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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根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所有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六岁。”
“好。再过十二年，等你满十八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钩！”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六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一百年，很长了。一百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袭。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候的笔画。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个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八岁男孩给六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义。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诉同学，我早就有未婚夫了，他的名字，叫张国力。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他到过许多地方，会很多本领，会讲故事，会打架，战无不胜，他说的话，一定算数。
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1）
可是现在，已经十七年过去了，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
蜡烛的泪已经滴干，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熄灭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他的样子，像张国力吗？长大的张国力，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
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睡着了。
再见到小李时，他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那两位女经理呀。有缘吧？难缠吧？”
“的确让我见识匪浅。”我笑，又忍不住勾起心事来，“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和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好像早就认识似的。”
“成语里管这种交情有个现成的形容，叫做‘一见如故’。”
“不，不是‘如’故。”我摇头，“根本就是故旧重逢，我可以清楚地说出她们的某些特征，比如宋词是左撇子，而元歌喜吃甜食。我坚信她们就是我梦里的人，或者，是前世相识。”
“你们女孩子就是喜欢故弄玄虚。动不动就是什么梦中人呀，前世今生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小李不经意地笑，“不就是名字相似吗？巧合罢了。”
我不服气：“你听说过这样的巧合？”
“怎么没有？告诉你一个真实故事：小学时，我的同桌姓戴，叫戴小军。”
“没什么特别呀。标准大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的名字。”
“听我说完——有一次我们交表格，我无意中看到他父母姓名那一栏，父亲叫做庶本，就是‘以庶民为本’那两个字；而母亲姓于，叫文淑，就是……”
“文静娴淑对不对？这也没什么特别。”
小李的眼睛充满笑意：“这样分开来念当然没什么特别，可是你连在一起读读试试。”
“戴……庶本、于文淑……”我忽然醒悟，爆笑出来，“代数本、语文书！天哪！”
“你说巧不巧？”
“都不像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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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真万确，编都编不出来这样的巧事。最好笑的是，他父母做夫妻几十年都没发现这一点，还是被我无意中叫破的。”
“天哪！”除了叫天，我已经不会说别的。
“所以，生活中无奇不有，只不过，你看别人会觉得那是巧合，发生在自己身上，就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盲目自大起来。”小李胜利地摊一摊手，“其实，把巧合简单地看做巧合，就什么事也没有。”
听他这样说，又好像没有道理。我笑了：“今天来找我，安排了什么好节目？”
“游长城如何？或者去康熙草原骑马？”
“太远了，”我犹豫，“好辛苦，有没有近一点儿的地方。”
“那么，爬香山？”
“香山？不是说秋天的香山才好看吗？现在又没有红叶。”
“谁说香山只能在秋天看？”小李颇维护北京旅游业的声誉，“香山是属于四季美的那种，只不过满山红叶时更壮观而已。但是绿叶如荫的香山也很美呀，而且山下还有雕楼，有团城旧迹，有卧佛寺，有黄叶村，有曹雪芹故居……”
“曹雪芹故居？”我立即来了精神。“我要去曹雪芹故居。”
曹雪芹故居在黄叶村。
黄叶村在香山脚下。
香山在北京城的西北角。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濒临闭馆，空气中有种苍茫的意味，总仿佛在催促：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小李还在买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踮起脚尖往园子里望，甬道上有个人影一闪，十分眼熟。他是……
哦，他是那天送我画报还帮我付车资的那个青年！我忍不住叫起来：“哎，你！”一边急追过去。
可是，看门人拦住了我：“你的票？”
“我的票？”我大窘，“正在买呢。”
好在小李及时举着票来救了我的驾，看门人还是给了我一个老大白眼：“买了票再进嘛，急什么？就差那么几分钟？”
我顾不得回话，拉着小李就往里跑，可是，庭院里草木稀疏，人迹杂沓，哪里还有那青年的身影。
小李问：“你刚才喊谁呢？”
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2）
“一个男人。”
“你梦里那个？”
“胡说。”我瞪小李一眼，“是在北京才认识的，还不知道名字呢。”
“他是欠了你钱还是长得特别英俊，让你唐大小姐这样紧张？”小李继续打趣。
我有些怅怅地：“他没有欠我钱，倒是我欠了他的。”
同那青年的失之交臂，让我突然发现，原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美好深刻，原来，我一直很希望再见到他。
我在人群中东张西望，脚下颇有点不知所之。小李抱怨：“你根本没心思参观，你是在找人。”我不禁抱歉：“不不，我很想好好参观一下曹雪芹故居的，想了好久了。”忙收拢心神，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庭院建筑，条幅楹联上，又特意到曹雪芹像前行了礼。
我不是一个拜神主义者，也没有什么偶像，但是，对曹雪芹，我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敬仰、崇拜，视为神祉。从小到大，《红楼梦》看了无数遍，总是忍不住想入非非，怎么可以梦游大观园，同曹雪芹长谈一次，让他告诉我后四十回的真正结局呢？那种想法，常常令我心痒难挠，辗转反侧。
然而；当真踏进所谓的曹雪芹故居时；却不知为什么；让我忽然有种距离感；不真实感。这里真的是我心中的大师曹雪芹曾经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吗？他就在这里“批阅十年，增删五次”，将《石头记》最后完成至《红楼梦》？如果他住在这里，那么“脂砚斋”又在哪里？《红楼梦》的后四十回遗失了，若是将此地掘地三尺，会不会意外发掘出一份精心保存的原稿？会不会；一百年前；曹雪芹在最后完成了《红楼梦》的著述之后，将它密密装裹，用一个极妥善的办法收藏在不朽的瓮里，像妙玉贮雪水那样，用一个“鬼脸儿青”把书稿藏了埋在地下。然后，他再故意将其他的散稿收回销毁，让《红楼梦》永远残缺，同所有的世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会不会呢？
正自神游天外浮想联翩，身后传来轻轻的吟诵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