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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忠诚地守卫着官邸的院子，绝不伤害无辜。吴建民手抚着那条向主人示好的牧羊犬，脑海中又浮现出自己童年那痛心的一幕。然而，他始终没有同他经常打交道的法国人提起这桩往事。
自诩“大文学家”，被老师挖苦了一通/他的更多时间是在新华书店里消磨过去的/“世上只有妈妈好。”/翻译在吴建民记忆里，可不是什么让人肃然起敬的角色/渴望更广阔新奇的世界，不知这其间有没有父亲遗传的成分/1949 年南京解放前后，正是吴建民备考中学的时候。此时的他也不过10 岁的少年，但父亲的斥责，母亲经常对学习好的哥哥的夸奖，对吴建民来说还是起了激励和敦促的作用，他也逐渐比以前更用功一些了，所以他经过努力考进了南京二中。
南京二中是当时南京非常好的中学，老师都是正规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几位给吴建民上过课的老师，后来到大学当了教师。优秀教师的点化，使少年吴建民的兴趣，渐渐转移到学业上来。
上初中了，吴建民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但依旧未脱顽皮。教授地理课的老师，方言口音很重。他是上海大厦大学的毕业生，可带着方言口音说出来，就成了上海“大象”大学。于是，模仿这位老师的口音说话，成了吴建民和同学们课余的乐子。
在做作业时，吴建民也会弄出点小名堂。一次写作文，他在题目下面署了自己的名字，还在前面写了“大文学家”四个字。老师看了，在讲评的时候说：咱们学生中，有个人小小年纪，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就自称大文学家……将吴建民挖苦了一通。
调皮的孩子不安分，不愿意受成人们设定成规的框囿，喜欢搞点超越成规独出心裁的东西，用一个好听的词叫特立独行。这也许就是调皮的孩子成人以后往往比较有出息的缘故，但在少年时却不太讨成人的喜欢，于是许多少年由于成人的长期管束而被磨灭了这种或许原本可贵的潜质。
其实自称大文学家，多少反映了少年内心对文学家洗练优雅的文笔的崇拜和欣赏，也可以视为一种积极向上人生追求的幼稚方式流露。只有当我们对吴建民的人生做长时间审视，才会发现这些幼年即显现的性情所具有的价值，当然这是后话。
吴建民回忆说初中时，文学作品已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当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妹妹，生活境况不是太好，没钱买课外读物，他只能坐到新华书店里，满足他的阅读欲。书店就在离他家不太远的陕西路，走路大约需要10 分钟。又逢暑假，吸引吴建民的已经不光是钓鱼、逮蛐蛐、粘知了、放风筝了，他的更多时间是在新华书店里消磨过去的。
童年的记忆（4）
“穿个裤衩，光着身子，拖个拖鞋，跑进新华书店。找到爱看的书，一1955年高中毕业照，第二排左四为吴建民。
捧就是两个多小时。”
丰富的阅读对作文的构思，对琢磨一些人世间的道理，对文字表达能力的提高，都很有裨益，他写作文的内容就自然而然丰富起来，是阅读培植了他对作文的兴致。
上高中那一年，他的妈妈又怀孕了，不方便每天早上给吴建民烧饭了，他要早晨起来自己生炉子做饭。开始生不着，做不好饭也就没得吃，后来渐渐学会了生炉子做饭，吃饱后高高兴兴地上学。他又一次感受到生活依然继续，还使他体会了凡事要动脑筋，要亲自尝试，而在这之后，就有成功的体验，就有成就的快乐。
生炉子做饭本属寻常小事，但有了如此过程和过程后的琢磨，就有了内容也有了内涵，他在作文时记叙了自己这一过程和感受。语文老师看了，评价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真实生动，还在全班作文讲评时把它当作范文念了。
从自诩“大文学家”挨了挖苦，到真正写出好文章，受到褒奖，这里面也有不少经过思量能从中获益的东西。说得到，做不到，是要遭人耻笑的；而做到了，就会受到赞赏，得到承认。
得到承认，得到鼓励，是处在青春期的孩子莫大的渴望。吴建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位语文老师，他叫朱庆颐，当时是吴建民他们的班主任。是朱老师的鼓励，更激发了吴建民对语文和写作的喜好，并使他因此而终生受益无穷。
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给他们上语文课的情景，他讲过《史记》，讲韩信成大事前忍受胯下之辱，讲荆轲刺秦王的毅然悲壮，“风潇潇兮易水寒……”这个年龄的吴建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人成长的故事，大都来自《史记》，许多人生的道理，也来自《史记》，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用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自《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手笔。而引发吴建民对《史记》兴趣的人，就是朱老师。
随着年龄增长，吴建民好学的动力已经不是父亲的“做人要有本事”，“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而是新的时代倡导的为了祖国的强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读高二时，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已经列在班级前茅，还被推选为学习委员。
除了语文外，高中的物理、化学、数学、外语老师水平也相当高，教学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学生们学起来也很有劲。吴建民一度物理学习比较突出，还当了物理的课代表。
与学业并进的，还有政治。1954 年12 月，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还不到16 岁。在那个时代，对于个体的人生而言，政治上的进步似乎是头等重大的事情。不光当事者自己很看重，周围的人也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吴建民向父亲提出要一点钱，买一点糖果、瓜子什么的，让同学与他一起分享政治进步的喜悦，但父亲很干脆地拒绝了。那时吴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除了“参干”的哥哥外，家里还有五个孩子，一家唯凭父亲操持旧货店小生意的蝇头小利供养。但当时的吴建民还体谅不到父亲的苦衷，他甚至错怪父亲对自己成长过于淡漠，伤心地哭了。直到几年后，他更成熟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错觉。
