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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我和雷朵互称姐妹。我们写信，她称我为飘扬姐姐，我则称她为雷朵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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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二（4）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在六感插队，她在念高中二年级。我到玉林参加一个通讯员学习班，一日上午，忽然有人进来冲我说，那个，李飘扬，你的妹妹来了，他身后一闪，雷朵就蹦出来了，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吃惊之极，目瞪口呆，无论如何，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她就在那里，门口，阳光明媚，从天而降，一个人。
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一想，我就来了。我又问：你一个人来的？自己坐班车？她点点头。又问：学校请假没有？她点点又摇摇头。她整个人光亮明媚，也如同阳光。
所有的人，也都脸上一亮，不知道从哪里蹦出这样一个女孩子，那样美好，那样不可思议。主事的是个老头子，他问雷朵：小家伙，你是从哪里来的？雷朵也不怕生，她落落大方说，我是李飘扬的妹妹。老头又问：叫个什么名字呢？她朗声应道：我叫雷朵，雷电的雷，云朵的朵。老头说：好，好，这名字真漂亮！又问：你也写东西吗？雷朵抿嘴一笑，说：我不写东西，我画画！老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画，好好画，哪天把你的画拿来我看。又连连差人叫来一个专职美编，把雷朵一番介绍。美编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没说什么，转身就回办公室找出一个厚厚的速写本，送给了雷朵。
一个十足专业的速写本，厚厚的纸张，宽大的开本，雷朵一遍遍摸着这本子，把它贴在脸上，又紧紧抱在怀里，她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是最灿烂的日子。空气中满是蜜蜂的声音，甜丝丝的，纯金般的音色终日缭绕。
我最后一次看见雷朵是一九八四年，我从N城回南流，路过玉林，我到雷朵供职的小学去看她。她当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室内陈设简单，仅一床一桌，有两只木箱。她和喻章已经结婚了，但房间里没有多少喻章的痕迹。她还没有辞职，她心态平和宁静。我说，在小学里当美术老师是很轻松的。她笑笑。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们两家都搬了，不再住医院的宿舍。有段时间她们家住在教育局的宿舍，在陆地坡那边，要过圭江大桥。每次回南流，我都要过桥去找她们，没有电话，只能碰。我没有碰到过她们一次，一次都没有。
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忧郁的大眼睛女人，神情淡漠。雷红不在，她说。雷朵呢？雷朵也不在。我以为过年，她们至少会回来。但她们一个都没回来。雷红当时正陷入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在八十年代，很是惊世骇俗，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私奔到外省，她放弃了稳定的职业，N城的户口，与父母闹翻。
我一次也没有找到过她们。后来她们家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即使找到雷朵，我们精神上也早已远隔重洋。
雷朵啊，李飘扬，时光夺走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归还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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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 三（1）
二00五年夏天，我站在南流中学的水塔边，在八月的太阳下，与自己的少女时代迎面相撞。我看见十五岁的自己，在水塔边冲脚，她的脚沾满了沙子，水塔旁的木棉树正开花，肥厚浓红的花朵在蓝天下。
清凉的水流注在我的脚面上，水花四起。我穿着蓝裤子，光脚丫，地上有一层薄薄的水苔，我单腿站立，水花四起。水塔旁边就是孙向明宿舍，他的窗口正对着水塔，他就要来了，他将端着他的脸盆，那上面有大红的喜字，俗不可耐，这是南流百货公司里仅有的花色，他的毛巾是红白相间的彩条，他的拖鞋是人字拖，蓝色的。
再也没有比人字拖更性感的拖鞋了！本地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穿木板拖鞋，老人和孩子，统统都穿木板鞋。用木头削成厚厚的鞋底，再钉上一条三指宽的胶带，黑色的，比汽车轮胎薄一点，里面织着棉线。我们管这叫木鞋。
木鞋拖在地上，发出嗒哆嗒哆的声音，清脆而嘹亮，有一种亚热带小镇的气象，喜庆、放荡、洒脱，我无比喜欢。我愿意此刻我的脚下就贴着某一双木板鞋，脚面光裸，脚底下的木板坚硬、平滑、微凉。我将穿着它，重新回到我的南流，拆掉的房屋将一一复原，我的凤凰树、我的沙街、我的码头，将像倒放胶带的电影，在时间中重新复活，所有的事物，在凤凰树叶和花瓣纷飞中，缓慢地站起来。
我或者在南流的上空行走，穿着过去岁月的木拖鞋，我听见自己的脚下击打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嘹亮而旷远。我从上空俯瞰南流镇，看见三十多年前的自己，站在木棉树的水龙头旁边，水花从脚背上飞起。
