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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诗随着胡适这少负盛名的大学者来到中国。起初也罢，至少有押韵。渐渐的章法全无，诗自由得如散文。却比散文嚣张，全然一副爱怎么断就怎么断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俺然是胡适之宣扬的“自由主义”风范。中国五四以来在其大破大立之下是政治倒没怎么自由，文化却自由得过了。白话文不用典新诗不用韵不用对偶等早已把中国文学之优点全然抛弃。为大众而大众。别说大众并不明白新诗，事实上大众也不太明白白话文的，懂的还是懂，不懂的依旧不懂。今，我看是新诗比古诗难懂。主张文学大众化的适之先生真就爱大众吗？我们并没看到国民党时代他为人民做过什么，做为学者他成功了，但是做为文人他并不像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虽然我们不要求如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这样的文人都像鲁迅老舍，但至少我们可以说胡的新文化运动不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而不过是因为其国学不如西学，古文不如白话使然。再纵观其一生都是挑便宜事做，各种地方留一脚，开风气之脚，深入的东西留给别人做，只是在那样真空的时代，他的出现是适时的。也难怪人家就叫胡适吗！胡乱都能适。
中国的新诗传教士胡开了风气，写了几首幼稚却还算规矩的新诗后便又转行了。符合他的一贯之风。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紧接着刘半农，闻一多，冰心，徐志摩便来深入研究所谓的新诗。紧接着由于新由于他们的顺时代潮流，他们成名了。闻一多的诗学是严谨的，刘半农的诗还算有点趣儿。至于徐大才子*的名气虽没盖过其诗名至少也旗鼓相当了，且号称“中国的雪莱”。此批新诗人有些古诗底蕴，写起新诗还是很小心的，探索者都是如此。他们的新诗还是有点味道的，虽然也不乏模仿外国的许多幼稚病，却也还凑和者。
第一传教士都是有点真才实学的，故而写的东西跑得不远。然而传着传着流派多了，见解多了，风格也多了。傻子文盲疯子乞丐都抢起诗人这个饭碗混饭吃了，群魔始乱舞。反正大家都不懂，又没什么所谓的新诗权威。大不懂与小不懂混成一个圈子，并自信的标榜起我是哪一派的哪一疯格的。什么朦胧，下半身，死亡诗派就异军突起。诗林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些诗人们开始自娱自乐起来，反正看不懂的皆俗人。我倒觉得为了怕自己被认为俗，在那装着懂新诗那才叫俗。然后时不时的来个诗人聚会，诗朗诵会，来个诗歌大赛的诗歌颁奖。这样倒也惬意。只是偶尔有些俗人却看不惯这批更俗的神经病。故而他们会发表一些言论。此时艺术家的冲动便暴发了。行为艺术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这就奇怪了，诗人该用诗来当武器才对啊？怎么？因为诗太高雅了，常人看不懂，所以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此时自尊心极强的他们便祼奔啦，自杀啦，卖诗啦。不断的中国制造，不断的用新闻来反击。也的确他们达到效果了，在这个娱乐的年代，他们自我炒作成功了。大家终于知道了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团体都住在精神病院。一阵笑声过后，大家依旧各过各的。
八十年代的那批海子， 顾城 ，北岛，骆一禾是以一种对诗的热爱，把诗当作生命。固而从海子的诗中还可以看到一丝对生活的热爱。但诗人这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往往修复不了自己的心灵就消逝了。海子卧轨了，顾城也过得不好。新诗对人是一种摧残，或许我们更需要一个像海子般的大学生健康的活着而不需要一首《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如果没有这首名诗留着，又有谁会去记起一个自杀的诗人呢！为新诗的信仰而活，这种信仰是一种热爱。或许海子那时明白了新诗是一种宗教，所以他以死成就自己成为中国新诗的崇高信徒。只是新诗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不值。
而今，残留下的新诗余孽们。或许有的有信仰，有的已没。更多的是为混碗饭吃。当新诗成为职业它就已经死了。而事实上它从没活过。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它只是一个宗教，一群疯狂而自恋的人意淫出来的宗教。
新诗是一种宗教。更多的时候迷信的成份多了，神化的东西多了，曾经的诗人成了教宗。宗教只是种信仰，别太执著。执著如海子不好。奇怪的是宗教拿来混饭吃，让我想到处长级的和尚一样。毫无道理。
垂钓一份“平衡”
“人类生而自由平等，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一切的主人，却往往是一切的奴隶。”
——让雅克卢梭
昔人庄周曾垂钓于江边，有一国两使者以礼请其出而为相，然而其宁自由而不愿与有百年之寿的神龟同，居庙堂之高，不如放浪于四海。庄周垂钓，钓的是一份情怀。
这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情怀。而在此之前以辅佐周王而后封地于齐名扬古今的吕尚，亦是一擅钓之人。其人之奇，天下难得。于古稀之年而入仕，常年垂钓于溪边，享受“愿者上钩”之乐趣。想必其钓的是一份“取舍”。
及至今，昔人已逝，厚今薄古的我们又将垂钓什么呢？抑或是推而广之，今之人类将垂钓何物？又将以何为饵？
我想这一份垂钓不应是愿者上钩的“神钓”，而该是现实的、主动地一种觅寻。
垂钓一份真正的平等、自由、独立，以达天下大治，人心乃至一家、一国、一宇宙之平衡。而目的应为手段服务，因此我们需以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为饵。
