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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她是个正常人眼中的疯子，疯子眼中的偶像。（相信我，这依然不是已经到位的形容词。）
当然，我这麼说自己的妈妈，或许在许多有信仰的人眼里，会认为我必遭天谴，因为再怎麼样，都不能去批评自己的母亲。（我所谓的信仰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甚至是自己内心里某种无法动摇的信念，也是信仰。）
但是，我愿意对我所使用的形容词负责，甚至我有信心向你们保证，我妈如果知道我这麼形容她，她会点头说：“嗯，这麼说还可以啦！”
一头雾水吗？没关系，我现在就开始告诉你们，关於我妈妈的故事。
我妈她有个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俗搁有力”的称呼，叫做阿惠。这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个惠字。叫著叫著叫久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就都这麼叫她了。（当然啦，我还是要叫她妈妈，你们可以学我的好友们一样叫她神妈。）
我之前说过，她是个美人。在民国五十几年，她十多岁的时候，每天都有一堆苍蝇飞在她身边。但她没有选个金龟婿嫁个有钱人的命，因为小时候外婆跟外公很穷，所以包括妈妈在内的两个孩子都必须出去工作（还有大舅）。
所以妈妈还在念国小，就被外公带到加工区去，每天在加工区里踩著针车，缝著成衣跟布料。大舅跟外公则是去帮人搬砖头板模，搬瓦斯桶，踩三轮车，或是到码头去帮讨海人下货。外婆则是在有钱人家里帮带小孩煮饭洗衣服。
妈妈国小毕业后，马上就有一个工作等著她。那是外婆托朋友去引介的，是到盐埕区的一户富贵人家里去帮佣做小妹，而且是半卖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妈妈必须在富贵人家里住，而且要做到富贵人家自己解约，妈妈才能离开。一个月只有一天休息，月薪是一佰四十元台币（当时没有新台币）。
妈妈说，她刚到富人家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哭，几乎没办法睡著。一个晚上醒来五六次是常有的事，而且还不能让夫人（富人家的女主人）知道，不然会被骂。
她第一次拿到薪水的时候，她很开心的要拿回去给外婆（这时，妈妈还不知道她已经半卖给富人家，她以为只做一个月就好。），那装钱的信封上黏有胶水，她连开都没开过。
外婆见到她回来，心里很高兴，一家人傍晚还一起吃饭。妈妈说，晚饭只有地瓜粥配酱油，然后就是腌的萝卜乾。但是她吃得很开心。比起在富人家里她每餐都有鱼有肉（剩鱼剩肉），她觉得地瓜粥跟萝卜乾真是天下美味。
不过，吃过晚饭，外婆就要大舅用三轮车把妈妈带回富人家去，在这之前，外婆把大舅拉到角落，很轻声地对他说：“你妹妹已经半卖给人家了，等等你要载她回去盐埕，记得，千万要看见她进到人家家里，你才能回来，知道吗？”
“为什麼一定要看著她进去？”大舅傻傻地问著。
“不然她如果偷跑，我们就没办法跟人家交待。”
“那如果她不进去咧？”
“用抓的也要抓进去，这就是她的命！”
“这就是她的命！”外婆这句话一说完，眼泪立刻逃命似地从眼眶里掉出来，好像已经在眼睛里挣扎了很久一样。
事情跟大舅担心的差不多，妈妈在富人家外面放声大哭，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女生不停地出拳捶打自己十四岁的哥哥的胸口。妈妈不停地摇头大喊著“我不要回去！我不要回去！”她的长发在空中飘动，眼泪在空中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地散开。
眼泪跟拳头没办法改变那个时代的悲哀，当然也没办法改变妈妈的命运。或许外婆那句“这就是她的命！”是对的。妈妈的抵死不从就像是一滴落在摄氏六十度的沙漠里的水，不需要两秒钟就会被蒸乾，而沙漠依然浩大；那滴水解不了沙漠的酷热，就像妈妈的挣扎改变不了时代，为了生活什麼都必须咬牙撑下去。
那悲伤的时代不是一个十二岁小女孩可以改变的。即使听过多少类似的故事或是正在看这个故事的你们认为那有多难过，或是多难以想像，甚至感受到了我妈妈当时的无力感，你们都无法了解那股令人无力的力量。
富人家的门关了。门缝底下透出些微的光线，几个人走动着。
那，就是她的命。
后来，妈妈在富人家里打扫的时候发现，靠近西南边的那个房间可以看见高雄当时最高的五层楼建筑，对她而言，那就是家的方向。外婆家在前镇区接近小港的地方，而妈妈工作的地方大概离家有十几二十公里左右。
每个月领薪水那天，就是妈妈的休假日。当时妈妈只知道一条路，就是高雄唯一有铺柏油的中山路。每到休假日，她就拿著同样原封不动一毛不缺的薪水袋，朝著那栋五层楼高的建筑物一直走，经过很多田寮与蛮地，妈妈说，当时的高雄，除了盐埕区比较热闹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农田。
当妈妈走到建筑物之后，就表示家在她的右手边，只要再走十公里就可以到家。
是的，十公里。妈妈是这么说的。
04 或许我们都懂，但永远不及他们感受得深。
『十公里？天啊！』王小姐惊呼一声，『那大概是从台北车站到台北市政腑的距离呀！』
「嗯。差不多，」我点点头，在心里大略估算了一下，「以高雄的地点来看的话，大概是从新崛江到中山大学大门口的距离吧。」
『令堂都用走的？』王小姐问。
「是啊。没有钱就是用走的。我记得外婆说过一句话，「双脚走十里，省得五角钱。」这是台语，意思是十里路对当时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短距离，而且可以省下五角，当时，一趟高雄火车站到盐埕中心的三轮车钱大约是七角。」
