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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式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有独到研究。主要作品有《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鸽哨》、《锦灰堆》等。2003年12月，王世襄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一旨在鼓励艺术、思想交流的国际大奖的中国人。
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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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在北京度过八十岁生日，是1994年的农历五月。同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老伴袁荃猷为了给他祝寿，把他一生的成就和兴趣浓缩在一张剪纸中，取名《大树图》。1996年，82岁的王世襄以《大树图》为蓝本，作五言136韵，叙述他一生的生活以及治学经历。在长诗的开头，王世襄这样写道：“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在《北京鸽哨》一书序言的一开头，王世襄起笔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1934年，王世襄在担任外交官的父亲的安排之下，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
“我并不喜欢上医预系，但是父母的意思都倾向让我读医预系。父亲当时在政界，前清时父亲曾经留学法国，后来又做留学监督，之后又在外交部任职，担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父亲虽然身在政界，但却觉得政界没有意思，在他看来，与其在政界当个官僚，还不如当个自由职业者。在他的安排下，我上了燕大医预系。但我对理科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读了两年，多门不及格，差点被燕京大学开除。当时燕京大学有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的学生可以为其转系，转读跟现读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专业，如果成绩及格，还可以在燕京续读。于是我就从医预系转到了国文系。协和许多大夫，都曾经是我的同班，现在他们也都老了。
“在我读大学之前，家中一直聘请家教为我讲国学，上了大学之后，由于上的是美国的学校，回到家里还要跟着家教学两个小时的国学。家教教我的内容，无非是经史、文字学、训诂学之类。老师是按部就班教，我却不是按部就班学，我自小贪玩，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读二十四史，也不过是草草了了。不过对于诗词歌赋，我兴趣很大，在这方面倒是下了不少功夫。我转入国文系之后，别的同学都没有我的基础好，反倒成了尖子。这下子我感觉老师教的那些内容我都会，可以不用学了，贪玩的心更大了。有一次邓之诚先生讲课，我揣着蝈蝈葫芦就进了课堂。在邓先生讲得正兴致勃勃之际，我怀里的蛐蛐响了。邓先生很不高兴，把我赶出了课堂。”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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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2）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按理说，理论应该结合实物来写，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看实物啊？故宫的文物都南迁了，私家的东西，很珍贵，一看我一个毛头小子，也不肯拿给我看。就是连出版的书籍、印刷的图案也很难看到。但是我既然确定了这个题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的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在燕大里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把书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了，司徒也进了集中营，我就回了家。父亲不让出去工作，因为那样就成了汉奸。同时他也认为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让我继续写《中国画论研究》。又用了两年，我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书写完后，父亲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研究这方面的行家，对此很赞赏，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满意，觉得这只是一个材料的罗列，要做好，还应该下个十年八年的功夫，结合实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一直没有拿出来出版。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把书稿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意见，随后出版社告诉我计划出版，但是我觉得还应该修改一下，又要回来了。”
在燕京研究院，王世襄虽然没有完成《中国画论研究》，但是却因此认识了后来与他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袁荃猷。“她那时还在燕京读本科，要编写一本小学美术文化教材，因为燕京没有美术系，她的系主任告诉她：‘研究院有个叫王世襄的研究生正在研究美术，你可以找他给你做导师。’不过，我当时的女朋友并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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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世襄选取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也因为燕京并没有艺术系，所以有人提议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学习，但是由于王世襄过去贪玩儿的“恶名”，这个建议被当时负责哈佛燕京学社的洪业否决了。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把我叫过去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 当时燕园的师生就是这样，很融洽，也不存芥蒂。洪先生把我否决了，还主动告诉我。而我也没有觉得洪先生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3）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没有去成哈佛燕京学社，可是王世襄还是想到国外去学习，他找到了司徒雷登，表达了他的想法：
“当时司徒雷登住在临湖轩，同学们如果想找校长谈话，无需预约也无需通报，很方便就可以见到他。我在燕京研究院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打算到国外去留学，想让司徒给我介绍一个学校并提供奖学金。我到了临湖轩，找到司徒说了我的想法。司徒听了之后说：“好，你准备一份材料，我帮你投递出去试试。”但是对于结果，他却不敢许诺一定能成功。他把我的材料寄给了几个学校，但是后来都没有消息，我出国留学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后来他到南京当了大使我还见过他一次。1946年，南京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我被邀请去作解说员。正好赶上马歇尔去看司徒雷登，我碰到他们说起这个展览，我们同坐一辆车子到了展览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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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闭，王世襄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勉励和监督之下，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但是他还让我出去闯荡。因为我不能在沦陷区任职，又不能在家无所事事。我就到南方去了，经过成都时，在成都复校的燕京要留我做助教。我没有答应，后来又到南迁的故宫，父亲的小学同学马衡先生安排我做秘书，我跟他说：‘我想看看东西。’马先生说：‘那哪能让你看，都在山洞里封着呢。’我觉得做秘书写文案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答应。”
王世襄还曾经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大学问家。在梁思成的引荐下，王世襄见到了傅斯年，傅斯年问他：“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回答说是燕京大学。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当场回绝王世襄：“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在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实际上则是学徒。
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107箱，数量当以万计。”这段经历，后来被王世襄写进了《锦灰堆》二卷（见《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也是这段经历，后来让王世襄吃尽苦头。
1949年8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王世襄回到了北京，进入故宫工作。
“当时故宫还没有成立博物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做研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文物上，玩命地干，没想到落了这样的下场。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埋头问学。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受到致命的打击，有些人就自杀了，有些人则铤而走险舍命反抗。我想这两条路都不能走，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我那时就认定了一个道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还要好好想我能做什么。我有旧学的底子，我能够研究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家具。自己选定了这些题目，认为值得研究，也不等国家给什么任务（那时候国家也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价值），决心埋头狠干三四十年，干出点成绩。
“故宫要成立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把故宫作为皇家博物馆，一切保持原样。但是在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