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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并不是去那里庆祝胜利的。他是要借此机会宣布他的新组织的成立。对着摄像机，福柯念了一份关于该组织宗旨的简短声明。这个组织是他在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和让—玛利·多梅纳赫［JeanMarie Domenach，天主教杂志《精神》（Esprit）的主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按福柯的解释，是具体而适中的：他和同事们希望搜集有关法国监狱内部悲惨状况的信息。他们特别希望听取亲身体验过监狱生活的人的讲述。为了顺利得到这些信息，“GIP”敦请狱中的人们同他们联系。该“小组”还告诉人们，他们已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可供索取，答卷将在以后的某一天予以公布。
福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念的声明，给人留下了许多假象。虽然有像维达尔—纳盖和多梅纳赫这样有名望的人支持，“GIP”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组织”，而毋宁是德费尔和福柯临时策划出来的一个流动性的鼓动中心。它从来就没有打算只从事信息搜集或慈善活动。它的毛派背景还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被预设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一种新的文化武器。
最首要的是，“GIP”被预设为一种试验场，它将对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进行考验——这种知识分子不愿出风头，然而富于颠覆性，谦逊然而狡狯。
它要打击的靶子，一如既往地仍旧是让—保罗·萨特——当代在世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法国在道德上持异议者的脆弱传统的化身。正如福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传统中，“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说实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需要了解事实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意味着良心、自觉性和雄辩。”福柯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正是本着这种奥林匹克精神，战后的存在主义者们告诉了人们“自由包含了什么，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什么、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不但自己决心抛弃、而且还决心在社会中全面加以摧毁的，正是这样一些以道德权威自居的傲慢姿态。“GIP”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它要建立一个论坛，所有藐视道德权威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曾用怎样一些残忍的方式惩罚过他们。
“我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福柯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宣称。在这里，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知识分子想像成一种游击战士，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福柯曾想像过一种拨弄癫狂火山的地下人，与此很相似），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他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尽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出来的人才能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在这个时期原则上也已归附于某种类似的游击战的纲领。他宣布“老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萨特也和毛派携起手来——他在1970年担任了《人民事业报》的挂名主编，以防止该报被查禁。后来他又不知不觉地被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班尼·列维）控制了，并最终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
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的试验而发起GIP组织，并将福柯那一套不同于萨特的设想付诸试验，就更有必要了。“倡议一项改革还轮不到我们，”——GIP的成立声明最后说道（言下之意是他们已有了这一设想）。“我们只希望昭示事实，并希望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为问题很紧迫。我们必须使舆论警觉，并使之保持警觉。”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7）
GIP从好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德费尔和福柯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德费尔将它分发给去探监的犯人家属；答卷收回后，两人便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GIP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极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在1972年指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
但是，似乎出于偶然，混乱方面的力量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自发地沸溢和爆发，摧毁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虚饰（福柯和毛派都从1968年5月的事件中总结出了这一教训）。按照毛主义左派的兴致，这种自发的反叛是再好不过的事，它的发生可以提供一个搞鼓动的好机会。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直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德勒兹是德费尔和福柯在GIP里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福柯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就已是他哲学上的战友。德勒兹虽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对福柯仍怀着几分敬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知，”德勒兹后来解释说。“他能幻视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视、能够看见什么并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样，他发现他看到的净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恰如事态将要表明的（和GIP搜集的资料将要显示的）那样，法国监狱里面的情况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监狱绝妙地说明着“正义”可能会是多么的野蛮。尤其是法国监狱在7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改革目标，听起来特别美妙。这些塞满了毛派分子的监狱已成为这样一种地方：里面，政治活动家可以鼓动造反；外面，GIP又可以把消息传遍法国。
“米歇尔感到狱中存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德勒兹回忆说，“他觉得这不是小问题。”
GIP就这样工作着。德勒兹帮助德费尔和福柯搜集消息。他们分发小册子。当纽约北部阿提卡监狱的囚犯发动血腥叛乱的时候（法国报刊对此作了广泛的报导），他们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
同时，他们等待着。
1971年12月9日，图尔的监狱发生了暴乱。一群犯人洗劫了狱中的木器厂；另一群纵火焚烧了监狱图书馆；一些单身牢房的犯人砸坏铁窗，把垫褥、椅子、盘子扔了出来。该监狱有三座楼房，暴徒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座，一遍一遍地高呼“打倒专政！”并高唱《马赛曲》。据监狱牧师的传达，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暖和的浴室和较好的牙病医疗条件。（这种显然琐屑无聊的要求，这些年在法国其他监狱发生的暴乱事件中频频出现。这使福柯感到很兴奋：他感觉这是一种“无罪化”的标志，说明现代囚犯们已变得多么缺乏羞耻感，多么“问心无愧”。）
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暴乱的消息后，巴黎的毛派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策划发新闻特刊来报导此事，一边组织人员去了解真相。
正在这时，这所监狱又发生了第二次暴乱。但这一次警察反应很快，他们迅速控制了该监狱，并在此过程中打伤了几十名囚犯。
事过不久，福柯和德勒兹来到了图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该监狱的一名医生——一个名叫艾迪丝·罗斯（Edith Rose）的精神病学家交来一份证词，详细描述了图尔监狱惨不忍睹的内部情况。福柯和德勒兹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舆论界披露这份证词。在他们看来，这份证词不仅本身就是一份证明材料，而且提供了一个足以作为教训的实例——它让人们看到，何至于一个官方委任的专家竟敢违背保持缄默这一职业规定，用最明白的语言道出了她的所见所闻。
她的语气，事实上是很平静的。罗斯大夫这样写道：“最令我难受和痛苦的事情，是看到犯人们被套在锁链上整整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戴着镣铐。我在医务室曾听见他们叫看守用叉子给他们喂饭。……有些目击者告诉我，他们的牢房里满是粪便，不过我没亲眼见到。”然而她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以至于强烈地感到，在图尔监狱坐牢还不如死了的好。“我敢说，自从我去图尔监狱工作以来，那里自杀企图的发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惊，”她宣称：“自缢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灯管等等东西的，都很多。”
这正是那种通常最令福柯感兴趣的资料——无论是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的，还是某个像罗斯医生那样的人提供给他的。福柯赞许地评论道：罗斯医生“并不去批评”作为一种机构的监狱，而只是“在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种情况下，展示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位监狱精神病医生用一种不带情感的语言（这能令人奇怪地想起罗伯—格里耶的那些冷漠的叙述者），冷静地再现了狱中最可怖的情景。
罗斯大夫的报告后来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福柯为它写了篇引言，在文中亲自对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细节作了一番概述：“人日复一日地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合适的地方……每天不是受刑罚，就是服镇定剂；不是被拘押，就是被注射药物；不是下地牢，就是上城堡（多么让人放心的道德哟！）；在20岁就被变成终身罪犯的偷车贼”（这将成为《规训与惩罚》的中心论点）；而且——福柯怎么能够在这件事上罢手呢？——“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企图自杀！”
事实上，GIP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小册子就是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这份1973年由伽利玛出版的小册子——《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像前几个小册子一样，也是一种资料汇编（将一些事实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些整理，略加一点评论即呈送给读者）。它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统计表，其中列举了1972年法国监狱发生的自杀事件，其数字高得惊人——共32起。编者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内，并逐个详细说明自杀的方式，如：自缢、过量服药、服毒、吞