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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到国家财政的问题了，没有钱，怎么打仗？没有粮草马匹武器，军队何以为继？
于是有人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彻底禁止商贾出没，因为大家都跑去经商赚钱了，还有谁会用心耕作田地呢，不去耕田，粮食产量就少，粮食少，人就不够吃，百姓就要饿死，国家就要动乱。最好是让人人都回归到田地里，这样人心不乱，也就少了很多纠纷，说不定还能恢复到三代之治的局面。
也有人认为，商人本身是可以存在的，但是要加以控制，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商人重利，追逐利润，那就必定会损害义，义利不两立，治理国家，有仁义就够了，要利做什么？像匈奴这样的化外蛮夷，可以用仁义来感化他们，使其褪去强盗本性，变得像中原民族这般知礼好礼。
又有人说，为今之计，最好莫过于休养生息，与民无争，经历过秦末战乱的百姓已经经受不起再来哪怕是一点的盘剥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身为君王，也应该以身作则，崇尚节俭，修缮甘泉宫什么的，最好就不要了，咸阳宫已经够大了，将就着住就行了，你看天底下还有多少百姓，连茅草屋都住不起呢！
还有人直接对刘远说，陛下，像秦代那样，奉行法家治国，结果不过两代就灭亡了，这样是不行的。以仁德治天下，才能使天下人人归心，但是君王要以身作则啊，听说你对自己的父亲不够恭敬，甚至让他休了你的嫡母，改尊自己的生母为正妻，如果民间百姓也效仿你的做法，到时候礼仪何在，国将不国，人心浮动，还要谈何强盛呢？
这样的发展实在是刘远始料未及的，他没想到自己躺着也中枪，本来只是打算昭显一下胸襟，结果最后自己竟然变成了众矢之的。
我的家事，连我老爹自己都没什么意见，他现在顶着安乐王的头衔，正待在老家安安生生地养老呢，朝中大臣都没什么意见，有意见的都被我镇压的，你们算哪根葱，出来叽歪什么？我让你们献言治国之策，不是让你们来讨论老子家事的！
刘远怒了。
虽然这样的声音在所有建言里并不算主流，但总归无法让人忽略，而且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刘远发现争鸣殿存在的意义，越发偏离了自己原来想要的方向。
许多人不是为了思索如何让国家强盛起来而在出意见，而是把自家的门派学说往国情身上套。
他们希望皇帝或朝廷能够采纳自己的学说，所以千方百计各出奇招，务必达到语出惊人的效果，至于最后是否有实用性，那是两说。
愤怒归愤怒，但刘远又有点束手无策，因为争鸣殿一开始就是他亲自下的诏令，现在如果反悔喊停，那之前的经营就等于无用功了。
刘远觉得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从打败项羽之后就顺风顺水的他，终于尝到了挫败的滋味，也第一次意识到皇帝再尊贵，却不是什么事情都掌握在手里的。
陛下心情不好，咸阳宫也就跟着处于一片阴霾之中。
张氏手头攒了几个许王妃的人选，又不想去刘远那里碰一鼻子灰，就先把刘桢找过来商量。
刘楠尚在军中，一时半会还回不来，等到这边将人选初步筛选出来，再让他过目也不迟。
张氏虽然是皇后，可对于刘楠来说，毕竟还是继母，处理这种事情，很容易吃力不讨好，所以让刘桢加入把关，各方肯定都没有意见。
这就是刘桢为什么今天去不成甘泉宫的缘故。
最近因为少与刘远碰面，她只听说刘远因为前朝的事情心情不好，具体内情却并不清楚，直到今日听张氏说起，她才知道上回刘远整治刘家人的事情，竟还牵连出这么一条尾巴来。
第73章
“荻芽若用来煮或炖；未免失之鲜味；若是洗净生吃，又尚有青涩之味；便该这般小炒一番；再以鸡肉裹上面粉炸得金黄，与之相和；方是美味啊！”
宋谐夹了一箸荻芽香酥鸡送入口中，吞下肚之后；仍不掩赞叹之色。
凉亭之中；两席对坐，无主客之分，这是招待交情较好的朋友才会有的待遇，能得丞相如此招待；坐在宋谐对面的自然也不会是寻常人。
“这还得多亏长公主命人所制的炒锅，听说如今咸阳城甚是风靡，连我家都备上了！”太仆周允摇头失笑。“如今一日三餐少不了都会有炒菜，倒也习惯了！”
太仆虽然是九卿之中最不重要的一个，不过周允跟宋谐的私交却很不错，闲来无事也会互相上门拜访，只是宋谐身为丞相，事多繁杂，能空出来的时间不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周允上门。
宋谐笑道：“这炒菜可不宜多吃，按长公主的说法，是吃多了上火，朝食也得用些粥粒锊藕每嘶眨 �
周允用竹箸夹起一颗荻芽：“如今这国策之争，正如这颗荻芽一般，火候恰到好处，可以上盘了。”
宋谐微微一笑：“不再添一把火？”
周允摇摇头：“过犹不及啊！话说回来，你身为丞相，百官之首，明明知道熊康是儒门弟子，而陛下若采纳熊康之言，定然会酿成今日局面，却不出言阻止，难道就不怕陛下它日回过神来，怪罪于你吗？”
宋谐叹道：“我如何没有劝谏？先前我就对陛下说了，如今时移世易，经过秦朝一代，各门各派的学说大多有所演化，已经不复旧时面貌，别说现在，就连你们法家，在周天子时，不还分了势、术、法三家吗？时至今日，分出来的派别只怕更多了罢？不过陛下自觉可以控制局面，我也劝不住，倒不如索性让陛下看清熊康等人的真面目，也好将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一网打尽！”
旁人听到宋谐这一席话，兴许还会一头雾水，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周允，心里却再明白不过。
诸子百家影响深远，门生学徒自然也遍布天下，纵使经过秦始皇的打击，也不过是暂时蛰伏，稍有衰落，却未完全败亡，如今新朝建立，那些原先潜伏起来的各门弟子，便又希望借着当政者来宣扬自己的学说。
然后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刘远之所以会下招贤令，就是因为熊康对他说，为君者当兼听则明，广纳天下良言，以显君王之怀。
