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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大炼钢铁开始了，学校停课一周，向我们做了动员。
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收集废钢铁，因为已经有人在我们之前收集过，我们没找到多少，只好各自回家找。奶奶告诉我，家里的废钢铁已经全部让别的学生拿走了。我急了，怕完不成任务，奶奶就把用来固定竹箱子的铁条取下来，又找了些废钉子给我。
爷爷听见我们在敲什么东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走过来问我们。奶奶告诉他：“有德他们学校要收集废钢铁来炼钢。”爷爷看了看我们取下来的铁条和废钉子就笑起来说：“这样的东西，你们也能炼出钢来？”
我一下子脸就红起来，赶快跑出了门，心想：老师说可以，为什么爷爷说不可以？老师说的总是有道理，否则怎么能当老师？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造起“小炼钢炉”，炼起钢来。我们用三块耐火砖，上面支上一个小小的耐火锅，这就是我们的“小炼钢炉”。据说是一个清华教师发明的，称为“简易炼钢炉”。然后我们将到处找到的废钢铁放在里面烧，过了一会废钢铁烧红了，就用火钳夹出来，用锤子锤成铁饼，这就是“钢”。我觉得奇怪，这种炼钢怎么一点不像电影里的那种炼钢方法。
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一定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现在想一想，我们当时真的太幼稚，用这样的方法炼钢，我们还真以为是为年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做贡献。
这天我从学校回来，爷爷问起我们炼钢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炼钢炉和同学们的情况。爷爷问：“那你们还上不上课？”我说：“我们已经不上课了。学校说我们停课一周炼钢。”
爷爷大为不解地说：“你们学生不好好学习，去炼什么钢铁！你们学习好了，将来不知道要多炼多少钢铁！国家钢铁工业再不行，也不能关了学校去炼钢，这会造成多少损失。”
他停了一会又说：“让你们学生锻炼一下，了解了解工业情况，这也还可以理解。让研究所停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也去炼钢铁，我就不理解了。”
我这才知道，科学院也停下工作，去炼钢了。根据学校里讲的，我回答爷爷说：“这是为了让我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很大距离，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也有很大距离。现在要缩小这个差别，就要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工农群众学习文化。”
爷爷开始有点不高兴了：“那总得有社会分工，照你说的，全国人民都去炼钢，那么其他工作由谁来做呢？国家怎么能前进呢？我们怎么能赶上先进国家？”
“我们校长做报告说，我们要十五年赶上英法。”
“我只会讲实话，赶上英法我看还差得远呢！要努力奋斗才行。如果大家都去大炼钢铁，没有人搞研究，研究更新的成果，那么多少年后，外国更先进了，我们就更难赶上了。”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0）
我听爷爷的话也有道理，但是校长总不会错的。爷爷大概是“老思想”、“老顽固”，我也辩不过他，心里不服气，只是不吭声罢了。
几天后，我在将废钢铁打成碎块时，不注意，小铁片飞溅起来，把我的头弄破了，眼睫毛的地方出了血，弄得满面是血，同学们立刻送我去校医室包扎。因伤口太大，仍在流血，于是校医又用自行车推我去清华大学的校医室，缝了几针，才止住血。
同学们送我回到家。奶奶一看我整个头都包了起来，不知伤有多重，就责备我的同学。这几个同学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奶奶又听说没有打破伤风的预防针，就带我去海淀医院打破伤风的预防针。爷爷等我们回来后说：“你们学生不上学是不务正业。你们不学习，不懂科学，将来怎么能参加建设？”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心里想爷爷真是个“老顽固”。
休息了两天，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参加大炼钢铁，伤还没好，我就赶回学校。回到学校，操场上的用三块耐火砖搭成的“小炼钢炉”已经拆了。听说上面制止我们盲干，因为有的同学将家里的炒菜锅拿出来炼钢，有的同学把工厂的零件当做废钢铁，有的同学还去拿炼钢厂的原料来炼钢……这样反而浪费了不少的钢铁。“小炼钢炉”拆除后，我们把收集的废钢铁统统送到清华大学的校办工厂，由他们去炼钢。清华附中还请了清华大学炼钢专业的学生给我们讲在工业上如何炼钢，还让我们参观他们比较现代的小炼钢炉。这个小炼钢炉果然和我们的“小炼钢炉”大不一样，至少像电影里的炼钢炉，只不过小一点。学校停止了炼钢，重新开始上课。
爷爷听我讲了这些情况，说：“这回你们该上课了。你看你们浪费了多少时间！”爷爷对我说：“辛亥革命时，我和同学们剪了长辫子，我们以为是革命了，其实还差得很远。我们经过了多少朝代，走了多少国家，才明白一个国家要强大，它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做基础，还需要一支质量高并有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队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科学家跑到了美国，这些科学家为美国的强大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从德国得到了不少科学家，并高薪聘请了外国的科学家。这说明科学的重要。”
爷爷的不理解，代表了当时由国外回来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想法，政府也了解他们的思想。在一次大会上，周总理就对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说：“你们来去自由。如果你们愿意回国，我们欢迎。如果你们不习惯要走，我们不阻挡。你们出了国还可以再回来为祖国工作。”
