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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望见井冈山巍峨的身影，已耗时一个月。那是滴水成冰的日子，高海拔的井冈山上的盘山公路更是覆盖了一层油光发亮的冰面，虽然路面宽阔，却步履艰难，一不小心就人仰马翻，没等这一个爬起来，那一个又摔倒了；刚爬起来还没迈步，接着又摔倒了，我们九个人在那结冰的路面上常常铺了一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角还挂着泪花，却人人一脸的笑。无奈，我们只有“四脚”爬行。这就是长征之苦么？这就是革命之难么？今日得以体验了。
我们终于“爬”到了黄洋界。这里是当年红军抵挡敌军的险隘天堑，是如今这盘山公路的制高点，是上岭下坡的分水岭，也是凛冽寒风的风口浪尖。巍峨高大的黄洋界烈士纪念碑就在这里迎风屹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我想起毛主席的诗句，似乎听到了当年红军“五次反围剿”与敌军浴血奋战的喊杀声。我们此次仿效“长征”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学习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我的幻觉使我眼前浮现出红军反围剿的艰难作战场面，我对纪念碑下长眠的革命烈士肃然起敬。我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不顾落在了队伍的后面，解开背包，拿出纸和笔，顶着刺骨寒风，认真地想把这崔巍的烈士纪念碑写生下来。同伴们走远了，我顾不着，同伴们在远处呼唤了，我顾不着，手冻僵硬了，我顾不着，浑身冻得在颤抖，我也顾不着。我的心潮难平，为先烈的英勇而感动；我也心生痛恨，为自己生不逢时的碌碌无为而悔恨。我这么仰慕烈士，我这么向往革命，为什么还不够资格入团？连当“红卫兵”也没有资格呢？全是自己那个“中农”成分的错。如果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如果我也战死在黄洋界上，如果我也是这墓碑里的一位，我也就不必背着“中农”的沉重思想包袱了。此时此刻，如果有革命需要献身，我一定不会吝啬自己的躯体……
井冈山的中心地——茨坪，一个山中小盆地，真是热闹非凡。到这来“串联”的学生真不少，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的，中学的，年龄大的，年龄小的，恐怕还有小学生，男的，女的。来到这里，方知因冰冻已经“封山”，我们是徒步上山的，所以并不知道封山的消息，难怪一路上没有见到一辆机动车经过。成千上万的“长征大军”被封锁在山上这个小小的茨坪盆地，使我们这些革命者转眼成了寄生虫和没有教养的骚乱者。一个小小的房间挤住着一二十人，吃饭也成了大问题，那简直是在抢啊。偌大一甑饭，两三分钟就被一抢而空，一天到晚都在开饭，饭钱没人交也没人收，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就不错了，常有直升飞机向山上运送物资，使我们感到，我们仍然是国家的佼佼者。
我以为自己被融进了这个革命的大集体，感到正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我们整天忙着抢饭吃，埋怨伙食，不守纪律，牢骚满腹。谁也没有再想红军反围剿，更没有想象从大雪里“突围”出去。偶尔也能被传单消息激动于心，诸如“中央*小组××同志重要讲话，中央*领导小组对党内走资派×××的处理意见，×××造反兵团又揪出了历史反革命×××，×××是叛徒、特务”等等，等等。听到这样的消息，让我们忧心如焚，嗳，国家呀，没有我们这些革命者，没有这场大革命，怎么得了？怎能保证您不变颜色？
饭厅门口，每天都有许多大字报，其中一张引起我们的注意。标题是《我们为什么不步行长征了？》，文中说：
“……可以计算一下，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里呀，如果平均每天步行六十里，得花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当中，那些‘牛鬼蛇神’在干什么？还有那些隐藏得更深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定时炸弹’谁去深挖？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磨刀霍霍，我们却在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步行。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革命者的革命意志无端耗费掉的险恶用心啊，是一大阴谋……我们不中他们的阴谋诡计了，我们必须加速长征，早日到达北京！坐汽车去！爬火车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天安门再见。”
这说法不错嘛，当初是谁提出来步行长征的？我们怎么就没人去想一想、算一算，长征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原来，我们被人把我们的革命热情用去走路自己还不知道呢，真是敌人用心险恶耶。好呢，我们也坐汽车去！爬火车去哟……
乘汽车，不买票，乘火车，也不买票。途中都有“红卫兵串联接待站”，睡觉吃饭都不要钱。不是不要钱，是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革命立场最坚定的阶级嘛，没有钱难道就不革命了吗？那么给写个地址签上名行吗？行。大概这钱还是要还的，等革命成功了。就这样，几天的餐票拿到手了，住宿也给安排好了。到了火车站，还能把火车票写个地址签个名领出来吗？硬着头皮试试吧。嘿，运气不错，人家还热情地送上一杯热开水，客气得不得了。这年头，“红卫兵”挺吃香，其实，谁知道我们几个还是“冒牌货”呢。