刘远深以为然，于是就下了那道后来引起天下震动，掀起无数风波的诏令，又辟争鸣殿，以作辩学之所。
但是熊康之所以会作出如此建言，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有另一层鲜为人知的身份。
熊康是儒门弟子。
儒门自从秦始皇时代就受到严厉的打击，秦二世胡亥更加不可能为他们平反，自那时起，儒门弟子就无时无刻不想着光复门楣，名扬天下。
他们蛰伏了许久，终于碰上这个机会，当然不肯放过，借着在争鸣殿辩学的机会，儒门弟子摩拳擦掌，打算一展所长，让儒家彻底取代法家，成为治世之学。
一开始确实进行得很顺利，儒门弟子在这些年也学聪明了许多，他们并不一味排斥它派的学问，反而博采众长，去芜存菁，将儒学发展得更加完善，从这一点来说，熊康的打算是没错的，像重教化，轻刑罚一类的观点，确实令刘远颇为赞同，而且欣然采纳。
但是他忘了，就像其它学派一样，儒门里也分了许多派别，有时候同为儒门弟子，彼此的观点也有截然不同的时候。
别说熊康不是儒门领袖，就算他是，估计也控制不了局势的发展。
渐渐地，就开始有人把关于君王仁德牵扯到刘远对父亲和嫡母不孝的事情上去，刘远最恨别人在这件事上对他指手画脚，当时一听，直接就恼羞成怒，拂袖离去，事后还将说出这番话的那个儒门弟子痛骂一顿，对儒家的印象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这下正合了其它门派的士子的意了。
儒家风头最盛，大家正愁没机会扳倒他们，他们自己内部协调不好，直接把把柄递到别人手上，其他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蜂拥而上，把儒家贬得一无是处，顺道把自家学说改一改，以便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尤其是帝王的统治需要和爱好。
譬如说有人批评刘远不尊父母这件事，法家弟子就反驳道：父慈子孝，父若不慈，做儿女的又如何孝顺？万事万物源于法，法若得立，诸事大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情况就应该订立律法，规定子女虐待父母，当处以大刑，反之若父母待子女不慈，甚至虐待子女，子女成年之后，也可不必赡养孝敬父母云云。
从前秦律里对孝道有很严厉的规定：儿女控告父母，奴婢妾室控告主人家，一般都不为罪，父亲偷了儿子的财物，这也不算罪，父母如果控告儿女不孝的，要求处以儿女死刑的，也要处以重刑。
这些律法的制定，当年都有身为法家弟子的商鞅与李斯等人的影子在里面，后来新朝建立，刘远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对这条律法怎么看怎么不爽，就要求不要加入乾律里。
结果现在法家弟子为了光大自身，顺便打击别派学说，直接就与时俱进，迎合上意，把律法给改了，直接呈献给皇帝。
诸如这样的行为，其它门派的弟子也没少干。
总而言之，这场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辩学，开始愈演愈烈，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进行。
这些事情，就连丞相也控制不了。
仔细说来，其实朝中大臣，多数都有诸子百家的影子，比如说周允就继承了法家里申不害一脉，而宋谐则是名家弟子。
但名家一派到了秦末，就已经逐渐趋于没落了，宋谐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也不觉得名家不适应时代发展，任其沉寂下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压根就不赞成这种辩学之争。
在他看来，百家争鸣存在的意义，在于让诸侯割据时代的诸侯王们选择最为适合的发展道路，从而出现其中的王者，比如说秦国，采取了法家强国的观点，果真就从七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天下一统之中，需要的就是统一思想，因为思想的统一有助于政治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刘远自从立国之后，事事顺风顺水，难免开始自信心膨胀，他没有听取宋谐的劝谏，反而听从了熊康的话。
宋谐也有些气性，见劝不动，索性也就不再劝了，既然皇帝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就等着皇帝撞了南墙之后再出来收拾残局，到时候皇帝自然就会明白他的话是多么正确。
现在的情况是，百家争鸣，那么多学术门派齐聚一堂，大家辩着辩着，难免就离题万里，加上其中还掺杂了各种政治因素和各派利益的斗法，局面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混乱起来。
原本的国策之争变成了学说对学说的攻击，曾经开宗立派的圣贤们早已作古，而继承并发展他们学说的后代弟子又良莠不齐，一宗之中还分了好几个派别，彼此分歧纠葛更不必说。
刘远被吵得烦不胜烦，又不能出尔反尔取消招贤令，他只能减少去争鸣殿的次数，免得每次回来都听得一肚子火，饶是如此，关于各派学说的上书还是源源不断地呈上来，在刘远面前不断秀着存在感，其中又以指责他的言论占了上风，直让刘远恨不得让人将这些竹简都丢去烧火做饭。
刘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想去问丞相。
当初宋谐劝言的时候，他没能听进去，现在局面有些难以收拾了，他再去问计，那些人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些想法，好像自己除了打天下之外就一无是处似的了。刘远不相信，自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