国界。奥佩自然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而且，幸运的是，他的橄榄林和房屋都位于隔离墙东侧。虽然这道墙肯定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至少，房屋和土地保住了。那么生活基本上也就安稳了。
与其他邻居的痛苦相比。奥佩一时觉得幸运无比，他这个五大三粗的人竟然抑制不住激动，哼起了多年未唱过的歌曲的调子，当然还不忘给夫人来上一个深吻。他夫人，则是羞涩的，一把把他推开；然后虔诚地感谢“安拉”。
但在巴以这个地方，幸运总是暂时的，变化总是彻底的，有时仓促得让你甚至都无法适应。我常常看到那些在自杀式爆炸中身亡者的尸体，想象着仅仅半个小时，甚至十分钟前，他们都还是鲜活的人，有小孩会牙牙学语，有姑娘非常漂亮，有老人异常慈祥。最终，这些生命就化在了裹尸袋。冰冷，让人胆寒。
奥佩的事也许正是相对的另一个方面。他高兴地小调还未哼上几天。以色列的计划变了，“墙”开始拐弯，沿东而行，紧贴着科伏萨村的边修建。犹太人的算盘非常精，如此一来，楔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萨利特圈在了墙里面。
定居者自然喜出望外。奥佩的命运则发生了彻底改变，他的橄榄地与他彻底告别。他虽然仍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房子已失去了橄榄林的支撑。一个农民失去了土地，他还能做什么？生存都成了问题。
“我现在家在隔离墙东边，而地却在西边，我没法耕作，也无法转卖，犹太人称要在一个星期内就完成隔离，我能怎么办，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片土地离我们而去，我几乎失去了一切来源，我的孩子、家庭该怎么办？”
奥佩摊开双手，黝黑的手掌只有中间有一点白色，可以看到青筋在不停地颤抖。长时间，他无言，长叹一声。这是身为弱小者的悲哀和无奈。隔离墙一旦竖立起来，他就完全被禁锢在了巴勒斯坦一侧，进入以色列境内比登天还难。即使以色列允许他仍拥有这片土地，他也只能是“望墙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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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3）
他说，根据以色列的惯常做法，土地被圈走是不会进行任何赔偿的。身为一个普通巴勒斯坦人，他除了呼唤舆论帮助外，还能做什么？
沙龙说，好篱笆出好邻居
中国的长城是防御性的。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正说明中国人思维的保守，或者换句好听的话，爱好和平。
以色列说，修建高墙，就是爱好和平的表示。因为这座“现代长城”，不等同于“柏林墙”，以色列完全是在“自卫”，目的是防止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者的渗透，或者防止巴激进分子朝以色列高速公路开枪射击。
这种悲剧，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不会陌生。
在一次采访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时，我就问他，隔离墙难道不是“种族隔离”，与欧洲当时隔绝犹太人的“隔都”有何区别？这位被称为“和平鸽”的睿智老人微微一笑，当即回答，以色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想一下，如果美国的公共汽车经常发生爆炸，美国会怎么办？如果你们中国经常发生这种攻击，你们中国会怎样应对？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绝对不会客气。你看到了吗？在阿富汗……但我们以色列呢？我们只要有一点行动，打死几个人，整个世界都会指责你？但美国呢，我们做的难道比美国更厉害吗？”
“我们退让，我们决定修墙，我们总该自己保护自己。我们花巨资，难道这又不可以了吗？”
一位以色列官员给我讲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所有的自杀式爆炸者都来自约旦河西岸，没有一个来自加沙，为什么？因为加沙整个处于以色列铁丝网和防卫墙封锁之下？这就是墙的威力和效果。
为表达以色列的“诚意”，对于这道墙，以色列称之为Defensive Fence，意为隔离篱笆。防卫者，被动无奈之举；篱笆者，简便，非永久性工事也。后来又一度称为和平之墙，反恐之墙。
在辩护时，沙龙常引用的一句俗语是：“好篱笆出好邻居。”
但Fence也好，Wall也好。国际社会还是先入为主，一概称之为“隔离墙”。只剩下以色列孤零零依然用这些不同的名称。
隔离墙的提议早在９０年代初就提出，随着巴以冲突愈演愈烈，自杀式爆炸的接连发生，最终促使沙龙政府下定决心，将巴以民众强行隔离开。
处于阿拉伯世界汪洋大海中的以色列，对修墙似乎也有一种格外的热情。
如今的黎以边界，加沙外围，都建有这种或称为“电子墙”或“隔离带”的设置。事实上，“隔离墙”不过是一个前两者边界线的翻版，只不过规模更大，才引起世界的关注。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道三四米高的墙。墙是主干，沿墙则还架设铁丝网，电网，监视器，修建有巡逻道，壕沟，铺设有地雷等障碍物。以我现场观看，只有很少地方比较窄，５米左右，其他宽至少在３０米，个别地方甚至宽１００米以上。隔离墙要达到隔离的目的，而为了省钱，一般选择平地修建，而在巴以地区，平地基本都是良田。
即使这样，花费依然惊人。平均每公里隔离墙需耗费１００万美元，部分地段甚至高达２００美元。预定的３６０公里的长度，将至少需要４亿美元。一位以色列邻居对我说：“就像搭积木一样，不过现在是用纸币搭高墙。”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虽然在中东地区富甲一方，高科技发达，但区区６００万人口，平均每人需承担数百美元。对财政捉襟见肘的以色列来说，也算是在“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勒紧裤腰带”干工程了！
以色列也想设法节省费用。质量是不容讨论的，否则即使建了，如果是个“豆腐渣”工程，不仅为全世界笑话，更对以色列形成重大安全隐患。
盖勒吉利耶，约旦河西岸北部一个巴勒斯坦重镇，由此成为世界政治版图上最有趣的一个地方。“隔离墙”从北、西、南三面紧贴着该城修建。如此一来，本来位于平原的该城就成了一个“瓮中之城”，原本四通八达的对外交通，就只剩下“防卫墙”在东面留下的一条狭窄的走廊。
许多曾走惯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记者都在这里迷路。周围宽阔的道路，那却是以色列人的，旁边是高墙，却找不到路口。只能望城而兴叹！难怪巴勒斯坦人说，生活在加沙，就像生活在监狱一样，无疑，盖勒吉利耶又是另一个“监狱”。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一些因“隔离墙”而被剥夺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无奈之下，又转而为以色列人修建“隔离墙”。对他们来说，这好歹还算是一份工作，能糊一口饭吃。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历史。为了将他们曾经生存在这里的事实彻底抹杀，以色列甚至发给他们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身份证。
这也正如唐人所言的“汉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