是母亲悄悄地塞给了他几个钱，最终没有让他在精神喜悦的时刻，因为物质的匮欠而留下遗憾。在孩子的眼里，母亲是最靠得住的，怪不得歌也是这么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1955 年，高三也读完了，面临高考要填志愿，要考虑将来到底做什么了，可16 岁的吴建民显然还没有心理准备，还没有成熟的思考。
拿着五花八门的大学介绍，他看着哪个都觉得新鲜有吸引力。
矿业学院好啊，一辈子都在野外跑，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好！地质学院也不错，祖国需要石油啊，他还记得父亲的汽车没有油时，改造成烧木炭的情景。学林业也很好啊，出没在大森林里……一切都那么浪漫，想入非非是青春的权力。
因为自己的物理也不错，吴建民还想过在物理学方面更上层楼。他通过阅读一些人物传记，了解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感知到物理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最知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物理系，他又把北大、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升学志向。
那个时候，有些大学是优先招生的，如国防方面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另外有一批被选拔去苏联留学的，也提前被招到了留苏预备部。而吴建民则刚刚把复习的侧重转向物理。
有一天，班主任朱老师在路上碰到吴建民，在问了他关于报考的想法后，建议他填报北京外国语学院。朱老师分析说：你各门功课都好，成绩比较均衡，特别是老师还说到吴建民的长相和仪表，认为他如果学好了外语适合搞外交。最后，朱老师好像是经过深思似的加重了语气：“你就填这个学校吧。”
但吴建民对老师给他指的这条路并不那么情愿，学外文也就是当当翻译而已，可翻译在他的记忆里，并不是什么让人肃然起敬的角色。相反过去在电影里看得比较多的是日本翻译官，除了给人拎皮包，更多的是为虎作伥的形象，想到这就不免要皱眉头。
然而，在吴建民心目中，朱老师又是位很有威信的老师。既然朱老师这么认为，自己似乎应该听从。自己已经是团员了，要服从组织，听老师的话，没什么价钱好讲，就这么定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定，定的不止是他的大学，而是他的人生。
复习又从学物理转向了学文，这种不断的转换，显然是不易在考试中体现出最佳水准的，当年究竟考了多少分他早已没了印象。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说明考试的成绩还不错。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吴建民的心就飞了。家太小了，南京也有点憋屈了，他渴望更广阔更新奇的世界。不知道这其间有没有父亲的遗传影响，父亲在去国赴葡萄牙的时候，年纪比他现在也大不了太多。
1955年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离家前与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对他的离去，母亲有些伤感，因为两年前，哥哥吴建国因为“参干”走了，到了一个家人许久都不知晓的地方，上了军事干部学校。妈妈由于过度思念，几度产生了幻觉，半夜醒来，仿佛听到长子“妈妈！
妈妈！”的呼唤，就爬起来开门，可开了门却发现门外什么人也没有。
好容易对家里没有老大适应了，老二又要远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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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谈恋爱的条件（1）
他依然清晰记得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的情景/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他没有谈恋爱的条件/在吴建民打点北上行装的一天，母亲跟他说：“二卡，你快走了，想吃点什么？”改善一顿伙食，是农耕社会遗传下来的平民表达深情的方式，母亲以这种传统方式，寄托了对远行儿子的深深挂牵。
由于生活境况一直不是太好，平日欠缺荤腥的吴建民对母亲说：“我想吃牛肉……”
维持生计是成人们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上火车那天，为吴建民送行的是大弟弟和大妹妹，他们把二哥送到了汽车站。分手的时候好好的，但吴建民后来听家人说，回家后弟弟、妹妹都哭了。
独自扛着行李铺盖，吴建民登上北行的火车。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从南京站刚一出来就进了码头，然后分节上轮船，要轮渡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才能再回到铁轨上。火车在港口上轮船，要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吴建民在月台上踱来踱去，毕竟是16 岁的少年，第一回离开父母亲人，离开熟悉的家，一种从未体会的离情别绪，一点一点笼罩住心头，以至于怅然若失。在接到通知书后、在初登火车时曾经闪过的投身更广阔世界的激越，刹那间竟荡然无存。
吴建民说：“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在月台上来回踱第二章步的情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人刘方平那首离别诗所勾勒的离别景观与人内心辗转低徊交相浸润的难忘画面：“华亭霁色满今朝，云里樯竿去远遥。莫怪山前深复浅，清淮一日两回潮。”
在赴北京前，吴建民曾给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哥哥已经从四川江津防化学校，升入在北京的防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