『所谓的一趟是来回吗？』
「对，就是来回。如果车上超载，那七角就赚得很累了。」
『超载是几个人算超载？』
「三个。三轮车只能坐两个人的。」
王小姐跟魏先生听出兴趣似得越坐越近，我们坐在公园里的小长椅上，仿问越来越不像访问似地聊了起来。
『这些事情你怎麼知道的呢？』王小姐说。
「外公跟大舅舅说的，我刚刚有说过，他们当年在高雄骑三轮车。」
『所以，如果他们一天载了五趟，也才赚三块五角？那一个月也大概一百元左右而已，不是吗？』
「是的。不过，听外公说，他跟大舅很努力在载客，客人一下车，他们就马上再赶回原本的待客点，缩短来回的时间，一天下来，就会多出较多的时间多载到一些客人。」
『所以收入比较多一些？』
「其实不会多很多，不然大舅跟我妈也不需要出去帮忙赚钱，在年记都还那麼小的时候。」
『也对。他们当时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就开始在帮家里赚钱过日子，想想我们十二十四岁的时候还在学校里刘德华郭富城林志颖的尖叫著。』
王小姐自己说著说著大笑了起来，魏先生听了也笑著说：「那是你们女孩子的疯狂，我们可不是。我们男生听见刘德华郭富城都是脏话伺候！」
听魏先生这麼一说，我也笑了起来。
『所以，令堂十二岁之后，就没有再接受教育了，是吗？』王小姐问。
「不，我妈不是一个会屈服於命运的人，」我笑了一笑，推了推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说著，「她在十五岁的时候回到学校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了烟盒，从里面抽出一根，然后点上。
富人家里有个跟妈妈年记差不多的女孩，大概小了妈妈一两岁。每天都是妈妈在替她准备早点跟学校制服。听妈妈说，她是个文静乖巧的女孩，只是生活优渥的关系，很多生活技能一窍不通，连绑鞋带跟拿筷子都不会。
她叫什麼名字，妈妈已经忘了。所以姑且，我们用小美阿姨来称呼她吧。（算一算，她也应该五十岁了，叫她阿姨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小美阿姨常常跟我妈聊天，在我妈替她绑辫子或是陪她上学的时候。小美阿姨常跟我妈说：『学校真是个好玩的地方，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这话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杀伤力，但听在我妈耳里，那是一句有爆炸威力的话语，
在一个几乎被时代宣判没有机会再回学校的十二岁小女生的眼里，能上学的孩子除了幸福之外，还是幸福。
『我很想再回学校去啊！』这是妈妈心里的声音。她跟我说，当时她曾经偷穿小美阿姨的制服，在她替小美阿姨洗衣服的时候。她在厕所里偷偷地想像镜子里面的自己就是老师，而镜子外面的她正在认真的听课。
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小美阿姨上了初中，妈妈也在富人家待了两年。她开始替富人家打理一些店务。富人家是在做电器买卖的，在当时的年代能做电器买卖是非常不得了的富裕。
但说是打理店务，其实也只是帮忙扫扫地，掸一掸搁在电器上的灰尘。或是替老板到访的朋友奉上茶水。那些热水瓶电汤匙甚至电视机收音机等等的东西，她是连碰都不敢碰。
有一天，小美阿姨被女主人带出去，没多久之后回来，她发现小美阿姨的脸上多了一副眼镜。
『你怎麼了？』妈妈问。
『近视了。』小美阿姨说。
『近视？』
『嗯。就是看东西有点模糊的。』
『那你把眼镜拿掉看得到吗？』
『当然看得到，只是远一些的就看不清楚了。』
然后她们玩起了数手指的游戏。妈妈要小美阿姨拿下眼镜，然后她比了两根手指，小美阿姨回答『二』，妈妈又退一步，再比出三根手指，小美阿姨回答『不清楚了，看不到了。很模糊呀！』
但妈妈关心的不是小美阿姨到底能不能看到，而是她觉得有副眼镜戴在脸上，那种感觉真有学问。像是把学生证贴在胸前，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就是学生一样。
这件事一直记在妈妈的脑海里，她告诉自己，如果能读书读到戴眼镜，那真是一件完美到天上去的事情。甚至，她愿意读书读到眼睛瞎了，只要她能读书。
所以妈妈只要休假，走了十几公里的路回到家，她就会跟外公外婆说她一定要再回去念书，不管多苦都要做。当然，外公外婆没有回答，他们非常知道家里的情况，要让一个孩子念书，对他们来说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有一天一大早，妈妈要让大舅载回富人家那儿的时候，她看见外公在离家外面几公尺的地方，用那种古老的，必须用手连续压那长长的柄才会有水跑出来的抽水器在洗自己的眼睛。
『哥哥，爸爸怎麼了？』坐在大舅的三轮车上，妈妈问。
「爸爸跑了很久的码头线了，港边风大，砂子很多，他每天回到家就是肿著眼睛，然后睡了一觉醒来，就去洗眼睛，消肿了以后又继续去跑码头线。」大舅一边踩著三轮车，一边说著。
『那为什麼要去跑码头线？』
「政腑开始在发展高雄港啊，那边船多货多人也多，很多三轮车都去了。」
『叫爸爸不要再去跑那边了啊，眼睛坏了怎麼办？』
「你以为我跟妈妈都没讲吗？没办法啊，他哪讲得听？有钱赚他再远都去！」大舅在最后那句「有钱赚他再远都去」下了重音。语气中似乎有点无奈的气愤。
妈妈沉默了。听完大舅说的话，她很清楚的知道，外公是个不会听别人劝的人，固执而且脾气硬。决定要做的事，谁来劝都是找骂挨。
其实大舅也跟外公跑了一阵子码头线，但因为在码头线搭三轮车的大都是取巧又小气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