“你们要到哪儿？”服务员亲昵地问。
“到遵义。”
“不行吧？你们的介绍信是湖南的，只能往回走，到韶山行吗？”
“什么？”我们不解地问，“我们是出来‘串联’的，你们却要我们往回走？”
服务员耐心地解释说：“中央有指示，各路的学生都要回去，只能给回程票。”
“好吧，九张韶山票。”
“喂，战友们，你们是湖南的？”一口四川话。
“是呀。”
“我提议，我们把票对换一下，我们有重庆票十二张，也到遵义。”
“好主意，”我们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可是我们只有九个人九张票呀？”
人家迟疑了一下，还是拍板了：“九张就九张吧，只差三张了，再想办法，不行，去混一混也不难了。”
火车站真是人山人海呀。一色的背包学生。草绿色是“时代色”，很多都是穿旧军装的，就因为那是草绿色。太多人的旧军装并不合身，可那没关系，只要是那颜色就行。当然，军装只有真品才叫棒，就是上衣口袋的反面印有红色方格章的，纽扣上有“八一”字样的，若是用同颜色布料仿制的就差远了。人家不看新旧程度如何，就看是否真品，哪怕生了毛的？补了丁的？合身不合身的？才不管，只要有人能弄到一身旧军装，就会立刻引来众多嫉妒的目光。毕竟弄到真军装的少，穿仿制品的多，因此，那人山人海的灰蒙蒙一片里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草绿，间或夹杂着红旗织红袖章的鲜红……
车站广场、候车室、站内月台，满满地都充斥着这种颜色，从进站天桥的高处看，就像一方方散落了许多树叶和花瓣的很陈旧很破烂的地毯，然而，却是很壮观的、很耐看的、很激动人心的、前所未有的、这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未曾见到过的那种场面。
挤火车并不难，尽管是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背包，那么多的红旗。车门敞开着，车窗也敞开着，随便你从哪儿上车都行，没人说你不文明，没人说你没教养，没人说你不雅观，也没人说谁挤着了谁。上车没有座位也不重要，只要挤上了车，总会被带到目的地。整个车厢，哪儿是座位，哪儿是过道，哪儿是茶几，哪儿是行李架，哪儿是洗嗽间，哪儿是厕所，甚至，车门在哪儿，车窗在哪儿，都无法分得清楚。车厢里，只要有空间就有人。这时候，让我联想起家乡过年杀了猪的人家罐香肠，这会，一节节车厢恰似一节节人肉的香肠。
这就是我们的队伍，这就是我们的长征，在雄心勃勃以后打了折扣的长征，不能说没有亵渎“二万五千里长征”称号的长征。
我们企图去延安的途中，被接待站竭力劝阻前行，回到学校，已历时一个月零二十九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9 我参加的实弹战争
我们“载誉而归”，却见学校一副满目疮痍的景象。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把学校闹腾得天翻地覆，从“文斗”转向了“武斗”。我们的寝室被洗劫了，被褥被扔在潮湿的地上，装书和衣服的木箱被砸得粉碎，满地是书和杂物。我有几件稍微看得起眼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包括表哥送给我做纪念的那套高级圆规和从父亲的书堆里淘出来的那本原本唐诗。
戴上了红色袖章的同学，在学校里分别组织了两个红色的革命组织。他们号称自己是“红五类”，并且高喊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口号，以炫耀他们组织的纯洁。然而，两个组织之间，为了一些分歧的意见势不两立，从互相攻击到打斗起来。课，是再也无法上了。
我的被激怒的情绪，更增强了我为革命誓死的决心，但我为此感到了人生的悲观和彷徨。我一个热血青年，怀了满腔的革命热情，在革命需要大批的革命者起来为之奋斗的时候，却找不到参加革命的道路了。
那天，获知将有更强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的学校，另一个“造反派”和我们学校的“造反派”要展开“武斗”。我报名参加了护校行动。我们把整教室的课桌堵住铁栅栏大门，用铁丝把铁门一道道扭牢，然后，手拉着手，严阵以待。果然，朝学校气势汹汹地涌来许多人，他们从铁栅栏外伸进木棒把课桌椅用力推倒，用钳子剪断铁丝。眼看这道防线即将被冲破，我们蜂拥而上奋力守卫铁门，准备展开肉搏，可是，迎来的是雨点般的木棒和砖块，我刚冲到门口就被打倒。我们的学校又一次遭到洗劫。
我苏醒的时候已经躺在了医院，头裹着绷带。许多同学守护在病床边，几个女生发出哭泣的声音。
或许我随从的这个红色组织的“司令部”研究了我的挨打，为表彰我的“英勇”决定吸收我成为一名正式战士，在病床上把一个鲜红的袖章庄严地套在我手臂上。我终于也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卫兵”战士了，为此，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终于用自己对革命的诚心赢得了革命的信任。同时，我被决定由大家抬着在大街上做一次示威*。我躺在担架上，仰面望着空旷的天空，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思维来思考这件事，但我清楚的有一种自律，就是决不看那些路人投向我评论我的眼光。
事情到了更加疯狂的程度，或许应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武斗”升级了，两派都拿起了枪，这场本来是没有硝烟的战斗却已经布上了战火的烟云。
这是初秋的一个夜晚，我奉命同五个人守卫学校东北面的一角，并且配给一支“三八”步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