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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曾经把她的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这个葡萄架下面，让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滴答，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她时髦的半导体，时髦的裙子，在一九六六年不知去向。
时光 八（1）
二00五年夏天我没有来得及回幼儿园。我坐在刘国标的轿车里，路过旧自来水厂，一路黑灯瞎火，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然后上坡，路很小，我闻到了一种我熟悉的气味，我意识到，那就是幼儿园的气味。微腥，有一丝奶香，微酸。最新鲜的生命聚集在一起，就会有这样的气味的吧。
二00五年的旧县委会，左边依然是幼儿园，右边已新盖起一家高档宾馆，那里有全南流最豪华的KTV。高中毕业三十年，我在南流只见到了四个同学。包间里光线微弱，刘国标说，我们都四十七岁了呢。他陷在沙发上，他说，他的家族不长寿，他也不会活得太久。没有多少年了，他说，想玩什么就得趁早了。
潘智最先到，他一进门就自嘲，说自己囊中羞涩，两手空空。他跟一九九八年判若两人，那年他衣冠楚楚，意气飞扬，有一辆桑塔纳轿车。他向来不悚大地方，他去过几次北京，找到过某部的部长，曾在北京饭店贵宾楼请人吃过三千元一桌的饭，他承包公路，大开大合。但他现在不行了，车已经卖掉，连电话费都出不起了。同学聚会他一概不来，尤其回避姚红果，这其中的缘由无人得知。他说，风水轮流转，风水轮流转。然后就拿起了麦克风，他的歌唱得很好，曾得过全市第二名。他说：李飘扬，我唱一个歌，看你记不记得。他便唱：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们伟大的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到处都照耀着灿烂阳光。
不可能不记得，永远都记得。全校歌咏比赛，我们班合唱的歌曲，歌是我选的，没有人反对。但合唱总弄不好，太抒情了，有点唱不起来。我指挥打拍子，节奏也总是不对。但班干部们全都很来劲，李卫星、魏嘉等人绞尽脑汁设计了一个队形，由一个大弧形和两个小弧形组成，众人拍案叫绝，认为凭此队形就能夺冠。果然，我们班以全票获得冠军，每个人喜气洋洋。
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相信，这首歌已经没有人记起，它不像那些成为红色经典的歌曲，仍在卡拉OK里被人传唱。一九七五年到现在，三十年，我从未听任何人唱过这首歌，它在无声的深渊中，越坠越深，没有人能拉得住它，我也不能。我希望我能活得久长，我们全班都能活得更久长，这首歌，它曾经在一九七五年，被我们全班六十三个人唱成了全校冠军，这是它此生最辉煌的时刻，它再也没有机会与六十三个中学生相遇了。我们全班六十三个人，已经有人不在人世。苏淑良，九十年代初死于车祸，是在广东出的事。还有一个男生，刚毕业就已病亡。下一个会是谁呢？
一九九八年，张飞燕专门到家里找到我，她给我带来一张座位表。我吃惊不已，从来想不到，二十多年过去，竟还有人保留着中学时代的座位表。她说，我给你抄了一份。十六开的白纸，用圆珠笔画了格子，每个人的名字用钢笔端正填上，用铅笔，在亡故的同学名字上画了框框。留着座位表，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在记忆中，六十三个人，一个都不会忘记。它是我们班的文物，价值连城。
二00五年，纸上的六十三个名字，只有五个人坐在局促微暗的包房里。黄文惠和卢甲兰很晚才赶到。有人在玉林，有人在N城，有人第二天要起早上班，有人下岗了，要想尽办法挣钱养家。张飞燕，这个保留着全班座位表的人，她不在南流，她到广东当游医去了。她的姑妈治疗不孕症，她便也治疗不孕症。她没有上过专门学校，没有文凭和行医资格，但她治疗不孕症。这一切难以想象。
我想念座位表上的六十三个人，每一个人都使我百感交集。我也想念孙向明和麦大安，想念公鸡二炮，它斑斓的羽毛隐隐发光，在时间的深处和远处。唱完了莽莽昆仑我们的班歌，我就点了《怀念战友》。《冰山上的来客》是我们热爱的故事片，它所有的插曲都穿越了它诞生的时代来到了当今卡拉OK的曲目单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乌云不会笼罩着冰山》，我相信，不止有一亿人会唱，它的旋律和歌词，将在一亿人的喉咙里浩浩荡荡，像一条大江，奔向海洋。
时光 八（2）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它的时候，
好像那哈密瓜，
断了瓜秧。
天山脚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和她分别后，
好像那都它尔，
悬挂在墙上。
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
啊，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看见你雄伟的身影，
可爱的脸庞。
时光 九（1）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亲眼看到长脚表演的魔术，在晒谷场，汽灯的逆光中，长脚曾经拿着一只箩筐转圈吗？他从空箩筐里变出公鸡之后，又从空气中抓到两根竹轴，就手一展，一幅是向江青同志学习，一幅是向江青同志致敬。
这两幅标语我肯定是看到了，是在另一个节目里，红布的底，黄颜色的字，是用宣传画颜料写上去的，红布有点旧，也有点脏。这两幅标语被人用手举着，绕场一周，它在空中缓缓飘动，离地三尺。这么说来，它肯定不是被长脚举着的，而且，举着的人也不可能站在地上，她必须站在高处。
