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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游方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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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而他得到人们的颂扬。宋太祖，原是后周的臣子，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尔后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结束混乱割据的局面，发展社会经济，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封建君主，理应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说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则会被斥为“失节不忠之人”，且“祸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骂名”的，“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不过，事实是并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对他们作如此评价。就中国内地史学界来说，近数十年来，对以上数位历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见的。海外学者也大多对他们持正面评价。其实，在这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亚圣孟子，就已为后人作出榜样。战国时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则谈话，反映了孟子评价历史人物所遵循的标准：“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君王残暴，臣下不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诛杀他，取而代之。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孔子的两位学生子路、子贡曾就管仲的评价问题提出疑问，而孔子都明确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以上二则文字用白话文来说即是：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公子纠的师傅因而自杀，管仲——公子纠的另一师傅却不殉死。”接着问：“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之间的盟会，结束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殉难，反而去辅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人那样守着小节小义，在山沟中自杀而还没有人知道吗？”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天下（国家）、百姓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学者指出：“孔子所称许的仁人有数种类型。”“都是从大处、特别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着眼。这样仁的尺度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高的，也是正确的。”（高亨：《孔子思想三论》，《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43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杨伯峻：《试论孔子》，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孔孟的以上看法无疑是中肯的。他们都不赞成愚忠。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以礼待臣，是臣下对他尽忠的前提条件。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可以说是孔孟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基础。愚忠是宋明理学家鼓吹出来的，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缚束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已有学者尖锐指出：“宋明理学家崛起，自谓得孔孟道统，实际上是篡改了孔孟之道的新儒家，后世封建道德的罪恶多是这班人所为。”（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南宋以降的所谓孔孟之道，实际上已经主要是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反动的统治思想，而且由于它体系庞大，把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扼杀一切新事物窒息一切新思想的最沉重的精神桎梏，成为吞噬千百万无辜生灵的‘吃人礼教’。”（丁伟志：《儒学的变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因此，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并非“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而是要看他一生的主要作为是什么？这个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施琅一生最重要的作为是率领舟师横渡海峡，平定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台湾郑氏政权，结束了两岸局势对峙的局面，停止了东南沿海的战争，使两岸人民不仅减轻了由于军事冲突而难以负荷的徭赋负担，而且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他疏请清廷把台湾收入版图，使两岸归于一统。他又奏请清廷调整原来的迁界禁海政策（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清101鼓浪屿海边废弃的碉堡，不知是“*”还是“国军”留下的，抑或更早？ 2006年4月27日摄廷令沿海数十里内居民迁入内地，禁止出海贸易采捕），开放海禁，展界还民，使沿海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施琅重视海防，注意捍卫国家的安全，维护海洋权益。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促进台湾的开发建设。他功在当代，泽及千秋！誉其为“爱国将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何“放大”之嫌？其实，赞扬施琅的学者，不但在被斯雄斥为“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内地”有，在海外也有。（请参见施伟青先生主编的三部施琅学术研究论文集：《施琅研方 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而诋毁施琅者，同样在内地和海外都有，这在网络上已充分展现出来，无需赘言。就所谓道德评价而言，施琅是因犯颜劝谏而得罪郑成功的，在郑氏关押了他及其父、弟等家属并准备杀害他们后，施琅在部分郑军将士的帮助下逃出厦门，潜至晋江安海。其时他未去降清，而是请其族叔施福和郑成功叔父郑芝豹出面找郑氏进行调解，希望郑氏能与其和解。但成功不仅无应允，反而派部将吴丰密往安海，企图刺杀施琅，但行刺遭到失败。郑氏旋即杀害施琅之父、弟。中国自前秦时起就有“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观念，此时施琅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郑军中去了。他因之降清，可谓逼上梁山。后施琅率师入台不仅无诛杀郑氏子孙，还私下上疏康熙帝，吁请优待他们。他说：“矧郑逆自来远阻声教，未被圣化，非如吴、耿诸逆受恩背叛者比。谅荷皇上广开面网。赦其前愆，俾沾德意。”（施琅：《靖海纪事》卷下《台湾就抚疏》）施琅不仅其父、弟被郑氏所杀，其长子也是死于郑经之手，他和郑氏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但他却能如此对待郑氏，实在难得。所以历史上早就有人评论施琅，说他离郑降清就像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因父兄被杀而去楚从吴，而他的礼待郑氏却非伍子胥所及（见《靖海纪事·陈庭焕·施襄壮受降辨》）。伍子胥原为楚臣，对杀害其父兄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却认为，他如果和其父兄一起去死（放弃逃走复仇），则“何异蝼蚁”，而他后来的举措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所以对施琅的降清是大可不必苛责的。而斯雄却把它和吴三桂“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而相提并论，未免诬人太甚！顺便一提的事，斯雄攻击施伟青先生是“因时势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为证明这个说法，他谓施先生于2006年1月出版《施琅将军传》，而对施先生系于何时始从事施琅研究、此前曾发表哪些施琅研究的论著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施先生是到了中国内地重视施琅之时为迎合时势才研究施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雄不是说他正在晋江衙口施琅纪念馆获赠一册《施琅将军传》且谓其读过该书的“前言”吗？而就在“前言”中，施先生已明明白白地指出，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从事施琅研究”的，并且于1987年就已出版其施琅研究的奠基之作《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在这部20多万字的专著里，他为施琅翻案，认为施琅是中华民族的功臣。1998年又出版70万字的《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把施琅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其间他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施琅的论文。不必讳言，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施琅研究，并无“时势”可“因”，而且困难多多。对此，施伟青先生曾提到：“至于施琅研究，可谓步履维艰。因为首先这一研究基本上属拓荒性质，须常外出搜集资料，调查采访，但没有任何研究经费，虽数次申请立项，但都落空；寻求赞助，也皆碰壁，所以只好挤出部分工资充作费用。外出只能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住宿最廉价的旅馆。个中艰辛，终生难忘！再者，我姓施，恰与施琅同姓，所持评价施琅的观点又和过去指斥施琅是‘汉奸’、‘叛徒’的看法不同，而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因而便有人想当然地判定我是施琅的后裔，指责我是‘汉奸’的子孙为‘汉奸’翻案。这无疑是搅乱人们视角的最便捷的办法，可惜它不属于学术讨论。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劝我，发表研究施琅的论著，在署名时，最好把‘施’去掉，以免引起他人的误解。呜呼！施姓何辜？不过，后来我终于悟出斥责者的真正用心，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放弃施琅研究，反而加大了力度，且在论著署名时一定要把‘施’字写上。”（见施伟青著《中国古代史论丛》，岳麓书社，2004年，第637～638页之“后记”）可见斯雄谓施先生“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纯属诬陷。这恐怕要涉及所谓“立身之本”的“人品”问题了吧？问题还不限于此，斯雄不加区分地统指誉施琅者为“有点内地背景”。既然他不赞同赞誉施琅，看来他不属于内地人，若此，他是“有点”海外背景了。综观其文章，不难发现，他是在“教导”人们，如果你跟一个上司，即使这个上司的所作所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你也不能背叛他，否则，就是“失节不忠”，要背上“骂名”。而今海外不就有这样的人物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恐怕是斯雄写那篇文章的真正用心吧！2008年元月27日附2：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方 余 平以历史上的功臣、名人为军舰命名，是近现代国际上的惯用做法。给中国今后服役的航空母舰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虑，有人提出施琅之议便包含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寓意。近年来，内地一些人面对台海形势，常引用300多年前施琅攻台之例，甚至将其与当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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