梁任公曾道：“变者，天下之公理。”而为何变，是我们为何要钓此物所应深知的。所谓“不平则鸣”应是变之主因。
“概物不平则鸣，水之无声，风挠之使之鸣，”此为韩退之早于一千多年前呐喊于《送孟东野序中》。及至十七世纪西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社会一经产生，人类便不再怯懦，由此产生不平等，不平等产生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胜利，胜利的目的在于征服，征服的目的在于保全。”由此可见，一切呐喊，一切战争之根源皆来自不平等，故而中西两名家之言，大有殊途同归之感。
人类之不平等，由来已久。原始之自然状态后，此后的历史大可称为一部“不平史”。中国历代有朝而无国，故而朝代更迭，国家依在，只是三皇五帝尧舜后，从大禹禅让起，中国人民便开始了几千年惨淡的“奴隶史”。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由春秋战国及至后来的秦汉唐宋元明清，革命的、反革命的大抵是一批不平则鸣之人。不平则鸣者或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或名留青史。那些不平又不鸣之人就只能世代为奴。天怪乎，马基雅维利说：“有些人天生就是统治者，有些人天生就是被统治者。”封建的专制政体，没有平等自由可言，有的只有“恐怖”，而“恐怖”正是专制政体的推动力。有恐怖就有服从。“为了自由而服从是对的，然而如果打破服从就更对了。”想必那时的中国人是听不到卢梭的这句话了。然而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还是诞生了一批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人，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洪秀全，李自成等。可当这批人成为新的统治者后，他们“平”了，但又有一大批人为不平而鸣了。一人之天下是永远难平的。此道理及至欧洲人铁蹄踏上中国后，如桃花源人不知有汉般的中国人才醒悟，“专制政体是不平等之源”。
中国两千多年因专制而导致的不平等，不知使多少人吟诵着南唐后主李从嘉的“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然而西方呢？
西方文明源自古希腊、罗马等。希腊之众神并未能保佑希腊人民之自由平等，罗马之法律亦不能。从斯巴达的培育军事强人可知那时之西方诸国与*秋战国并无二样。春秋战国中国有百家争鸣，以学术喊出不平之声；而希腊亦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徒的思辨。不仅如此还有如亚历山大、拿破仑、俾斯麦等大政治军事家。哲人之不平以笔为刀枪，警示千古。政治军事家之不平，便是尸横遍野；“白骨露于野，万里无鸡鸣。”一片铁蹄踏过不平也得平。然而依旧还是不平。雅典的*处死了苏格拉底，罗马的抽签、投票制以及护民官制依旧没能挽救罗马的灭亡。故而，共和政体最终取代了君主政体、专制政体、贵族政体而遍布世界各地。
共和政体以道德为推动力，君主政体以荣誉为推动力，而专制政体只能以恐怖为推动力，而共和制为何依旧没能让我们看到真正平等与自由呢？
因为人性本私，无论是西方洛克，还是荀子，都曾为我们认真研究过。故而只能以意识形态去改之。当今之世有两种意识形态占主流，一为社会主义，一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好啊！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凯尔森、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创造出来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主权分立、天赋*。这一切不都挺好的吗？或许至今许多人仍这么认为。
可惜不巧的是，不知从德国哪个角落蹦出个犹太人*写了本《资本论》，研究出一套融汇黑格尔辩证法又唯物的唯物辩证法哲学。这些一出来，什么制度才是最好的？怎样才能实现《礼记》里的天下大同就一目了然了。
*的理论可以说很精辟地概括出“只要私有财产存在，就会有不平等。”其阶级论更是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然今我们不用了？这是为何？
我们否认了许多原本正确的东西，依旧只因人性本私。我们抛弃了孔孟之仁义礼智信，抛开了王阳明哲学以及程朱理学。因为我们掌握了真正的真理“*主义”，可是今之中国却抛开了他的经典，挂着社会主义的皮，卖着资本主义的肉，而这一切即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不平之源，也是金融危机、恐怖主义之源。“概物不平则鸣”吗？
共和制再加上社会主义，我想该是一种最完美的制度，这就是人类今天所应垂钓之物。只有它才能达到社会平衡。什么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皆不能做到。
制度上，全国人大只是一部分人的人大，有的声音只是利益集团的呼声。且不说共和制里的立法权议会不能代替人民行使，就算可以代替的行政权也不见得行使得很好，利益阶层主宰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命脉，话语权。想必一个农民，一个工人是不可能走向人大吧！何况他们也没有闲情去做那举手表决的活，此今之中国不平之一：主权在民，人民的集合才是主权，试问人民何曾集合过，小*都要审个把月。
经济上，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改革开放三十年颂歌一片。其实这一片真的只是一片，而非全部。孰不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共同富裕”出自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理说应该用*《资本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