但不管怎么样，爷爷没有走，仍然相信自己没有选错道路，他正确地选择了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的道路。他在文章里写道：“（共产）党企求建设的新社会确实是使人民可以得到幸福的理想社会。我入国门后备受照顾，使我深觉祖国怀抱的温暖，直到现在，我安定地、愉快地工作着。”爷爷也中肯地提出：“以我六亿余人口的大国，还应有更壮大的队伍，更全面的发展，更著光芒的成就。因此，我认为积极培养干部，广罗专才，仍是今日急务。”
爷爷一方面批评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努力使自己融入社会，而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社会隔绝，自我清高，他虚心地向周围的人请教。他的子女、他的学生和数学所的领导都是他的老师，他也坦率地讲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1）
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不炼钢我们就去支农。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时，附中旁边是海淀公社成府大队。根据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政社合一的组织。我们学校参加了海淀公社，就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行了入社仪式。公社将学校围墙外面的菜地给我们种，并且派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指导我们。我们家里的饭桌上也不时出现我们种的菜。对此，奶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可以吃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我原以为爷爷会反对我们种菜，谁知爷爷对我们种菜并不反对，他说：“课外参加一点劳动，我不反对，这样你们一方面可以换换脑筋，学点农业知识，另一方面还可以了解农家种田的辛苦。”他还说：“我们家的祖辈也是种田人，不要忘了老本。”
参加了公社后，我们在清华的大礼堂和大学生们一起听报告。报告的人告诉我们，公社化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用不了二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作为十二三岁的初中生，那些深奥的理论，我们也听不懂。我的脑子里有许多疑问：“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于是我问老师。
老师答复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那么资本主义呢？”
“资本主义是按各人的金钱分配。”
回家以后，我把听来的讲给爷爷听，他觉得不现实。
“是否每个人都能各尽所能？有的人天生就懒惰，不愿工作。另外，是否每个人都能按需拿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拿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其他需要的人就没有了。还有，如果只有三辆自行车，而有十个人需要，你怎么办？怎么分配？这还相当复杂。”
奶奶也说：“像我们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需要的东西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是不是也要平分？”
我不吭声，因为我也不懂，但是心想听老师的话总是没有错的。
1958年暑假，我参加了公社地图的测绘工作。公社对我们说，由于公社发展很快，没有平面图，许多工作有困难，所以需要测绘整个公社的平面图。我回家后讲给爷爷听，爷爷很感兴趣，给我讲几何，如何测绘。但是最后公社让我做的工作只不过是扶测量杆，也没有像原来说的，让我们画公社平面图。我感到失望，爷爷也有点失望。
一天，有同学来告诉我，学校让我们返校。原来学校接到通知，要我们“除四害”，其中的一害就是小麻雀，因为它们吃粮食。据说某科学家说小麻雀在连续飞二十四小时后，会累死。于是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摇旗或者摇红色的东西，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让它们全部累死。
我们的任务是看住清华的一个花园，不让一只小麻雀停在我们负责的地段。据说这是全国统一行动，连续作战三天，让全国的麻雀一起死亡。我觉得很有意思，忠心耿耿地执行自己的任务。谁知整整三天也没见一只小麻雀的影子。倒是我们在一起乱跑乱喊，像玩游戏一样地度过了三天。
回到家里，见奶奶把我的红领巾捆绑在一根棍子上，伸出窗口摇几下又炒炒菜，我连忙跑过去，将红领巾取下来，一面埋怨奶奶不该用红领巾来做旗子。奶奶说居民委员会让大家摇红色的东西以防小麻雀停在居民区，她找不到红色的东西，只好用红领巾来做旗子。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12）
爷爷听我们在争论，就过来说奶奶：“你怎么也做这些小孩子的事？你们认为你们真的能这样消灭麻雀？”奶奶又解释一遍，说是居民委员会让她做的。
爷爷说：“西方国家还保护鸟类。这样消灭麻雀，太残忍了。”
后来爸爸从云南来北京出差，讲到“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时，他告诉我们：“云南也和北京一样，到处摇旗，呐喊，敲打器械，发出声响，使小麻雀不能停下来。”
爷爷关心地问：“那么没有麻雀了？”
爸爸说：“当我们出差到滇南时，路过原始森林，惊动了那里的鸟类。突然间黑压压的一片，麻雀飞上了天，好像全部麻雀都藏到了那里一样。”
爷爷高兴地笑起来，好像是对所有的人说：“那你们还是没有把麻雀消灭掉。麻雀还是比人厉害。”
爸爸接着说：“那次全国统一行动消灭麻雀后，当年全国的虫害特别大。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对一百只麻雀进行解剖，发现多数麻雀的肚里是虫子，只有少数麻雀的肚里是粮食。于是中央有结论说麻雀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并将麻雀列为益鸟，给麻雀‘*’了。”
爸爸的话是真的，虽然我们学校没有正式给我们传达“给麻雀*”一事，但是以后我们的“除四害”活动就把麻雀除外，代替麻雀的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