翟青青，这个名字，这个人，随着一辆独轮杂技车的晃动，停留在我面前。那两幅标语，正是她在独轮车上举着的。她瘦削、苍白，神情严肃，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演出服，两根长辫子在头顶绕了两个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软底鞋，很像芭蕾舞的那种鞋，只是尖头没有硬壳。白色，瘦长，病态，神秘，超越了现实，却又因为与样板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里的鞋子相似，而与现实保持了一种奇怪的联系。
我特别喜欢这双软底鞋。小学五年级，学校里排练《白毛女》第一场，林南宁，我们小学的文艺老师，极富热情和野心，私自带领五名学生去N城学舞，回来之后才让学校报销了路费，但住宿费等一概没有，她们住在亲戚家，到处钻墙打洞，挖空心思，一个星期回来，还买回了五双芭蕾舞鞋。一双是红色的，另四双则粉色，俱是缎子，闪闪发光。这可是震惊全南流镇的大事，芭蕾舞鞋，那么奇异，那么超凡脱俗，除了专业的县文艺队，哪里还会有呢！在我们凡俗庸常的生活之上，在南流镇的米粉和酸萝卜之上，在我们的头顶，闪耀着光芒的芭蕾舞鞋，它根本就不是人穿的，仙女的脚才能穿得进去呢！难以想象，它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小学里。《白毛女》第一场，《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和第一场，县文艺队还没演过呢，我们就演了。这是小学教师林南宁的杰作，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全南流的中学和小学，他们望尘莫及。林南宁，后来我还遇见到她，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悲剧人物。
我太喜欢芭蕾舞鞋了，我把翟青青的软底鞋看成是芭蕾舞鞋的替身，影子和姐妹。我等在礼堂门口，我说，翟青青，把你的鞋给我看看吧。她有点舍不得，她看看我，又看看鞋。我拿过鞋摸了又摸，它不是缎子面的，足尖不硬，鞋底也没有牛皮，但它颜色素净，鞋形又是那样瘦削俏丽，有点像翟青青本人。我真想穿到脚上试试，翟青青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她一把就拿过去了。她把鞋抱在怀里，说，这鞋外面买不到，没有鞋，什么节目都做不了。我就问：这个鞋是从哪里找来的？
当然，是她家里的。不问也知道。一个杂技世家，跟杂技有关的一切她家都有。就如同她家有独轮车，有演火流星的碗盏，有走钢丝的钢丝，她家也有软底鞋。一九七四年她来到我们学校，在我的上一届。她并不引人注目，她穿着平淡，沉默、忧郁，眼睛从来不看人。她一个朋友都没有，她总是一个人走路，在勾肩搭背的女生中，她的身上有一种寂静空旷的气息。我们同在文艺队里，但我从没见她笑过。她不跟我们一起排练，她自己练，在家里，每次演出有她一个节目，插在我们中间。
她的身体极其柔软，向后仰头弯腰，一直弯下去，再从两腿间伸出头，嘴里咬着花，头上还能顶一只碗。像一株病态的植物，令人惊悚。没有人觉得翟青青是个妖精，她身怀绝技，但极其胆小。我们不明白一个身怀绝技的人为什么如此胆小，那是多么令人费解啊！任何人，任何事情好像都能使她受惊吓，她在人面前低眉顺眼，随时准备受伤害。她被什么事情吓坏了呢？
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文艺队集中开会，我一走进礼堂就感到气氛异常。礼堂很大，文艺队开会排练只占其中的一小个角落，但这帮人大多有表现欲，能把一个角落的动静弄到礼堂的外面去，那天很反常，那种安静非同一般，静得坚硬，带有重量，这种重量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
时光 九（2）
人比往常多，工宣队的几个领导都在，还有校团委书记，平时这些人也会来看排练，但只有在彩排的时候才会到齐。他们神情肃穆，好像已经进入临战状态。肯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中年女同志，她剪着短发，样子干练。我不认识她，但她从容地坐着，并不像是客人。
团委书记说开会了，他先给大家介绍新来的工宣队队长徐同志徐队长，就是这位女同志，以后文艺队就由徐同志直接领导。接着是徐同志讲话，她说她先来宣布一个组织上的决定，原工宣队队长刘某某同志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经研究，撤销其驻校工宣队队长职务，留校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一时更加安静，这安静像座山压在头顶上，谁都说不出话来。
太突然了，工宣队刘队长，那是跟校革委会主任有着一样权力和威严的人，相当于现在的校长，跟校长并列执政，甚至更有权威。他背着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可不是个亲切的人。他极其严肃，时不时地到礼堂看我们排练，但他并不说什么。生活作风错误，令人震惊，我看不出，他不像。在我眼里，犯这种错误的人都是色迷迷的，看见好看的女生就两眼放光。他不是。他来看我们排练，背着手，脸上像铁板一样严谨。
像铁板一样严谨的人犯了生活错误，是真的吗？组织上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千真万确，刘队长没有到场，他已经到学校食堂劳动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看见过他，他戴着旧草帽，骑着旧自行车，车后驮着一只大箩筐。他当了食堂的采购员，专门买米买菜。
另一个人是谁呢？那个受害者。
徐同志没有说，她申明的是这件事的错误程度，她说在这个生活作风的错误里，他们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但经组织上证实，没有发生性关系。她强调了两遍，没有发生性的关系，没有性关系，所以从轻处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性关系这个词。从来都是说男女关系，搞男女关系。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