人字拖，像人字的拖鞋，简洁而性感，夹在脚拇指和二指之间，每走一步都要夹紧。那上面的脚白皙瘦削，棱角分明，有雕塑感。还有汗毛，使人无端心跳。孙向明的脚天生就是用来穿人字拖鞋的，再也没有人能把人字拖鞋穿得像他那样好看的了。
他就是在水塔边把我做的游标卡尺折断的。
我没有见过一个老师这么粗暴，我不明白，他凭什么。我完全懵了，意外，震惊，全身的血往头上冲。接着又像有人在后脑勺打了一闷棍，血一下子又四处逃散，头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感到水龙头开着，水哗哗流，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这把游标卡尺，是我们物理期终考试的考卷。书面考试废除了，强调实践，自己动手。
三合板是从哪里找来的呢？抑或是松木板？杉木板？母亲单位有木工房，永远都有，有一段时间，木工房就设在饭堂里。比正常条凳长两倍的长条凳，有两块砖头那么厚，上面布满了刀斧的痕迹，一头有一细铁条，绑着墨线，摇着墨盒的把柄，墨线就会不断地吐出来，再用手一弹，木头上就有一道笔直的墨线了。锯子吃进墨线，一进一出，锯末从窄小的缝隙漏下来，木头渐渐被锯开。有不同的锯子，齿疏的，齿密的，长短大小不一。还有刨，长刨、短刨，圆刨，斧头，凿，尺子，在工具箱里，闪闪发亮。
我喜欢看刨木板，比起锯木头的逼仄吃劲和断裂，刨木板有一种舒展，优美而从容。叉开腿骑在条凳上，本来不雅，但他伏在木板上，好像在倾听木头说话的声音，又像木头散发了一种隐秘的香气，他伏得这样低是要闻这气味。木头说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木工知道，他一下一下地推着刨子，把全身都送出去，一高一低，刨花又软又薄，曲着卷着，从刨子开口处滑出来，一片又一片，撒娇似的，带着好看的木纹，奇异，美妙，从不重复。木工有时也会迷进去，他小心地摸一摸光滑的木板，再刨几下，再摸一摸，它是谁呢？是他的老婆吗？大概，他有时就把木头当成他的老婆吧。
刨花堆积，木香弥漫。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曾经在条凳上刨过一小条木板么？我是否找到过一块木质紧密花纹好看的木板，央求木工师傅帮忙刨光呢？我是那样重视这把卡尺，我希望做到最好。我希望把它拿给孙向明，我说，我来交卷了，他看到它，眼睛一亮。然后，我心里就能开出花来。我找了各种木板，松木、杉木、樟木、苦楝木，但我没有能力摆弄它们，刨子在木工手上很轻盈，到了我手上就很重，刨花不长，寸草不生。我只好找来三合板，用铅笔在上面画出卡尺的形状，用刀削，一点点的，又用砂纸打磨，粗砂纸磨三遍，细砂纸磨三遍。又仔细画上了刻度，又刷上了清漆，透明，油光水滑，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要知道，我根本不是一个手巧的人。
时光 三（2）
孙向明对我太严苛了。
我无端觉得他应该宠着我，无论如何。
那个毫无道理的十六岁，一个傻女孩，她觉得人人都应该宠着她，事实上，她已经被宠坏了，她真是欠人当头一棒啊！她是不知道，生活迟早要教训她，晚教训不如早教训。
在这之前，已经交过两种作业，原子模型和化学反应炉剖面模型。反应炉模型两人一组，我和张英敏自由组合，两人找来硬纸壳，做了反应炉外壳，又在纸上画了焦炭和火，交上去，化学老师立即给了A等成绩。我的旧影集里还保存着一幅装模作样的照片，我和张英敏一人一边，反应炉模型在中间，是夏天，两人都穿着短袖衫，她的是格子的，我的是鸡蛋清的颜色，照片上看是白的，那是我母亲的衣服。我剪了短发，张英敏是小辫子，她永远都是细细的小辫子。两寸的黑白照，是到西门口的照相馆照的，花了七角六分钱。
照片上面还有游标卡尺，被我拿在手上。我们得意洋洋，手捧我们拙劣的杰作，在星期天的上午，从家里出发，从东门口走到西门口，凤凰树正在开花，在校门口和操场里，那花瓣真像凤凰的羽毛啊，艳丽的红色，映红了半边天。如果我们回头，就会看到这片红色，但我们头也不回，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树，每到六月就会开花，我们从来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我们小时候它们就在那里，它们将永远在那里。只有被雷电劈中，它们才会死去。而雷电是不会劈它们的，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难道不是吗？
我们头也不回，走得飞快。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走得飞快，时光从我们的耳边嗖嗖掠过，留下了那张两寸黑白照。
原子模型我是这样做的，找来铁丝，用乒乓球做了原子核，又用玻璃珠做电子，圆的底座，椭圆的轨道，看上去很不错。只有游标卡尺的事实在太糟，孙向明是这样不满意。他把我的游标卡尺折断之后，要求我重做，而且第二天就要交。我已尽最大努力，他却如此严苛，我难以承受。委屈，屈辱，不服。
我没有补做。我坚决不做。我愿意事情变得更糟糕，反正已经很糟了。
那段时间我状态不好，很多事情都让人不开心。就是那时候，我的日记被人偷看了。这事有些诡异，平时我的日记从不放在教室里，我放在宿舍，是雷朵她们班的宿舍，跟我们班的宿舍甚至不在同一幢楼。下午如果不劳动就会是自习课，没有多少作业可做，也不再考试，自习课漫长无聊，大家串位说话，我则喜欢在日记本上乱写。
这有什么不好吗？我没想过。潜伏在深处的文字很容易冒出来，像我不为人知的秘密友人，鱼贯而入，盘踞在我的本子里。它们悄悄吐气，喘息，却被人听见了，这个人，她哪里来的如此敏锐的嗅觉呢？
我不知道。
漫长的自习课之后，是体育活动时间，大家像一群抢谷子的鸡，铃声一响就扑向操场，我们抖动翅膀，脑袋在前，屁股在后，呼啦啦地冲到了空地上，排球在空中跳动，划出诱人的弧线，篮球拍在水泥地上的坚硬声音和乒乓球纤细的身影在我们的眼睛的余光中，不管什么球，它们全都是我们的谷子，我们像鸡看见谷子那样眼睛闪闪发光，一股热流从我们的脚底升起，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因为孙向明就在那里，他比我们早五分钟来到了操场上，他穿着球衣站在操场中央，球衣是深蓝色的，半旧，但他穿在身上可真是好看。他一个人在垫排球，双手并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